闻一多前期文艺思想，表现在“为艺术而艺术”，即“以美为艺术的核心”。这种艺术思想不仅表现在他继承中国古代大诗人的技巧、在新诗的讨论中不断地发挥其影响上，而且也表现在借用外国文艺思潮中已有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上。他说，向杜甫学习，也向济慈（J。Keats）学习。他随时都愿意尝试西方诗歌的形式，但他也劝现代中国的诗人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上下工夫。1923年，他发表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我总以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它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这是闻一多评论新诗的一个标尺，也是他追求的目标。
（一）从对古籍、诗、文崇拜起步
闻一多出生在古代楚文化的土地上，并受到她的哺育。屈原的诗是战国时楚地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屈原得到那里人们的尊重。闻一多是屈原的老乡，他学习屈原，追随屈原，在很多方面都有屈原的影子。幼时，闻一多曾在塾师徐老先生家念《三字经》、《幼学琼林》，学《四书》、《尔雅》之类。后从王梅甫先生读国文、历史、伦理学、自然科学，努力学习中国古籍，接受启蒙教育。由于王梅甫念过新学，闻一多开始接触中国正在萌芽的新思想、新知识，接受时代气息。他从父学《汉书》、诗文，也喜欢古诗、训诂，熟读《诗经》、唐诗等，以后进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学习。闻一多希望学习新知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博物、地理等，又在他的叔父丹臣（闻廷慈）先生主持的改良私塾里学习中文、英文、算术与梁启超的时文。丹臣醉心于新学，很佩服梁启超的文才和政治见解，甚至对梁启超主张中国应该接受西方文化的那些极端主张，他都表示赞同，这也直接影响了闻一多。直到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学习时，他仍然学习梁启超的写作，也对梁启超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他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说：“造诣精深的大艺术家，藉他们，中国希望能将其四千年来所积累的文化底私财，加入世界的资产里，使人类底精神的生活更加丰富。”
闻一多入清华学校，一学就是十年，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作为用1908年“庚子赔款”一部分经费创办的清华学校，它的教学模式，是20世纪中国一个很独特的教育实验。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类似美国的学校，主要是为了开发青年的智力、体力及道德思想，使其较早地接受近代西方文明，其目的是要训练一批青年来使中国现代化。清华的教员，有中有西。中国的教员教中文和历史，而西方文学及科学等课程，则由外国教员教。学校的教学活动很活跃，鼓励学生对戏剧、音乐、辩论、写作等的兴趣。闻一多很好地运用了这样的条件，常常担任辩论会的主持人，畅谈中国的社会问题及世界大事。学校也经常请一些校外名流来演讲，如讲授汉朝的苏武、宋朝的思想家陆象山、明朝的史可法、西方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等。梁启超也在清华主讲过治学的方法及做人的目的。翻译了许多西方小说的文学家林琴南演讲时说，人要有好的信念，行为才能符合道德的标准，这是他研究和翻译西方小说的心得。蔡元培对清华学生讲，如何能使爱国心与人道主义调和而不冲突，他还说如果学生们盲目全盘西化，就会变成西洋人了。闻一多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儒学大师陈焕章和当时北京的国会议员王敬之在清华竭力宣传孔教，以抵抗西方的文化侵略。西方的知名学者被邀请到清华演讲的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马克乐瑞（Robert M。McElroy）。他们介绍了西方的实用主义及其他政治思想，就是在这些课内、课外丰富的见闻中滋养着闻一多的智慧，培养了他开放的人生态度。可见，闻一多在传统文化教育下与美国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熏陶下，经历了激烈的碰撞、冲击、融合，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与心理距离，培养了他自己特有的文化性格。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进程中，随着西方学术不断在中国传播，闻一多显示出他觉醒的意识、解放精神和开放思想。
闻一多，原名闻亦多，这个从湖北农村来的孩子，住进西式的洋楼，望着一个个穿着西装的外国教师，还有一些穿着西装的时髦的中国人，感到新奇而不习惯。面对这种生活方式和那些“公子哥儿”，他在《旅客式的学生》一文中轻蔑地说：
洋楼，电话，电灯，电铃，汽炉，自来水，体育馆，图书馆，售品所，“雅座”，电影，胡琴，洋笛，中西并奏，象棋，“五百”，夜以继日，厨房听差，应接不暇，汽车胶皮，往来知识——你看！好一大间清华旅馆！
学校的教学设置、管理制度都是美国式的。校方聘请了一些美国教师，以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教育和影响着这些中国青年。学校管理制度非常严格，往往用考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一个学期若有两门不及格就要留级。教学管理制度烦琐，各种规则繁多，闻一多极不习惯这一套。由于闻一多的英文基础较差，在清华的头几年，他特别专心学习英文。通过学习英文，他开始走进一个绚烂多姿的西方文学世界，对西方的思想也有更深一层的接受和认识。清华早期学人的文章，大多谈及西方的英雄事迹，如拿破仑（Napoleon）、纳尔逊（Nelson）将军、富兰克林（Frank-lin）、韦伯斯德（Webs ter）等。到了闻一多上学的时期，则更多的是研究西方的思想，如培根（Bacon）、卡莱尔（Carlyle）的哲学，马丁·路德（Martin L uther）的思想。由于清华的文学课程并不注重诗歌，闻一多就个人制定学习计划，用两年时间学习从先秦到清代的诗歌。他既背诵李商隐那充满感情色彩的诗，也背诵陆游那爱国情感丰富的诗。同时闻一多开始写比较传统的中国文学批评，如词话，他赞美李白、欣赏庄子，还写关于苏武、李陵等人的故事。闻一多认为，中国的《四书》、《五经》是永世不变的真理，他在《论振兴国学》一文中说：“要是中国人能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新学，使不懂外语的中国人，也能一样的了解新学，那样一来，不但新学会在中国发展，而且有一天西方人也会到中国来求学，这样中国的文化就能发扬到全世界各地。”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Kai-Yu H su）认为：“闻一多同意梁启超的说法：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闻一多认为中国宋朝以后文学的衰萎，跟希腊的古典文化在西方没落的情形是一样的。这跟唐朝的韩愈与英国的哲学家卡莱尔的说法相似。”
闻一多批评一些维新人士，认为他们一味崇拜西方，忽略了中国古典学术。正如许芥昱说：“如这些人（他们）都不能担负起振兴中国文学的任务。但是中国文化一定得振兴，不然就将国将不国了。而且只要我们能从古代圣贤遗教中发掘出我们伟大的真理，再把这些真理付诸实践，中国的国运一定会再兴的。闻一多这种思想，跟明末清初的革命思想家顾亭林、王夫之、颜元的看法相近。”
中国古圣先贤都以实践为重，不尚空谈；重“力行”，而不“中风狂走”。人生要采取行动，正如西方的英雄富兰克林、纳尔逊，他们的生活经验正是如此。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拜，闻一多写了《论振兴国学》，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希腊之兴以文，及文之衰也，而国亦随之”。通过与西方比较，此文说明振兴国学之必要。他又写了《新君子广义》，指出“廉耻立，礼让兴，此泰西之治，治于多新君子也”。这反映了闻一多对西学的借鉴、对生命的尊重和注重力行的思想倾向。他抨击那些儒家传统的旧君子，认为他们思想保守、崇尚空谈。他同意袁枚的观点：“天下要是少有几个这样学者就太平了。”而有些人却认为，不但要采取行动，还要推行“文化的沙文主义”。如当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Ted Roosevelt）的演讲中就说，中国的和平政策是中国的一个大害。他举例说中国古籍中的“洪范”，用以证明古代圣人已经有了科学的观念，比西方的亚里士多德（A ristotle）要早。他说，不要崇洋媚外，不要以为西方的东西都是新的。闻一多及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古典是很有感情的，但不能否认他们还需要纠正千百年来对古籍的很多误解，才能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许芥昱说：“一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止，闻一多的想法还算是温和派，还没有很直接地批评西方文化在清华的影响。然而西方思潮的影响在清华是与日俱增的。达尔文、斯宾塞、康德、黑格尔、马克思都成了清华园中讨论的口头禅了。”
在1919年前后，清华园中“山雨欲来”。在游行抗议、纷纷争论的五月四日的夜里，闻一多用一张红纸写下了岳飞的词《满江红》，并贴在学校饭堂的门上。他虽没有直接参加示威行列，但他那一手好字正是宣传工作中所需要的。五四运动使清华园的空气一变，激扬了闻一多的爱国热情，使他对清华西化的趋势更加不满，对中国传统的旧价值观念发生动摇，甚至写文章也从古文转向白话文。他在为清华同学徐日哲写的一篇祭文中说：
萃群妖于九区兮，莫赤匪狐。启曾关以揖盗兮我版图。目负豕于道路兮，孰敢诣而张觚，徐君哀彼啜醨兮，踏六坟以疾呼。君子居兮病在身，君子行兮不戚以频。君朝出兮莫来归……念鲁难之未艾兮，何以慰兹忠魂。指九天以为正，誓三师以亡秦。谨陈辞而荐醴兮，魂来享其无慬。
闻一多没有高谈古圣贤之大道理，而是富有感情地批评政府。在庆祝德国投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写了一首旧体诗《提灯会》，为祖国多灾多难的命运而思虑不已，表现出他的一片伤时忧国之心。
……
清华立遐僻，胜会如同期。
吉金铿尘阛，我听思斗悲。
华灯耿黑树，我睹疑燐燨。
孤怀厌喧嚣，彼乐增我悲。
幽思坐冥独，愁魂忽南驰。
峥嵘跋肉阜，浩涆涉雪池。
……
在北京一万五千学生参加提灯会时，闻一多提醒人们，虽然一次大战胜利了，可是中国仍然连年内战，人民还在遭受贫穷和痛苦。在他后来《死水》集中的那首《荒村》，直接抒写了诗人对社会、对世事的不平和愤懑。闻一多鞭挞“仇”，是为了追求美。
清华学校不重视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教育，其他课程安排很多，中国文化课程则受到限制。闻一多热心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孜孜不倦地看自己喜欢看的中国古书，如《论语》、《孟子》等，那篇《二月庐漫记》，是他自己艰苦读书生活的记录，是他学习祖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实绩。闻一多论史评诗，读书的面很广，对各类史书、各种诗集、诗话、笔记都有所涉猎。闻一多善于独立思考，读书不轻信书中所言，特别不信古代帝王将相的正统观点。在他看来，“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即遇，遇亦不必佳也”。闻一多认为《三国演义》写关羽投降曹操后，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件事，“其事即真，亦不足以言云长大节哉”。再如庄子丧妻鼓盆而歌，闻一多认为那是虚无的处世态度。他说：“庄周亡妻，鼓盆而歌，世以为达，此殆不燃，未能忘情，故以歌遣耳，若能忘又何必歌。”而对历史上的其他一些人物，他也颇有兴趣，如《晋书》所记载的惠帝听蛙鸣，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如曾国藩等人。
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爱，集中表现在对古典诗歌的兴趣。为了学习和理解古诗，他特别注意古诗的艺术构思和独创。正所谓“同一机局，而不相袭，此古人善用意处”。他在分析梅花时说：“近所见咏梅之作，当以庾子山之‘技高出手寒’，东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为上，林和靖之‘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见一枝’亦善，至高续古之‘舍南舍北雪犹存，山外斜阳不到门。一夜冷香清入梦，野梅千树月明村’可谓传神好手。沈得与有联云：‘独立江山暮，能开天地春。’气骨豪迈，有举头天外之概，脱尽咏梅恒境……”闻一多在分析古诗时，既注意诗中咏事的意义，又细心领会作者创作时的境遇和心情，可谓知人论事。他读杜甫诗有感而发：“杜子美，父名闲，故诗中不用闲字。‘娟娟戏蝶过闲幔’，原作开幔，刻字之误也。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坡公有诗云，‘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岂未之考也。”闻一多喜欢诗，又爱画画，对色彩很敏感，他读杜甫诗“雀啄江头黄柳花”，又想起他的“生憎柳絮白于棉”的诗句。如何分辨“柳花”和“柳絮”？闻一多在清华园仔细观察柳树，认为：“柳生于叶间，成穗作鹅黄者，柳花也。花既退，就蒂结实，熟到乱飞如絮者，柳絮也。”
他在清华学校，经常有旧诗发表，如《拟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读项羽本纪》、《春柳》、《月夜遣兴》、《七夕闺词》、《松赋》、《马赋》、《招亡友赋》、《提灯会》、《维摩寺》等等。通过读诗可以发现，闻一多写下了许多歌颂历史人物、抒发自己情感的诗篇。那首《松赋》，写的是一个坚贞不屈的人物性格，它象征力量、圣洁的美的光华，具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和文学意谓。“挺雄姿于峦岗”，描写清华园内古月堂旁的松树和姿态万千的松林。自然物与一定的抽象观念发生联系，因而被赋予了某种思想意义。在风雪冰封之中的雄伟英姿，“经千霜而弥劲，带冰澌而益强”，表达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与刚正的主体精神，是意象文化和美学意蕴的融会。在《清华体育馆》中，他写同学们锻炼的生动情景，亦有惊人之笔：“修绳倒挂都卢足，缥凌欲逐青云飞。青云飞，翻腾疑坠忽安住。”闻一多酷爱读书，他把进图书馆看作是进入一个知识宝库，所以，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不受黄金愿借书，我生乃值廿世纪。”闻一多旧体诗的代表作是《提灯会》，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联盟失败而告终，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北京举行提灯会庆祝这一伟大胜利。闻一多并没有直接参加在海淀的活动，而是留在清华园里“勉思国难”，于是写下这首“勉思国难”的《提灯会》。闻一多面对国内军阀混战、政客捣乱以及灾情遍野的时局，沉思默想着祖国多灾多难的命运。
朔云荡高天，风雷鸷隼资。
流星骇羽檄，涌雾腾旌旗。
格奋累四载，虚縻巨万资。
狂虏倍猖狂，血肉为儿嬉。
……
上述这首诗反映的是一幅充满动荡和斗争的时代场景。提灯会的灯光星星点点，诗人在清华园却“但使试内顾，得毋泪连而”。德国战败了，而日本却乘虚而入，夺取了原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签订不平等条约。闻一多想到“豺貔本同类”，它们正在觊觎中国。此时此地，中国却在开提灯会，是多么危险啊！闻一多为此感慨：“吁嗟众黄口，大患方燃眉。涕泣且弗遑，奈何饰愉怡。”正是在北京有一万五千学生参加的提灯会，狂花飞舞，灯火迷离之时，闻一多却“孤怀厌喧嚣，彼乐增我悲。幽思坐冥独，愁魂忽南驰”，道出了那种真切朴实的爱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襟。
闻一多对中国古代典籍有敏锐的思考，对诗学则另有新见，并能及时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对《候人》的解析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朱熹关于讽刺远君子近小人的说法。他说“近小人”是谎话，“远君子”又是谎话中的废话。朱熹站在封建礼教的立场上对《诗经》中《静女》、《木瓜》等十七首诗的负面评价，认为其都是“为淫者所自作”。闻一多不同意这种看法，反驳说：“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不耻之间，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并指出：“如朱子之说，则虽诗词之正者，亦必以斜视之。文公其合九州之铁，铸一大错者耳。”他也驳斥了王安石对李白的错误批评，认为“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间，生杀随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结明主，意有所疾，杀身不顾。坡公作太白画赞云：‘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浣吾足乃敢嗔。’此语甚妙。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污下，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果而直是咳嗽亦不可也”。
（二）闻一多心目中的绘画、戏剧艺术闻一多对艺术有特别的爱好和天赋，他喜欢看戏、绘画。小时候他跟大姑母学剪纸画图案，又在读书与写作之余，开始练习书法，他对古文字也感兴趣，还学了篆刻。他认为：“原始的象形文字，有时称为绘画文字，有时又称为文字画。一切文字，在最初都是象形的，换言之，都是绘画式的。反之，任何绘画都代表着一件事物，因此也便具有文字的作用。”中国传统观念对闻一多的影响非常大，文人雅士是离不开诗、书、画、篆刻的。闻一多很早就想从事文学，同时又想从事绘画，两种活动都需要他付出很多时间。在他早期的生活中，已有了这个矛盾，到底是走哪条路？后来因辛亥革命爆发，闻一多辍学在家，在他父亲为废除科举而失望之际，恰好北京清华学校来鄂招生，闻一多的父亲很兴奋，希望他的儿子能去清华念书，再留学美国，将来可以获得一个洋状元。
清华辛酉级擅长书画艺术，培养了他对写字篆刻的兴趣。他练隶书，刻图章，常常为班级争得光彩。他在《出版物底封面》一文中认为：“中国字是一种重要的艺术，这是别国所羡慕的，而我们自己反不知道利用它。”闻一多的画在清华比他的字更享盛名，他的水彩画，不拘陈法，随意创造，尤其是景物山水，被评为“善露阳光，有灿烂晴日之景象”。闻一多的画曾送到国外参加美术展览，他也写了不少美术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主张“美术救国”，这是他早期文艺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他说常听外国人讲，要买真正的中国东西，外国人也常劝我们学我们自己的画。为什么不赶快恢复从前的宣霁、雍霁、乾霁、康熙美人霁种种的色釉，同从前所行的纯粹中国式的花彩——图案或景物画，以便迎合外国人的心理？从美术学理上分析，这一点也不奇怪。闻一多在《建设的美术》一文中认为：“中国画重印象，不重写实，所以透视、光线都不讲。看起来是平坦的，是鸟瞰的视景（Bird’s eye View），是一幅图，不是画。但是印象的精神狠足，所以美观还是存在的。这种美观不是直接的天然的美，是间接的天然的美，因为美术家取天然的美，经他的脑筋制造一过，再表现出来。”闻一多提到重视国粹的重要。我们一些学子拼命学习西方，结果学不到家，弄得乌七八糟。他特别提到：“日本人学西洋人，总算比我们学西洋人学得高明。但是他们现在也明白了他们自己的美术的价值，竭力提倡保存他们的国粹。”
1920年，闻一多参加了一个研究文学、绘画、音乐的艺术团体，名称为“美司斯”（M uses）。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的关系。在成立大会上，国学大师梁启超、美术大师陈师曾都到会演讲，造成一种气氛。闻一多在《美司斯宣言》中云：
我们深信人类的进化是由物质至于精神，即由量进于质的。生命底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
我们深信社会底生命这样僵枯，他的精神这样困倦，不是科学不发达，实在是艺术不发达的结果，所以断定我们若要求绝对的生活的满足，非乞援于艺术不可。
我们又深信艺术的研究包括高超的精神底修养，精深的学理底考究，同苦励的技能底练习。前两样是艺术的灵魂，后一样是他的形体。有形体，无灵魂，当然不能成为艺术。
戏剧在西方资本主义启蒙时期发展迅速，而其在中国不如西方那么被重视。五四运动前后，西方话剧走到中国来。这位不速之客先入为主的“思想”在我们脑筋里成了戏剧的灵魂。闻一多在《戏剧的歧途》中说：“从此我们仿佛说思想是戏剧的第一个条件。不信，你看后来介绍萧伯纳，介绍王尔德，介绍哈夫曼，介绍高斯俄绥……那一次不是注重思想，那一次介绍的真是戏剧的艺术？”易卜生（Henrik Ibsen）的“问题戏”使闻一多第一次认识到戏剧可以宣传思想。“除了改造社会，也还有一种更纯洁的——艺术的价值。”“真正有价值的文艺，都是‘生活的批评’。”于是，我国话剧诞生并发展，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清华的学生最早开始是演话剧，他在《辛酉镜》中说：
晚近欧风东渐，则又有所谓新剧在焉。其旨在于尚实而近情。不杂管弦，不以歌咏，其事简而感人速。故功恒倍于旧剧。欧西是以为通俗教育之一，今吾校提倡学生演剧者，意亦在斯乎。
闻一多对新事物很敏锐，喜欢演戏，他曾在一出描写武昌起义的《革命军》话剧中扮演角色。他不仅参加编剧，还主演其中的一个革命党人，获得好评。闻一多还参加演出一部喜剧《打城隍》，扮演主要角色“差役”。他还先后出演了《蓬莱会》、《两伙计》等。后来成为清华学校新剧社的负责人之一，组织北京学生新剧联合会。在新剧社，闻一多参加了集体编写《鸳鸯仇》、《巾帼剑》等剧的工作，参加了《是可忍》、《生死趣》的演出活动，还筹备写过英文戏。他“奔走剧务”，参加演出，在时代潮流中身体力行。闻一多是个大忙人，可以说是忙不胜忙，经常为排戏而废寝忘食。有时他自己都怀疑，这么忙，对他的学业有什么具体的好处？虽然闻一多喜欢读书，但他认为“做事时仍可读书”，参加课外戏剧活动是闻一多接受新思想的实际行动。1919年1月14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枕上忽思弃百事，专心读书，觉数月来碌碌旦夕，六凿攘于内，群蜚兴于外，学荒志斥，何益可言。暑假中做惩志诗，曾几何时，而覆辙复蹈。自兹铲拔野心，降志雌伏，优游艺圃，宽候岁月，未必不能出人头地，何事浸浸未务，以自圆烦虑哉！”可是，闻一多爱出风头，校方也很欣赏，给他荣誉、给他“特奖”，让他难以放弃。同年4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数月以来，奔走剧务，昼夜不分，餐寝无暇，卒底于成，不贻讥于人，亦滋幸矣。今事必甚喜，从此可以读书也。”
闻一多对音乐也十分有兴趣，参加“辛酉合唱团”并担任负责人。
1924年夏，闻一多来到纽约，那里的生活非常活跃，新知和灵感激发了他的热情，他参加了那里的艺术学生“同盟”。在这样一个紧张、愉快的环境里，闻一多复活了他原来在清华学校对戏剧的兴趣（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里介绍）。可以看出，闻一多对绘画、戏剧艺术，从少年时期以至到美国留学，都充满了热情；由中国古典戏曲到西方现代话剧，他经历了人生的抉择过程。在他诸种爱好中，最后，终于走向了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道路。
面对新学和旧学，闻一多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接近西方的文学批评、西方的美学原理及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欣赏这些新学，但他对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也很反感。另一方面，清华风气不断地刺激他的爱国心。闻一多在《中文课堂底秩序底一斑》中说，自从“去张”运动以来，天天喊改良中文，可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对中文很关心的同学，在英文课上讲人格，到中文课程就诡骗欺诈，放肆嚣张，丑态恶声，比戏院、茶馆、赌场都不如。才吃过一餐饭，便把骗洋人的假面具撕破了，露出中国人的真相来了。他看到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把学校当作旅馆，住在那里等待出洋，无政府状态的烟、酒、女人与靡靡之音的世界。他在《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中说，根据我十年清华的经验，我可以说美国的文化不值得我们学习、吸收。美国文化自夸是物质上的发达、经济上的成功，可实际上是平庸的、肤浅的、虚荣的、浮躁的、奢华的。他举出很多例子分析。结论是美国的个人是很平庸的。他们每人的最高理想只是当一个庸碌的老好人。美国群众所表现的只不过是盲目的冲动。相比之下，闻一多赞美东方文化的生活方式是最理想的，他引用浪漫诗人华兹华斯的《伦敦1802》中的两句：
Oh， raise us up， return to us again，And give us manners， virtue， freedom， and power！
（啊！把我拯救起来，还我，给我们生活的仪态、道德、自由和力量。）
生活的无政府状态使闹学潮成了时尚。为支持八家公立学校的教职员工向北京政府请愿，索取欠款，北京的学生罢课、抗议。在即将毕业、考试出国留洋的时候，一部分学生不顾校方的警告，结果遭到留级一年的处分。许芥昱说：“这是闻一多性格里有反抗因素的一个例子，只要他认为他已经找到了真理，有时就会表露出来，甚至像火山一样的爆发。但是他那用理智来控制的感情的习惯，常常让他用更中庸、温和的态度来表现他的感觉。他不赞成同学中‘左’分子的言论。”
闻一多反抗精神在他的早期作品里还是一条伏线，不像他伤时忧国的作品那样浮现在里面。在出国以前，他在家是一个孝子。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都没有反对，他也参加了五四运动，清华学生罢课、反对学校行政当局的活动他同样参加了，但他对中国传统的权威还没有达到绝对不信任的程度，也不是绝对地反对。结婚以后，他对父亲的家长式压制是不满意的，他更同情妻子在旧家庭中的地位。譬如他从美国寄给妻子的信被父亲以某种理由扣压，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此事虽然没有造成与父亲决裂，也给他心灵上留下了沉痛的烙印，他是带着深沉的隐痛忍受了的。1922年12月，他大女儿出生，他父亲重男轻女，竟很久不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担心他的妻子、女儿在旧家庭的生活。闻一多的家并不穷，但按照旧传统已婚儿子应该独立负担起家庭的责任，重要的是解决经济问题。可是，一个公费留学生，远在美国的闻一多，无法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尽管一个学美术的留学生，未来可能是前途远大的，但时下他妻子、女儿却成了闻家的累赘。他感到沮丧、感到愤怒，那年冬天他写给妻子的诗《红豆》，表达了这种情感：
我们是鞭丝抽拢的伙伴：
我们是鞭丝抽散的离侣。
万能的鞭丝啊！
叫我们赞颂吗？
还是诅咒呢？
“鞭丝”与“风”都是外部世界的力量，“风”更像是冥冥世界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之力，而“鞭丝”更像某种社会力量。当“鞭丝”将闻一多夫妻“抽散”时，诗人心中充满了诅咒。
又如第四十一首：
有酸的、有甜的、有苦的、有辣的，
豆子都是红色的，
味道却不同了。
辣的先叫礼教尝尝！
这是闻一多在对他们爱情故事的重估，其中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充满了爱，贯注了相思。他把四十二首诗献给他的妻子，满怀温情正如那第十四首所说的：
我把这些诗寄给你了，
这些字你若不全认识，
那也不要紧。
你可以用手指
轻轻摩着他们，
像医生按着病人的脉，
你许可以试出
他们紧张地跳着，
同你心跳底节奏一般。
闻一多的诗是超文字、超文化的，是他的生命、性情、灵魂，是赤裸裸的爱心凝结，是“弦外之音”。他的妻子没有看见这些诗，一直到这些诗正式出版了以后她才知道。
闻一多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中“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是与他的伤时忧国联系在一起的。他为中华文化的光辉传统而自豪，但也深深认识到，中国若不强大，文化也有被人征服而亡国灭种的危险。因此他一方面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认为新诗“重洋气”、“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说：“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了自创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特色；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他强调“今时”就是“时代精神”；强调“此地”就是“地方色彩”。艺术应是时代的经线与地方的纬线编织成的一匹锦。新诗若不反映“今时”，就会落入“旧艺术”的窠臼；新诗若失去“地方色彩”，就会变成随人俯仰的“洋艺术”。因此，他对诗坛出现的“重洋气”、“有一种欧化的狂癖”提出尖锐的批评：
新思潮底波动便是我们需求时代精神的觉悟。于是一变而矫枉过正，到了如今，一味的时髦是鹜，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万万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
闻一多强调继承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并且指出应该如何对待“中外”和“古今”的关系，从旧传统走来，并不是拒绝新的西化。我们要“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1935年，他在《悼玮德》中又一次指出：
但谈到文学艺术，则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可惜在目前这西化的狂热中，大家正为着摹仿某国或某派的作风而忙得不可开交，文艺作家似乎还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切地注意过。即令注意到了，恐怕因为素养的限制一时也无从解决它。
闻一多自幼喜爱古典诗歌，写了很多旧体诗，有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和民族文学素养。他特别赞扬屈原、杜甫、陆游等古代著名诗人。他说：“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这是忧时爱国热情的表现。”他在研究了中国文学史后，指出：新诗人要创作出有民族特色的诗篇，“要的是对本国历史与文化的普遍而深刻的认识，与由这种认识而生的一种热烈的追怀，拿前人的语句来说，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个作家非有这种情怀，绝不足为他的文化的代言者，而一个人除非是他的文化的代言者，又不足称一个作家”。他写了《律诗底研究》，强调“中国艺术之特质”，认为律诗能代表中国艺术之特质，有“中国式的人格”。根据新诗发展的状况，他指出：“改来改去，你总是改革，不是摈弃中诗而代西诗。所以当改者则改之，其当存之中国艺术之特质则不可改。”闻一多认为中国艺术、东方的美是恬静的美、韵雅的美；西方艺术是喧嚣粗犷的。他的《死水》具有民族特色，表达的是中国人的情感，更主要的是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待客观事物。所以，闻一多即使在国外，或写外国景物，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感受。他写生活在美国的中国洗衣工人的屈辱生活，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泪；他歌颂长城，那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他歌颂菊花，那是中国诗人歌颂过的“四千年的华胄底名花”。他首先注意的是民族的语言，运用汉高祖斩蛇、李白踏月那样的传说，来表达中国人的情感。中国古典诗好用对仗，闻一多认为新诗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传统。“细草又织就了釉釉的绿意，白杨枝上招展着么小的银旗”、“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等都是注重诗歌形式的很好的例子。感受本民族典范的独特魅力和处理艺术形象的方式，都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当他运用语言时，传统中国语言宝库中的词汇在他的脑际中纷纷展现。
闻一多留学美国期间，更加注意中国传统特色的诗风。他认为中国传统诗歌的哺育，使新诗具有民族特点，“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