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广泛地进行出访。很明显，他是在为竞选第三个五年任期做准备。
他的主要对手是坦桑尼亚的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Salim A 。Salim）。
在上周的课上，我说到过，中国强烈要求下一任的秘书长应出自发展中国家；而美国仍然记恨萨利姆，因为当北京政府通过选举取代了台湾政权、获得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时候，他曾在联大上欢庆舞蹈。
瓦尔德海姆和萨利姆最终都不得不引退。当时的安理会主席是乌干达的拉·奥图诺（Ol ara Otunnu）。通过合理明智的方式，他在理事国中进行了多次非正式的意见调查，直到一位候选人得到了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的一致认可，而他，就是秘鲁的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 ar）。
枟纽约时报枠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之所以当选，乃因他是“受攻击最少的候选人”。苏联本来担心秘书长一职若由拉丁美洲的候选人担任，会过于亲美，但在知道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任秘鲁驻莫斯科大使之后，便弃权了。
在一幕幕的选举闹剧上演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正在秘鲁的一个海滩上。他完全没有什么竞选活动。
其实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与联合国早有渊源。1946年第一届联大在伦敦召开时，他就是秘鲁代表团中的成员。瓦尔德海姆任秘书长期间，他还曾出任塞浦路斯问题的特别代表；后来又曾短期与布莱恩·厄克特（Bri an Urquhart）一同在秘书处工作过，担任负责特别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
厄克特曾写道：“无论是从经验还是从能力的角度说，他都是一个极为称职的人———他平和安静、充满智慧而又彬彬有礼，对所从事的工作拥有非常全面的知识。”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我为之工作的第一位秘书长。当时我还是发言人办公室的一名资历较浅的职员，我获得了宝贵的机会，随团与他一起正式访问加拿大。我建议他前往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接受加拿大媒体的广播采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作为一名称职的初级发言人，我在采访的前一天跑到要录音的工作室检查情况，以确保一切顺利。他们向我展示了一个宽敞而舒适的房间———那种布置得像一个起居室的工作室：一张沙发、一把加有厚软垫的大椅子、一张沙发前面的小茶几等等，看起来完美无缺。采访就将在这里进行。
可是第二天我们抵达加拿大广播公司时，一名制作人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昨天给我看的那间工作室被占用了。然后他把秘书长引到了一个很小的录音室，大概只有6英尺长、4英尺宽。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个礼貌得体的人，但是谁不喜欢舒服一点呢？他同意在小录音室里接受采访。我呢，当然也只有和他挤在里面。然后，除我俩外，又挤进了广播公司的一名技师。
里面真是又热又闷，就像8月份交通高峰时间的纽约地铁站。
加拿大广播公司的采访人有着令人愉快的性情，认真且健谈，而且在采访时间上似乎毫无控制。我们原来说好采访是10到15分钟，可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20分钟？ ？25分钟？ ？
此时，秘书长握起双手研究起自己的指甲来，似乎指甲把他弄疼了。我明白他这么做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向我高声抗议：“把我从这儿弄出去！”
我尽量以最礼貌的方式中断了这次采访，并将秘书长先生送回宾馆。后来他对这次采访没多说一句话。
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且不能忍受愚蠢。
2005年，我组织了一次前联合国发言人的聚会。我邀请了厄克特，因为他曾短期地担任过联合国发言人。我非常高兴能邀请到他。在联合国的活着的记忆中，他的声音最具有说服力。
在讨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与媒体的关系时，厄克特说出这样一段有趣、甚至于带有一点嘲笑口吻的评价来：
“他从不展露锋芒。我认为他非常不愿意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他真正的乐趣是呆在办公室里听听舒伯特，然后回家吃午饭。当然，我想这没什么不好。这是挺老派的作风。我觉得这也是执掌秘书长要职的一种很好的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或者不关心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只是处事的另一种方式。我觉得他那样行事很有意思，并且值得被我们记住。”
斯坦利·麦斯勒（Stanley Meisler）在他的书枟联合国的前五十年枠中写道：一些记者，比如枟洛杉矶时报枠的唐·山农（Don Shannon），觉得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缺乏任何一种强硬的性格”。斯坦利·麦斯勒还引用英国社论作家露丝玛丽·莱特（Rosemary Righter）的话，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即便从一只船上跌落出去，也激不起什么波澜”。
总体上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个很少让媒体感到激动的人。这是他第二任期后三年左右时间里，我在他手下的发言人办公室工作中所得出的感觉。但是他在自己的外交与政界中还是有仰慕者的。
美外交官卡梅伦·休姆（Cameron Hume）在联合国圈内备受尊敬，麦斯勒引用他的话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任职时善于幕后处事，虽不动声色，却技艺娴熟、成绩显著。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不是个容易捉摸的人。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他的履历，然后由你们自己对他做出判断。
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年中，最为非凡的成就是他促成了冷战的结束，而这一事件改变了联合国。在他的第一届任期中，他目睹了联合国因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而步履艰难，而在第二届任期中，他见证了一些人所说的“联合国的重生”。
联合国秘书长每年都要就联合国的工作情况向联大递交报告。麦斯勒在他的书中通过引用这些年度报告，对冷战中与冷战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第一份年度报告是1982年的，那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执掌联合国的第一年。布莱恩·厄克特对写这种年度报告很在行，报告写得非常坦白。报告说安理会“没有能力采取果断行动解决国际争端”，即便是那些已经达成一致的决议，“也越来越多地遭到那些自恃强大的国家的挑战或蔑视。”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下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991年递交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定稿。他宣布了联合国“长期停滞的终结”。他写道，世界变化日新月异，“即便是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联合国一直在不懈地努力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然后他总结说，“虽然仍能听到一些不和谐的音符，但联合国的作用不容置疑。”
这是一次大变革。让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发生过程。
福克兰战争The Falklands War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上任仅4个月，5000阿根廷军队就侵入离阿根廷海岸线250英里的（英属）福克兰群岛。
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曾一度属于阿根廷，但1833年被当时最强大的英国海军攻占。英国人希望通过控制福克兰群岛从而驱逐在此捕杀鲸鱼和海豹的美洲人，因此他们赶走了大约2000名阿根廷居民，并以英国移民取而代之。到1982年时，约有1800名英国移民后裔居住在岛上，他们大多养羊为生。岛上有少量英军驻守。
当时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告诉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阿根廷部队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拔。秘书长立即要求双方“保持克制”。联合国实在已经把这个“保持克制”的词用滥了，以致每次在发言人办公室听到这个词时我们都要叹息。
阿根廷根本不予理睬。第二天，阿根廷军队即在岛上登陆，并轻而易举地战胜英国守军。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发誓要报复阿根廷。大西洋两岸战旗飘飘，世界上最愚蠢的战争之一开始了。厄克特将这比作两个秃子为一把梳子而进行的战争。
英国立即将这件事上报安理会。由于英国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Sir Anthony Parsons）的出色外交才能，安理会以微弱的票数优势通过了要求阿根廷撤军的决议。
决议通过的第二天，英国舰队便向福克兰岛出发，横穿大西洋需要两周时间。在这两周里，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Al exander Haig）试图进行调停，可惜失败了。英国舰队到达作战海域的那一天，阿根廷拒绝了美国希望平息争端的建议。
战斗开始了，阿根廷军队用飞鱼导弹击沉数艘英国军舰，而英国海军又摧毁了阿根廷巡洋舰贝尔格兰诺号。此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接过了调停的任务。
时间紧迫，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出了他自己的和平建议。英国方面给予了比较积极的回应，但是飘摇中的阿根廷军政府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5月20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他的和平斡旋结束。次日，英军登陆并击溃岛上的阿根廷军队。颜面丧尽之后，阿根廷军政府倒台，为民主政府让路。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尽管深谙外交谋略，还是在他的本土拉丁美洲惨遭失败，使他在第一个任期中起步就错。
黎巴嫩Lebanon
中东地区从来就不消停。1982年6月，就在福克兰战争结束的几个星期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袭击了该国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简称巴解组织）的基地。袭击开始之前两天已有预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紧急敦促双方尊重停火协议。他要求正在凡尔赛主持七国峰会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联合美国总统里根以及其他大国领导参与进来。可是这些首脑们所做的只是在入侵发生后发布一个根本无效的官方通告。
安理会召开会议，呼吁双方要克制（又是这个词：“克制”）并要求以色列无条件撤军。但双方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
就在安理会还在犹豫不决时，以军已经继续向北挺进并包围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军攻击了贝鲁特城西约六千人的巴解组织部队，并在空军、炮兵部队和海军的联合火力之下造成巨大伤亡。
安理会里，法国的倡议无果而终。英国递交了其决议草案，但法国对此极为不满并威胁要投否决票。而美国则在拖延时间，使以色列军队可以尽可能向前推进。
厄克特写道：“在我记忆中，没有比这件事更让我对各国外交官和其政府感到愤怒的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像其时那般地觉得联合国希望渺茫。”
最终，当巴解组织武装撤出黎巴嫩后，是由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而不是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贝鲁特。
后来厄克特帮助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起草了递交联大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在报告中，他不仅坦率地承认安理会的无力（这一点在上面已经提到过），而且为提高安理会的行动能力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些想法触动了安理会。在随后的两年中，安理会不断地讨论这些建议和想法，可是事情没有任何改变。
1983年10月23日，驻贝鲁特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遭到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241名美国人丧生。另一次自杀式卡车炸弹袭击导致58名法国士兵死亡。1984年2月，里根总统宣布从黎巴嫩撤军。法国要求联合国维和部队来代替多国部队的位置。
有些教训得来非常不易。
联合国财政危机The UN Financial Crisis
美国国会因各种政治原因扣缴一小部分联合国会费有些年了，部分原因是美国声称联合国援助了诸如巴解组织和西南非人民组织（South West African People’s Organization，SWAPO）等恐怖组织。
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后，保守派思想同时在美国国会占了绝对优势。保守派不信任庞大的政府，而联合国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更庞大的政府。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联合国，自1945年起就反对联合国。20世纪80年代，他们成为美国政坛的主要力量。因此，美国对联合国的攻击———主要来自保守派智囊团，他们与美国国会中的新保守势力有着很深的渊源———就成倍增长。
当然，联合国在美国的地位与声望逐渐下滑已经有时日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许多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实现独立，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第三世界的力量随之逐渐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 es，OPEC，或称“欧佩克”）的成立更让第三世界的力量得以加强。石油输出国组织让产油国能够很大程度上控制石油的价格，并且在波斯湾地区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这些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又通过七十七国集团（现在已经达到130多个成员国）在经济上组织起来。他们非常有效地利用他们的新成员来推行深思熟虑的政治计划，包括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国际经济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NIEO）。
资本主义国家将国际经济新秩序看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联合国则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反西方的组织。
1975年，这些新占多数的国家通过决议，将犹太复国主义与种族主义等同。从第三世界的政治角度看来，这个决议好像是有道理的。非洲国家都反对种族主义，伊斯兰国家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将这两类国家合在一起，很容易使联大中的大多数国家通过这一决议。
将犹太复国运动等同为种族主义的决议激起了以色列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的强烈反对。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丹尼尔·帕特里克·摩依尼翰（Daniel Patrick Moynihan），他只是在政治上受命成为大使，但本身并不是职业外交家。他后来成为纽约州参议员。
他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方式真可与美国电影枟好畜栏决战枠（The Showdian at the OK Corral）媲美。
就在决议通过之前，他在联大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
“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全世界面前，美国宣布：美国不会承认、永不容忍、绝不允许此等无耻之事。”
枟时代杂志枠评价他说，他那挑衅式的反应使他成为新一代美国民族英雄。
在联合国最脆弱的时候，美国新兴的保守势力正在大肆行其攻击之能事。在名曰“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领头下，一些国会议员提交了新的扣缴联合国会费的法案。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联合国的声望一落千丈，任何递交众议院的类似于扣缴联合国会费的提议都会自动地以绝对优势得以投票通过。
我曾为一份小型出版物枟互依共存枠报道过这些事件，而枟互依共存枠是美国的一个名叫“联合国协会”的民间非赢利性组织办的。1985年时，日本的明石康是联合国新闻部的主管，他给了我一份工作，而我接受了。于是我成为联合国杂志枟联合国年鉴枠（UN Chronicle）的一名编辑。
但是到联合国任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候选资格受到一个妇女团体的反对，明石康不得不另找其他的事情让我做。
那时候，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会见联合国协会的一些高层人员，抱怨传统基金会的所作所为以及华盛顿对联合国的攻击。当时的联合国协会主席是杰出的共和党政治家艾略特·理查德森（Elliot Ri chardson），他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我们把一个最优秀的人给了你，可是你又不用。你为什么不把他派到华盛顿去呢？”
我想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概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他转向他的高级助手美国人詹姆斯·苏特林（James Sutterlin）并投去一个询问的目光。苏特林点了点头，表示他认识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他说“办好这件事”。
于是我被苏特林召到联合国的最高层。他告诉我，秘书长希望我去华盛顿，去和传统基金会进行斗争。我穿上唐吉诃德的战衣，然后说，我很高兴接受这个任务。
由于家庭原因，我不想搬到华盛顿去。所以我申请每周去华盛顿两到三天，其余时间留在纽约。苏特林同意了。
我第一次去时，一个与首都方面保持着良好政治关系的朋友说，他将安排我与主要的国会助手共进午餐。在华盛顿，国会助手是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他们为国会议员们提供工作建议、起草法律法规，甚至制定政策。
午餐被安排在国会山上一个叫做“单片眼镜”（Mono‐cle）的餐厅中，靠近国会大厦，在参议院的这一边。
餐桌边围坐着大约十余位最有权势的国会助手们。
我朋友向他们介绍我说：“这是弗雷德·埃克哈德。他来这儿是为了让美国给联合国的资金复原的。”国会助手们都哄然大笑。他们的笑声是那样的响亮，以至于这个坐满了华盛顿的要员们的餐厅变得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朝我们这桌看过来。
这并不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开端。
但是我尽了自己的全力。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密切关注着传统基金会的每一次新闻发布，并起草回应。我在电话里向纽约的苏特林念我拟的稿子，再由苏特林最终定夺。然后我将这稿子复印上百余份，走遍国会大厦去分发。每次看到重要的国会助手，我都会说：“您看了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消息了吗？这里是联合国对事实的说法。”
我发现国会助手都非常专业。他们会尽可能多地掌握相关信息，然后他们开始信任我。而那时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伦·凯斯（Al an Keyes）是一个保守派。
艾伦·凯斯与传统基金会关系非常密切，而且他不喜欢我做的任何事。他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达了自己的抗议。
当我把这些告诉了国会职员们时，他们非常生气。他们向国务院抗议说，行政部门不应干涉国会了解实情的权利。
在那三年中，我对美国的立法程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虽然其间有很多反对联合国的法律条款得以通过，但我对作为一个机构的国会及其所代表的民主程序逐渐有了更深的尊重。
在此期间，我还认识了许多联合国的高层。我每星期回纽约时都要向苏特林汇报，而他向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汇报。其他高级官员也会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美国交纳联合国会费事宜进展如何。那时候，美国要承担联合国日常经费的25%，而对维和费用的承担则超过31%。打电话给我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当时的预算处处长———科菲·安南。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亲眼目睹了美国国会中的反联合国情绪有多么浓重。从美国首都到美国全国范围内，对“究竟什么是联合国”以及“联合国如何运作”等问题的无知实在令我感到震惊。
欠费的问题被来回推脱，于是美国欠联合国的会费越来越多。枟联合国宪章枠中有这样的规定：“凡拖欠本组织财政款项之会员国，其拖欠数目如等于或超过前两年所应缴纳之数目，即丧失其在大会的投票权。”（见枟联合国宪章枠第十九条）而美国的欠费正越来越接近这个标准。
1988年底，我即将结束在华盛顿的工作。就在里根政府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白宫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已经充分地进行了改革，美国现在将偿还其所有的欠款；总统正在要求国务院制定出归还欠款的计划。
对于这样的突破，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功劳。但是能在我离开之际看到这样的进步，我真的感到非常欣慰。但里根的继任者，老布什总统未能很好地执行里根的承诺。在美国，是国会控制着政府的经济大权；而国会太保守了，他们不会给联合国的事业带来这么大的进展。直到多年后———科菲·安南的任期中———美国即将失去联大投票权时，联合国才和美国国会和平解决了欠款问题。
两伊战争：转折点The Iran‐Iraq War：The Turning
1980年伊拉克侵袭了伊朗，占领了其边界阿拉伯河（Shatt al Ar‐ab）水道沿岸的90平方英里的土地，阿拉伯是伊拉克通向出海口的唯一水道。
伊朗的人口比伊拉克多。伊朗随即派出十万人的部队深入伊拉克境内，以牙还牙。这让伊拉克，也让所有的其他人感到非常惊讶。萨达姆被激怒了，立即还击，动用了炮兵、空军甚至毒气。
这场战争一直从瓦尔德海姆时期持续到佩雷斯·德奎利亚接任联合国秘书长之后。1985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先后前往德黑兰和巴格达，试图通过协商调停争端，可惜失败了。
1986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心脏搭桥手术获得成功。此时他的健康状况显得不错，可以允许他再接受一个新的五年任期。1987年，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连任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媒体，美国与苏联必须同心协力中止两伊战争。他说：“他们是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他们应该显示出他们有能力解决安理会面临的问题。”
通过这次声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对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莫斯科出现的新动向进行了试探。随后，他史无前例地将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代表邀请到他的办公室。他让他们举行非正式会议，为结束两伊战争出谋划策。
当时的英国大使约翰·汤姆森爵士（John Thompson）带了头，开始在他的官邸定期组织讨论。
斯坦利·麦斯勒写道：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敦促常任理事国进行会晤，“鼓励他们重视自己的实力。如果他们能一致同意采取某项行动，那几乎就没人能够阻止了。”当然，这本是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所设想的。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这一改革起了效果。20世纪90年代，常任理事国经常举行非正式会议，有时甚至每天一次，讨论后冷战时期各种冲突的解决办法。麦斯勒写道，若在冷战时期，这些会议可能收效甚微，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1987年敏锐地感觉到，美苏之间开始真正外交的时候到了”。
两伊战争最终于1988年结束。
随着后冷战时期局势的解冻成为现实，许多以往受制于超级大国力量均衡的冷战矛盾爆发出来，硝烟四起。安理会表现得出人意料地目标一致，批准了一个又一个维和任务。其中的第一个维和任务是在纳米比亚。这次任务为维和行动带来了全新的定义，也就是人们所知的“综合维和”（compl ex peacekeeping）。
过去———除了20世纪60年代初在刚果的维和是个主要的特例之外———一般的维和行动都是由非武装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在克什米尔、西奈半岛或黎巴嫩的停火线上进行巡逻。而纳米比亚维和任务却综合了许多其他的内容。
纳米比亚和综合维和Namibia and Complex Peacekeeping
“纳米比亚”是自由战士们给西南非地区起的名字。西南非以前是德国的殖民地，一战后曾成为南非的托管区。比勒陀利亚（南非首都）的政府曾将种族隔离政策延伸至西南非地区，引致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方面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允许西南非地区的居民实现自主。
1978年，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曾获安理会批准在纳米比亚实施维和任务，这一做法得到美国卡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当南非看到保守派的罗纳德·里根出现在1979年的美国大选中并成为民主党的有力挑战者后，南非就不再支持纳米比亚维和行动。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rri）是当时负责这次维和行动的芬兰籍外交官，他不得不从该地区撤出，并解散了他的维和队伍。
十年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南非分析看待其时形势有所不同了。西南非人民组织在邻国安哥拉境内开始为争取独立而战。古巴派出部队到安哥拉，支援那里的独立事业。镇压纳米比亚的叛乱对南非来说代价太沉重，同时在国内维持纯白人少数政府的斗争也在走向失败。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在美国代表切斯特·克罗克（Chester Crocker）的支持下，南非、安哥拉与古巴达成和平协议。根据协议古巴从安哥拉撤军，南非从纳米比亚撤军，而纳米比亚举行选举组织自己的政府。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是当时的秘书长，他组织了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 Assistance Group，UNTAG）来监督纳米比亚独立的过渡过程。这花了一年的时间。
派往纳米比亚的领导团核心于1989年3月出发，4月1日行动正式开始。可就在4月1日，南非方面通知我们说，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的自由战士正从安哥拉方向开来，进行大规模的重型武装侵袭。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相信。但我们还没有在安哥拉边境部署部队，所以我们自己也不了解情况。但是其他一些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他们的卫星监视系统证实了这一消息。
南非军队当时遵照和平协议的规定呆在他们的驻地中。南非要求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允许他们的军队离开驻地、抵制这次非法入侵；因为按照和平协议，西南非人民组织的自由战士本也应呆在他们在安哥拉的驻地中。
阿赫蒂萨里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决定。他为南非人开了绿灯，同时要求他们最低程度地使用武力。但事与愿违，南非军队向北猛攻，炮火齐发，杀死数百名自由战士。后来我们找到一些自由战士的尸体，有很多是脑后中弹的。
整个故事其实源于一个悲剧性的误解，或者说是由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者的愚蠢做法所致。他们的部队确确实实携带着所有的武器穿越了边境。但是在后来的联合国调查中，每一个战士都重复着同一个说法：他们的长官派他们去纳米比亚把武器上缴给联合国。
其他非洲国家对阿赫蒂萨里允许南非人离开驻地表示十分气愤。南非指控西南非人民组织违反协定。整个和平进程濒临崩溃。
接下来发生了一件非常“后冷战”的事情。来自安哥拉、古巴、南非、苏联和美国的高层代表团突然造访纳米比亚。他们在一个叫做埃特久山的度假区举行会议。度蜜月的夫妇们被赶走，以便把房间空出来。在友好的气氛中，他们围坐在谈判桌前。他们一致认为西南非人民组织的一些做法是愚蠢的。他们也同意继续执行和平计划。维和行动于次年4月前如期结束，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在以后的课上，我们还会详细说到纳米比亚以及综合维和行动。而发生在埃特久山（Mt 。Etjo）度假区的一切则成为后冷战时期大国力量进行合作的绝好例证。
海湾战争The（Persi an）Gulf War
1990年8月初，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这件事又一次震惊了世人。伊拉克一直都把科威特视为本国领土的一部分，即使1899年以来科威特就作为英国的保护国而得以分治。但是没有人料想到，灾难般的两伊战争刚刚结束，伊拉克又采取了这样的惊人之举。
当时执掌白宫的是老布什总统。他首先派出一支23万人的美国部队保护沙特阿拉伯，抗击伊拉克。但他也同时要求五角大楼做好作战准备。
布什总统曾经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因此对联合国这个组织非常了解。此时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大使托马斯·皮克林（Thomas Pickering）在联合国。皮克林成功地说服了安理会，在11月底前通过了一系列对伊拉克越来越带有威胁意味的决议。这给了萨达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国际社会即将对他实施打击。俄罗斯做出策略性的决定，支持美国。中国可能是投了赞成或是弃权票，因此这些决议得以通过。
8月中旬，老布什总统宣布，美国海军将拦截任何试图妨碍制裁伊拉克行动的船只。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提出反对，他说：“只有联合国，经安理会决议批准，才可以真正决定是否实施封锁。”老布什做出让步，他转而向安理会要求得到授权———他得到了。然后老布什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出访安理会各成员国首都，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对伊拉克实施打击。在中国接近俄国边境的乌鲁木齐，他见到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惟有古巴，他不想费那份心与之商谈。
11月29号，安理会召开会议，对是否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将伊拉克逐出科威特进行投票。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成员国派出外长级别的代表。贝克对他们说：“冷战已经结束。我们现在有机会把世界建设成为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那样。我们有机会使安理会和这个联合国成为建设全球和平和公正的真正工具。”最后安理会通过了这项决议。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最后一次访问巴格达。但已有的安理会决议让他别无选择，只有要求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在见到萨达姆之后，他在飞机上告诉记者说：“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1年1月17日，美国带领经联合国授权的多国部队开始对巴格达发动攻击。伊拉克人被赶出了科威特，并且直到今天仍生活在其可怕的后果之中。
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次战争如何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而不是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斯坦利·麦斯勒对这次战争作了绝好的总结：“？ ？海湾战争使安理会感受到了自身力量强大之荣光。”
麦斯勒接着说，到这时候，安理会开始觉得自己简直可以试着去做任何事，而对自身力量的这种新发现可能导致安理会做了些超出其能力范围的尝试。
我们将在下一节课讨论这个问题。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我曾提到过，詹姆斯·苏特林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高级幕僚。他是我今晚的历史见证人。
詹姆斯·苏特林是我在联合国第一个真正的上司。他在1974年加入联合国以前是美国外交部的官员。他曾两次在德国工作，其中包括1948年苏联对柏林进行封锁的时期。1989年他写了一本关于柏林的书。他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高级政治顾问，并帮助撰写了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回忆录。他也曾为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工作过，成为了枟和平议程枠（Agenda f or Peace）的主要贡献者。
今年（2006年）1月12日，我在联合国采访了他。短暂的休息之后让我们来听这次采访的录音。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Brian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NewYork，Harper&；；amp；Row，1987）.
Stanley Meisler，United Nations，The First Fi f ty Years（New York，The Atlantic Monthly Press，1995）
和詹姆斯·苏特林的会话
ACONVERSATION WITH JAMESSUTTERLIN
纽约，2006年1月12日（2006年8月经詹姆斯·苏特林修正）New York，12 January 2006（as revised by JS in August 2006）
我1985年进入联合国时，原来是为詹姆斯·苏特林工作。当时他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Javier Perez de Cuellar）办公室的高级主管。由于有顾问工作基础，我被任命为信息官员，负责处理美国国会的相关信息，同时对华盛顿智囊团攻击联合国的言论进行驳斥和抵制。在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工作团队中，苏特林是资格较老的美国人。在联合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他常常给秘书长一些非正式的意见。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指导我的工作；那时我正尝试着让美国国会中的重要人士清楚联合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从而帮助他们做出思虑周全的政策决定。虽然我没有得到过明确的嘉奖，但在1988年底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公开宣布，他对联合国在改革方面的进步非常满意，同时呼吁美国应停止拖欠应缴纳给联合国的预算经费。不过美国国会一直都没有对此建议做出反应，直到十年后科菲·安南才就此问题成功地与美国国会首脑通过协商达成一致。
苏特林曾担任过美国的外交部官员，并写过一本关于德国的书：枟柏林———对抗的象征，稳定的关键枠。他曾两次在德国工作，第一次是在苏联封锁柏林期间。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第二届任期结束后，苏特林帮助他撰写了回忆录：枟和平的历程枠（Pilgramage For Peace）。苏特林还是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秘书长枟和平议程枠的起草人之一。因此就两任秘书长来说，他都是极为重要的幕僚。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理解力、耐心和热心的人，所以大家都觉得和他共事非常愉快。我也这样觉得。
2006年1月12日，他来到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和我进行了下面的交流。
埃克哈德：苏特林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这里通过这次访问与我的学生们交谈。我们的主题是“冷战后的联合国”。我们认为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但很明显此前已有种种迹象显示冷战即将结束。您曾和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有过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他和他身边的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这些重大的变化即将到来？
苏特林：我想德奎利亚尔对莫斯科的变化非常敏感。实际上，他在上任后的前五年一直与莫斯科的首脑们保持接触，而这些首脑们很快地相继去世，德奎利亚尔多次前往莫斯科参加葬礼。
后来，有些出其不意，他被介绍给了戈尔巴乔夫。我想，德奎利亚尔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一样，是最先意识到戈尔巴乔夫能带来新气象、新机遇的人之一。实际上在会见完戈尔巴乔夫之后，德奎利亚尔在他的年度工作报告中说道：似乎可感受到一股新风气，能把在狂风暴雨中的我们安全地带到彼岸。
这只是一个开始。我想，实际的变化应该可以追溯到一件具体的事，这就是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打到第八年左右时，局势已经非常危险，美国和俄罗斯的战舰在伊朗附近的水域相持不下，并且已经开始交火。一架伊朗客机被击落，一艘美国军舰也被伊朗的炮火击中。在参谋团会议上，我提出问题：联合国不应该做些什么吗？不应该采取一些有意义的行动吗？现在可能有的情况与以往不一样。仅仅让秘书长再发表一次声明，说各大国势力应该谨慎行事、战争应该尽快结束，这样做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在会上，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下了决心：是时候将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召集起来了，让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为结束这场可怕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两伊战争而踏踏实实地做点儿什么。
我记得那年（1988年）年初，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1月13日）以及在他为安理会举行的午餐会上，德奎利亚尔都明确提出，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职责，联合起来，共同努力结束这场战争。
这确实起到了效果，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确实联合了起来。就“究竟是谁让他们联合起来”这一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但就我所知，毫无疑问是秘书长倡导了这一切。也许你可以说，当时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汤姆森爵士）也曾协作这场联合。我想，他曾为相同的目的邀请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到他的官邸喝茶共议。这开始了合作性磋商进程，其最终的成果是两伊战争的结束。此外，这也是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成员第一次携手合作，制定确实可行的促进和平的方案。
但他们无法强制性地实现他们的想法，安理会不能那样做。更何况那时候伊朗因为不信任安理会，根本就不愿意和安理会打交道。因此重任再一次落在秘书长的肩上。五个常任理事国就两伊问题意见基本达成统一，秘书长要抓住这一机会通过个人的斡旋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进行调解。
秘书长与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通力合作促使了战争的结束。这件事为解决其他长期反复的地域性冲突开创了范例。
埃克哈德：比如说呢？
苏特林：比如说纳米比亚、柬埔寨和中美洲地区冲突的解决，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可能有人会对此处举出柬埔寨做例子感到怀疑，实际上柬埔寨实现和平的过程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参与的重要性。在柬埔寨问题上，大国的介入使巴黎和平会议得以召开。在巴黎和平会议召开之前，联合国已在相关各方直接参与的情况下提出一些想法；会议召开之后联合国又向与会各方提出联合国自己的意见。因此巴黎会议中联合国基本上处于幕后，但再一次利用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使得各方就联合国在会议前和会议中提出的意见达成共识。
埃克哈德：回到两伊战争的问题上来，您曾提到伊朗对安理会毫无信心，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会信任，或者说逐渐地信任秘书长？这是怎么回事？
苏特林：是这样的，其背景很简单。两伊战争爆发，基本上是伊拉克入侵伊朗。由于在那时候苏联和美国都倾向于伊拉克，所以安理会中的各方势力没有做出什么动作，他们不想影响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所以要让两伊战争引起安理会的注意就只有靠秘书长了，当时是瓦尔德海姆。
但那时候，伊拉克军队已经在伊朗境内三天了。安理会所做的只是呼吁双方停火，在“适当的地区”停火。那么也就是说伊拉克在某些地方入侵伊朗是“适当”的了？因此伊朗政府认为安理会背叛了其宗旨，由此不再信任安理会。
还有一个有趣的后文是，伊朗非常重视安理会或者是秘书长的一份官方声明，其中认定是伊拉克先挑起战争的。这是德奎利亚尔秘书长在任时为实现两伊之间的最终和平做的最后一件事。他必须做一份重要的书面报告，里面虽然没有说得很直接，但实际上是将发动战争的罪责归咎于伊拉克。那是最后的关键性的陈述。
埃克哈德：伊拉克假装没有意识到那个申明中蕴含的意思吗？
苏特林：伊拉克表达了一些不满，但它明白要将和平解决方案付诸现实那样说是必要的。
埃克哈德：后冷战时期的这一转折发生在德奎利亚尔的任期内，很大程度上把他连续两任、一共十年的任期分割成两个阶段。前一段的工作受到冷战的制约，而后一段则突然为他也为安理会呈现了一个体现其角色作用的机会。在他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期间，联合国大楼第38层（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所在楼层）的气氛是否有很大的不同？
苏特林：当然有，虽然这种不同有点让人吃惊，因为38楼的工作人员在德奎利亚尔的任期内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德奎利亚尔秘书长手下有一支非常团结的队伍，他非常信任他们。有大事发生时，他们基本上都会被委以重任。因此大家的工作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
比如说，在中美洲和平进程中，德索托（Alvaro de Soto）受命负责谈判事宜。德索托自从进入秘书长办公室工作就一起跟随秘书长。迭戈·科多韦斯（Diego Cordovez）也一直跟随秘书长，他负责处理非常麻烦的阿富汗事务。而在处理没完没了的塞浦路斯问题时，杰安妮·皮科（Gi‐anni Picco）与秘书长建立了深厚的共事关系。塞浦路斯问题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后来杰安妮·皮科受命处理非常奥妙的伊朗及巴勒斯坦人质释放问题，这件事是后冷战时期联合国的若干成就之一。
埃克哈德：您能否多谈一些关于人质释放问题的具体情况？
苏特林：好的。很难说这件事与冷战的结束直接相关，但它确与秘书长及他手下的团队在处理伊朗问题、赢得伊朗信任等方面的能力息息相关。我认为这件事是两伊战争停火谈判的一个延续；同一批人参与其中，并且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人直到现在都仍与伊朗有着一定的关系。
伊朗一口咬定自己与黎巴嫩劫持人质的事件毫无关系，但是由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有着不小的影响力，所以很明显伊朗方面的作用是决定人质能否得以释放的关键。因此，有必要调动秘书长及其代表杰安妮·皮科与伊朗领导层之间的信任关系，让他们去说服那些坚称自己无法对黎巴嫩施加影响的人，从而达到解救西方人质的目的。
埃克哈德：美国的老布什总统将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的变化称为“世界新秩序”。既然苏联变成了俄罗斯联邦，继而在安理会中不再事事与美国作对而是开始跟从美国，于是人们对于未来似乎极为乐观。您能否描述一下当时的政策分析人士对此的看法？人们是否普遍认为新的时代即将到来，国际关系将戏剧性地朝着更好、更和平的方向急剧转化？
苏特林：对这个问题我要说两点。首先，苏联的政策———这时候还是苏联———发生了变化，其很明显的一方面就是它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早先苏联对联合国总是口惠而实不至，也从未真正重视过联合国。而戈尔巴乔夫一上任就在几个演讲中高度强调联合国的重要性。很明显是苏联外交部里一些人可以与戈尔巴乔夫直接接触，从而发生了作用。
戈尔巴乔夫的总书记助理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斯基（Vl adimir Petrovsky）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负责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的工作。他后来还当了联合国政治事务处（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DPA）的副处长。另一个叫做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irev），此人继彼得罗夫斯基成为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的头脑，后来还成为赫鲁晓夫的外交部长。很明显，苏联外交部国际组织局中的这些人影响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所说实际上即代表了这些人的意思。
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的构想确实来源于此。
其次，老布什赞同“世界新秩序”，尤其在多国部队经联合国授权、成功地采取军事行动将伊拉克赶出科威特之后———这一点我们之前还没有提到过。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这是五个常任理事国首次联合采取军事行动抗击侵略。这在当时就是世界新秩序。世界新秩序体现了常任理事国在枟联合国宪章枠的指引下做其份内之事、团结起来抵制侵略的能力。
埃克哈德：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宪章所预期的那样使用军事参谋团。
苏特林：是的，他们没有使用军事参谋团。当然，也没有制定宪章时所预期的军队供安理会使用。这场将伊拉克人驱逐出科威特的战争，是在枟联合国宪章枠第七章的规定框架下———你的学生可具体查阅第42条———首次诉诸武力的行动，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此前从未就这类行动达成共识。惟一可能的一次是对北朝鲜用兵，但当时苏联代表缺席，没有参加最后的投票。
埃克哈德：在有关联合国重要性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重新调整了位置，但这其中就没有一点“现实政策”的味道吗？如果苏联衰落了、面临解体的危险，但是在安理会中仍握有否决权，那么从苏联的长远利益来看，它是否会通过加强自身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中心地位来维持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苏特林：我想你说得完全正确，而且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俄罗斯人之一。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明显已远非人们想象中那么强大，它所拥有的只有两样东西：核武器和安理会的否决权。苏联对这两样东西紧握不放。因此联合国确实变得更加重要，这是苏联还能真正显出力量的地方之一。
埃克哈德：对于通过安理会更为紧密地进行合作这一问题，美国和中国等国家从自身权益出发是怎么看的？
苏特林：如何理智地面对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点儿犯难。冷战结束得比他们预想得快。老布什总统确实认为联合国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解放科威特的战争中？ ？
埃克哈德：？ ？他曾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
苏特林：嗯，他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但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的官员，甚至是乔治·布什自己会突然地全面信任联合国。实际上，德奎利亚尔真正的成就之一是促进了中美洲的和平进程。虽然和平进程的部分原因归于冷战结束，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古巴方面失去了俄罗斯的支持，这意味着古巴不能再在尼加拉瓜逞威。
但我在这儿要说的是，即使新时代已经到来，但华盛顿国务院方面，当然还有中央情报局（CIA）并不完全信任联合国。因此在进行中美洲问题的谈判时———尤其是在萨尔瓦多问题上———美国与联合国之间存在着一些猜忌。
所以，你可以说，人和人之间真是不一样的。老布什曾做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1971—1973），那时候德奎利亚尔也在联合国做常驻代表，他们曾是同事，彼此熟识和信任。但在中美洲问题的谈判过程中，华盛顿方面并不十分信任德奎利亚尔的代表德索托。因此，虽然冷战已经结束，美国和联合国之间仍然存在猜忌。事已至此，德奎利亚尔不得不去找布什，并且向他保证，德索托是联合国的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其个人绝不会偏向左翼动乱势力。
埃克哈德：那中国呢？
苏特林：中国———这很难说，因为中国基本上一直保持守势。也许你会说守势也是一种积极的姿态，因为它不会阻碍任何事情，也不会威胁到否决权。但在对伊拉克用兵的问题上，中国没有显示出积极的态度；在解决中美洲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几乎置身事外。纳米比亚问题，中国稍有介入。而在阿富汗问题上———我们还没有提到过阿富汗。只有当冷战结束、戈尔巴乔夫还有他的继任者认为苏联应从阿富汗撤军时，阿富汗问题才有可能得以解决。而这也是德奎利亚尔在任期内解决的又一问题———中国又一次冷眼旁观，他们虽然有兴趣，但很难挑起大梁。
埃克哈德：“世界新秩序”很快蜕变成新的“世界无秩序”。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前南斯拉夫爆发战争，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事件等等。究竟是世界的领导者们无力驾驭后冷战时期的新变化，还是太多人过于天真乐观地认为世界秩序可以强制实现？
苏特林：嗯，答案非常复杂。首先，冷战的结束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但也使很多事情因放松而变得难以控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南斯拉夫的局势。在那里，老对手走到台前，从而形成新的、或者说相对较新的情况，也就是国家内部冲突。
我想，当时没人做好了应对前南斯拉夫国家内部冲突的准备。要解决这事儿就可能使联合国宪章中的两个基本原则面临冲突，因此给联合国带来不小的麻烦。这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成员国之间主权平等，这意味着各国领土的完整；另一个是各国都拥有自主权，这也是联合国宪章赋予的权利。
那么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内战，联合国该做些什么呢？要去干涉吗？各成员国该怎么做？如果是为了防止冲突造成巨大的破坏而由联合国或各成员国出面干涉，各国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吗？
这样的考验首先出现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克罗地亚。而事实几乎马上证明，面对内战，联合国在政策上并没有准备好。在指挥和控制部队以应对局势方面，联合国显然也没有准备好。鉴于此，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不得不直面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这种局势，但他一开始并不愿意派出维和部队，因为那里根本没有和平可维持。此前，维和部队基本上都是派往那些已经实现和平的地区，他们的任务是使局势更为稳定。而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根本就没有和平可言。
这个问题在德奎利亚尔的继任者布特罗斯‐加利那里得到了解决，具体包括：与之前相比，维和任务需要做得更多；联合国绝对不能对内战袖手旁观，听之任之，尤其是在停火协议已经达成但没有得到贯彻时，以及内战对人民的福祉已经造成巨大损害时———比如说后来的索马里。
因此新的观念发展起来，即维和部队的任务不仅仅是维持局势的稳定，维和人员也可以使用武力使内战的双方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当然这一观念在得到俄罗斯的赞同后才可能实现。
时至今日，这一问题仍然存在。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建议下，这一问题以“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议题得到了联大的认可。事实上就“保护的责任”而言，各方已经达成共识：若内战发生时一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保护其人民，或某些民众受到种族屠杀的威胁时，联合国有责任利用一定的方式保护这些民众。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整个问题出现在冷战的余波之中。
埃克哈德：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政治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倡导“保护的责任”。数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地修定国际法、使其力量不断增强；提出“保护的责任”就是对国际法的进一步完善。但是仍然还是爆发了大规模屠杀———如苏丹的达尔富尔、卢旺达和柬埔寨等地的屠杀，这还只是其中的三个例子。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难道就仅仅是我们能否扼制我们心中的兽性的问题吗？苏特林：我想，就此问题有很多东西要讲。你提到国际法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地修改完善，确实是这样。国际法的核心概念是主权。在处理国家内部冲突的过程中，主权问题必须以某种方式得以解决。而这又与联合国在处理这类问题时所要面对的情况有关。如果一国政府不希望别国对其加以干涉，那么联合国可以干涉到什么程度？因此你的问题一部分与国际法有关。
而另一个问题是，当诸如卢旺达、波斯尼亚以及现在的达尔富尔发生内部冲突时，为什么联合国或者其他人不能阻止此类可怕事件的发生？
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说的是：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许多，哪怕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至少从数字上看，现在的战争已经少些了。一些国家的内部冲突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换句话说，是在冷战结束、积怨爆发的时候；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冷却下来，所以从数据上看，冲突减少，而现在除了厄利特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战争是一大例外，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然后的问题是———你也问了———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糟糕的例子，比如在达尔富尔和其他一些地方？那么我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更多这样的例子了？[笑]我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的答案是相互关联的。
为什么没有更多这样的例子了？原因之一是联合国、各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领导人认为追求经济发展、追求自由、关注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协调联系更为明智。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有一股我称为“民主化”的趋势扩散开来。我们都知道，统计数字显示民主国家较少发生内部冲突，也不太会去跟别国争———不是说不竞争，而是说不斗争。
那为什么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呢？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都能这样，但是世界上的某些地区，尤其是在当今非洲，这个趋势还没占主导地位。你说到的几个地方，索马里、刚果、苏丹（尤其是达尔富尔），政府的力量非常微弱，不足以遏止国内冲突。
让我们回到联合国，虽然与冷战结束前相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学会更为有效地进行合作，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国家利益。随着冷战结束，这些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紧密，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起来。
因此在处理现存的一些冲突问题时，各国无甚进步的原因是：若某些地区的冲突不影响到各大国的直接利益，那么就没有足够的利益诱惑使安理会里外的各主要势力紧密和谐地团结在一起，无法保证在必要时利用他们的资源、他们的影响力和他们的军事力量来中止冲突。
真是个冗长的答案。
埃克哈德：我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说到过，冷战的结束使安理会有可能像联合国宪章原本所期望的那样行使职责。我们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能量不断增强，维和范围不断扩大———就如您说的那样，包括了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综合维和”。我可以说，联合国这一国际组织的规模与能力都得到了增长。但就在同一时期一些较强的政治势力，尤其是美国的一些势力，宣称联合国应该被关闭，应该被取而代之。您认为在未来十年中，联合国的前途如何？从联合国创办之初，就有人怀疑它、不断地攻击它；如今在联合国总部的所在国，这些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治力量，联合国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得更强吗？还是会屈服于外界的攻击？
苏特林：我非常希望联合国可以变得更强，但我认为在谈及寻求力量之源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
回到你刚才所说的，联合国现在比冷战结束前已经强大了很多，特别是在维和方面，这是事实。但是我们还需要意识到联合国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就是行动迟缓，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无论联合国是否应该负全责，这些例子都表明联合国还不完全具备领导和掌控综合维和行动的能力。而且时至今日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联合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因为在大部分执行综合维和行动的地区，实际的军事行动都是委托别国来完成的，比如说北约或其他一些国家的联盟。这些出兵的国家或组织虽然已经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但基本上并不受联合国控制。
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是否会改变。多个秘书长都已经建议过联合国应该能更直接地调动军队。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实现。我认为或许联合国有必要完善其“自愿联合”的应用，以执行主要军事行动。
说到这里，我认为联合国在发挥现在普遍所说的“软实力”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那是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环境的改善，如果没有这种改善的话世界终将发生战争和人道主义灾难。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很有效地发展了前任留下的事业，努力推进联合国向前发展，使其获得更高的领导地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联合国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分支机构等更好地凝聚在一起，就像在联合国千禧年宣言中说的那样，大家要通力合作，不仅相互协调共享资源———这很重要———而且共谋领导之道。
从发展的角度说，联合国本身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来使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即便如此，若你将所需资源的量与可以从各国政府及世界银行获得资源的量相比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源还是显得非常有限。
但正如安南所做的那样，联合国从树立目标、制定全球政策的一开始就注重“软”目标，这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就我个人看来，这是保证联合国能在未来获得更大力量的正确方向：利用经济发展的资源和理论，利用征服疾病的知识和办法，继续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已经开始着手的事业，使全球人民都相信发展、国际法、国际组织和人权之间的相互联系。
如果联合国能那样做的话，那么我相信它就能起到良好的领导作用；然后这种趋势，也就是前面我提到的世界上的冲突越来越少的趋势会加速发展。
埃克哈德：吉姆，非常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