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课上我们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血腥屠杀，然后是集权主义国家的兴起和核毁灭的威胁。我们还说到二战之后发生的众多局部冲突———大概一共有一百六十多次。然后我们听了我采访前枟纽约时报枠记者克里斯·赫杰斯（Chris Hedges）的录音，他曾写过一本叫做枟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枠的书。最后，我当了一回业余心理专家，探寻人类攻击行为的本源。我们问：“我们能驯服狂暴的野兽吗？”而这里所说的野兽正是指我们人类自己。
我希望，通过这个课程的八节课，我们可以为21世纪逐渐寻找到一种更有希望的模式，包括全面控制人性中的暴力倾向，以更加成熟的手段防止冲突的发生，以及为了以最好的方式统治管理而达成更广泛的共识等等。
今晚我们要来看一看：冷战如何影响了联合国的正常工作？秘书长的职务和地位有了怎样的发展？在创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问题上，联合国宪章有了如何的灵活变通？冷战对联合国的影响、秘书长和宪章的这些发展变化可是联合国的创建者们从未预想到的。
1945年签署于美国旧金山的枟联合国宪章枠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中国、法国、苏联、英国和美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枟宪章枠第五十三条将“敌国”定义为“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言”。换句话说，德国和日本是不受邀请的。这两个国家，现在当然已是完全与其他国家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国了，还在尝试通过一个枟宪章枠修正案将那“敌国条款”从枟宪章枠中删除。
布莱恩·厄克特爵士（Sir Bri an Urquhart）在他的自传枟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生枠中这样说：“联合国宪章的思想基础其实是战时的联盟在和平时期的延伸。”（厄克特是联合国成立后招募的首批工作人员之一，如今是有关世界组织问题的最有见地的评论家之一。他是今晚的“历史见证人”。我们将在后半节课听到今年1月份我对他的采访。）
厄克特又说：“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的盟国领导者。枟联合国宪章枠假定他们会一直团结一致监管世界和平，并在必要的情况下保卫世界和平。可是这种假设实在缺乏政治的现实性。”
我重复一下：“实在缺乏政治的现实性。”
安理会The Security Council
在上周的课上，我们回顾了美国与苏联是如何开始相互竞争（而不是共同合作）从而形成我们现在所知的“冷战”的，可是枟宪章枠还在指望他们同心协力。联合国宪章第42条特别授予安理会“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权力。
第45条说：“为使联合国能采取紧急军事办法起见，会员国应将其本国空军部队为国际共同执行行动随时供给调遣。”
联合国宪章第47条呼吁建立军事参谋团，以便对于安理会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军事需要问题，对于受该会所支配军队之使用及统率问题，向该会贡献意见并予以协助。
这听起来很严肃。但是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计划从来就没能实现过。有时候，联合国仅能通过这些行动决议而不能真正行动。
比如说，军事参谋团确实建立起来了。它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派出的高级军官组成；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也曾非常严肃地制定过联合军事行动计划。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1948年6月苏联封锁了柏林，五个常任理事国之间就不再有什么严肃的军事行动可计划了。军事合作的可能性至此断绝。
最终，军事参谋团的军官们仅能在五个常任理事国与联合国之间做些军事联络工作。他们每月开会一次，现在仍然这样。我曾看到他们穿着统一的制服走入会议室。我还曾听人说，每次他们先正式地宣布会议开始，接着决定下一次开会的时间，然后闭会。前后不过5分钟。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快60年，而且我听说他们还在这么做。
厄克特曾为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写过一本传记，写得很不错。他在书中写道：当枟联合国宪章枠最后润色写成之时———其时距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仅有数周时间———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因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正在发生彻底的改变。
他写道，这些武器不仅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且改变了大国的性质和大国间的关系，并最终将各大国禁锢在恐惧的力量制衡中。而这种恐惧的制衡，使他们在解决与其竞争者的影响范围相关争端的时候，行动自由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接着说，世界政治局势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改变，冷战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峙：对峙双方更多地利用宣传造势和政治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军事攻击。这些都使得枟联合国宪章枠用联合军事安全来对抗冲突、确保和平的想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战后的现实。
秘书长The Secretary‐General
当安理会受到冷战阻碍而无法发挥应有作用时，联合国秘书长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虽然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从未这样预想过。
曾有人对我说，在一开始，各成员国对联大主席的人选比对秘书长的人选更感兴趣。他们认为联大主席才是更有权威的人。
毕竟，枟联合国宪章枠将秘书长的职权描述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但是在宪章一直往下靠近很后面的部分中，有这样一个句子暗示着秘书长的政治角色。第99条说：
“联合国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世界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由于当时的安理会几近瘫痪，也由于第二任秘书长———来自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具有高超的外交手段，秘书长在那段时间里成为了高度活跃的政治角色，并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如今秘书长有自己的预算，拥有上千人的工作团队，任期也没有限制———虽然按照惯例一般是十年。
而联大主席每年改选一次，手下只有很有限的工作人员。直到最近才享有出访经费预算。联大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 e
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 e）原是挪威外长，二战期间流落伦敦。1946年1月他被选为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他的当选其实是冷战开始的结果。
美国原本打算推举莱斯特·皮尔森（Lester Pearson）为秘书长，皮尔森当时是加拿大驻华盛顿大使，可是苏联不同意。苏联不想让一个在政治上如此接近美国的人当选。在一个遍布美国党羽的新兴的联合国里，挪威似乎是最接近中立的国家。而且赖伊相对而言比较不知名，是一个安全的候选人。
赖伊一开始以为自己会成为联大主席，因为美国人告诉他说支持他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当美国看到英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支持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时，美国人就不再坚持了。所以就任秘书长成了给予赖伊的安慰奖。连他自己都不看重秘书长这个职位。
赖伊一上任就聘请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做他的特别助理。
在厄克特的自传中，他这样描述赖伊：
“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组织的秘书长，赖伊有些勉为其难。他没有圆滑纯熟的手段，过多地倚重于笨拙的小聪明和他所谓的‘政治嗅觉’，而不是在智力与外交上多下功夫。”赖伊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道“为什么这个可怕的任务会降临到一个挪威劳动法律师的头上？”
枟洛杉矶时报枠的记者斯坦利·麦斯勒（Stanley Meisler）曾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年之际写过一本书。他认为：或许联合国的得失与赖伊在外交上的笨拙和迷惘并无多大关系。不管谁当秘书长，联合国的开始都会很糟糕。其原因就是：冷战。
不过如果仅仅说赖伊是个笨蛋并止于此，那就太过简单了。他一直在用脚趾头试水，有时候甚至把整个脚都浸到水里，为的就是探寻联合国秘书长究竟该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
伊朗危机The Iran Crisis
冷战初见端倪后，联合国在伊朗遇到了一个危机。二战时盟军曾占领伊朗并成为苏联的南方补给区。其实我的父亲就曾在驻伊朗的美军中服役，每天将物资装上火车运往北方。
苏联占领了伊朗北方，而英美两国占领了伊朗南方。三国签订了一项协议，约定战争结束后从伊朗撤军———最后期限是1946年3月2日。英国和美国1月份就撤军了，可是苏联方面却动也不动。
1月19日是安理会首次开会的日子。在此之前两天，伊朗大使指控苏联干涉伊朗内政，提请联合国加以调查。苏联方面说，他们将就此问题直接与伊朗进行协商，联合国只要认可协商结果就行了。但是美国坚持将伊朗的诉请纳入安理会议程。
3月28日，伊朗方面要求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他们的诉求。但是此时苏联和伊朗已经快要就苏联撤军问题达成一致。苏联大使要求将讨论推迟至4月10日。但是美国决定不再信任苏联，坚持马上进行讨论。
苏联与伊朗在德黑兰达成新的协定之后就从伊朗撤军了，危机也就此解除。于是苏联大使要求将此议题从安理会的议程中删除。赖伊同意了，并向安理会递交备忘录说明情况。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对他这样做非常生气。
麦斯勒认为，赖伊不知道联合国秘书长究竟应该发出多大的声音，扮演怎样的角色。他写道，赖伊和他所有的继任者都从宪章第99条找到了他们的权威所在，“但是究竟秘书长能从这点文字中获得多大的权力，这一点从来就不清楚。”
中国的代表权China’s Representation
利昂·郭登克（Leon Gordenker）曾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在联合国工作，后来他到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有关国际组织的课程，成为一名出色的教授。2005年他出版了一本有关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地位的书。他在书中说，赖伊最早在联合国提出了有关中国代表席位的问题。
1948年，赖伊请他的法律顾问（据我所知，当时是美国人亚伯·法勒[Abe Feller]）就“究竟是台湾的国民党还是北京的共产党有权占有安理会和联大的中国席位”这一问题做了一份报告。法律顾问发现北京政府更为合适。
赖伊把这份报告交给安理会，虽然安理会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当时在联合国占有中国一席的国民党大使大为光火。其他代表，特别是美国也不支持赖伊。利昂·郭登克写道，结果赖伊没能建立起将其法律意见正式置入安理会议程的权力。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补充道，这件事也说明安理会清楚地表明法律意见不会成为政治决策的动力。
巴勒斯坦Pal estine
当英国将国际联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托管权转交给联合国时，赖伊积极地开展以瑞典的福克·贝尔纳多特伯爵（Count Folke Bernado‐tte）为首的驻防团工作，并且任命美国的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为其助手。
后来福克·伯纳多特伯爵被以色列斯特恩帮（Israeli Stern Gang，一个犹太复国组织）暗杀，但其助手拉尔夫·本奇成功地使协商继续进行，并最终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与它的阿拉伯邻居之间达成停火协议。利昂·郭登克认为这一行动开创了联合国秘书长参与解决国际纠纷的先河。
朝鲜Korea
1950年，在赖伊公开支持安理会对朝鲜用兵之后，他很快沦为冷战的牺牲品。
斯坦利·麦斯勒记录说：1950年6月2日深夜，赖伊接到美国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希克森（John Hickerson）的电话，通知赖伊北朝鲜的部队已经入侵南朝鲜。赖伊的反应是“我的天哪，杰克，这是对联合国的战争！”1945年，联合国人为地指定北纬38度线为南北朝鲜的分界线；此后一直有联合国观察员驻守在三八线上。
赖伊想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安理会主席。但是凌晨三点的时候却是美国正式要求开会。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知道朝鲜战争的消息后，担心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点。
斯坦利·麦斯勒说赖伊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中立的调解人来试着解决两个对手之间的冲突。他觉得联合国应该站出来，反击侵略。赖伊写道：北朝鲜的突然袭击“让我十分惊讶，它让我想起纳粹对挪威的入侵”。
当安理会真正面临难题，苏联却又缺席了。由于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联合国决定将中国的席位交给台湾的蒋介石而不是北京的毛泽东，苏联由此而对安理会进行抗议。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各布·马立克（Jacob Malik）没有出席安理会的朝鲜问题会议，从而放弃了使用否决权。
安理会成员国开会的时候，特里格韦·赖伊应邀做开场发言。他说，联合国监督人员已经确认北朝鲜的行为的确属于侵略。他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已经对国际和平造成了威胁”，“我认为安理会负有明确职责，采取必要的行动重建那个地区的和平。”
通过这次讲话，赖伊确立了自己在安理会发表观点的权利。但是他与原本支持他的苏联之间产生了嫌隙，他未来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苏联拒绝与之对话，并在1950年反对他连任。虽然赖伊的任期被联大延长了，但他于1953年辞职。他说，苏联的反对使他无法再有效地工作下去。
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
虽然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在瑞典外交部身居高职，但是瑞典以外的人对他却知之甚少。有人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成为安理会的安全之选———安理会可不想找一个强硬的政治角色。
厄克特写道：大家普遍感觉哈马舍尔德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保险的非政治技巧统治论者，他可能会修补好赖伊任期中出现的一些漏洞，并且避免采取有争议的政治行为。厄克特说，带着这种想法，安理会杰出的成员国们犯了一个令人欣喜的错误，因为哈马舍尔德其实是一个强硬的、有独立使命感的非同寻常的人。哈马舍尔德的当选给联合国的领导层带来了充满活力而富有远见的八年。
在厄克特的自传中，他记述了哈马舍尔德如何成功地转变了秘书处的态度，如何重新确立了各成员国政府及外界观察家们对联合国的兴趣与尊重。这是人格与智力的双重胜利。
麦卡锡时代The MacCarthy era
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处做的最重要的事之一，就是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赶出了联合国大楼。特里格韦·赖伊在任时，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在联合国设立了办事处。当时的美国，以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acCarthy）为首，正在抓紧对共产党进行政治迫害。
厄克特写道，当时麦卡锡指控秘书处的多名美国籍工作人员倒向了共产党，但是就厄克特看来没有一个案子是有真实证据的。就连当时在联合国工作的最出色的美国人拉尔夫·本奇也被传唤，要求在大陪审团面前说明30年代时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最终，事实证明所有的“证据”都是捏造的。
刚才我向你们提到过赖伊的法律顾问亚伯·法勒，他曾按赖伊的要求写过一个“哪个政府应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的备忘录。亚伯·法勒认为北京政府更为合适。麦卡锡的调查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从住所的窗子跳下楼去，自杀身亡。
麦卡锡的调查对整个秘书处和整个美国政治环境都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你们可以想见，当后来哈马舍尔德将联邦调查局的人赶出联合国大楼时，他是多么地得人心。他也明确向成员国表示，虽然各国可以向他提供意见，但最终有权决定联合国工作人员去留的是他，而不是任何一国的政府。而美国的政界最终也受够了麦卡锡，很不客气地把他踢在一边。可惜的是这时候他已经造了很多孽。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的建立Creation of the IAEA
1953年，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成为美国总统。同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去世。
当时大家都感觉到似乎会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发生。到了12月份，艾森豪威尔向联大提交了一个方案，建议通过国际合作和交流，从而使原子能够得以和平利用。通过1954年一整年的精心筹备，国际原子能会议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汇集了当时最高端的智囊，由哈马舍尔德担任主席。
厄克特评论说，这次会议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桥梁，最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个开明的、世界性的科学与科学家社团的观念得以复兴，而这样的观念一直以来都处于世界大战、冷战和核武器的阴影之中”。
这次大会促使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建立。而哈马舍尔德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不仅应该负责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问题，还应该在未来肩负起控制武器、维护核设施和监督裁军的职责。而正是由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伊拉克的出色表现，他们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还有很多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的新闻，与充满争议的伊朗核计划相关。
苏伊士危机The Suez Crisis
哈马舍尔德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计划由于苏伊士危机的发生而暂时搁置。1956年10月末，以色列对埃及西奈半岛发动了进攻。
以色列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受到阿拉伯游击队的反复侵扰。以色列此次出兵西奈半岛表面上以打击游击队基地为理由，但暗中却与英国及法国串通。连美国都不知道这些事，更不要说哈马舍尔德了。哈马舍尔德此前还一直就苏伊士运河的未来与英国、法国及埃及的外长们进行有希望的磋商，事实上，正是在以色列进兵的日子———10月29日这一天，原本计划着是要重新开始这些磋商的。
然后英法两国一边对以色列与埃及下了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两国军队撤到离苏伊士运河10英里以外的地区，一边又开始轰炸埃及机场及其他目标。这看起来很像英法两国要亲自出兵的前奏。随后英法两国部队从马耳他渡海，计划于11月5日抵达埃及。但这个时间定得太迟了，未能有效地跟上前几天的空袭。
对于此次征伐，厄克特说：“英法军队的远征遭遇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这次构想于仇恨和欺骗之中、计划愚蠢、执行又拖泥带水的行动很快将两国置于一种不可收拾的局面中；他们不仅遭到了盟友们的指责，也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大力谴责。”
斯坦利·麦斯勒补充道：“和30多年后柏林墙的倒塌相似，苏伊士运河危机是20世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传统帝国主义的结束。这一危机也暴露出英法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外强中干，他们无法面对来自联合国、美国和国内愤慨民众的谴责。”
当英法的军队还在驶向埃及时，联大已经授权哈马舍尔德就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同时敦促各方尽快达成协议，将军队撤到拉尔夫·本奇在7年前议定的停火线以外。（由于英国与法国动用否决权而使安理会陷入困顿，联大不得不出面有所作为。）厄克特写道，事情马上变得很清楚，联合国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们（英国与法国）找一个下台的机会从而保住一点面子，让他们尽快得以撤军从而挽回一点体面。
此前哈马舍尔德曾与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森探讨过引入一支联合国部队以解决问题的想法。但当时哈马舍尔德还很犹豫。而11月3日之前英国与法国一直在说，如果以色列与埃及能够接受一支联合国军队来维护和平的话，他们就中止军事行动。在与皮特森及其他几个高级顾问———包括本奇和厄克特———商量过之后，哈马舍尔德于11月6日凌晨两点半之前完成了组建维持和平部队的计划。厄克特将他的报告称为“全新领域的概念巨作，非暴力的国际军事行动的蓝图”。
厄克特当时负责维和部队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为维和部队寻找一个有特点的标志。各国士兵仍将穿自己国家的军装，所以联合国方面建议将军帽统一为蓝色的贝雷帽。但是帽子需要时间去做啊。当时美军储存了大量的头盔衬里，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喷漆为淡蓝色。于是着装的问题就解决了。“蓝盔”（蓝盔是维和部队的别称）从此诞生。
1957年2月中旬之前，新的联合国紧急部队（UNEmergency Force，UNEF）布置停当。英法两国撤军。以色列当时不信任联合国军队，滞留西奈半岛。但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高压之下，最终于1957年3月撤军。联合国紧急部队获得了如此了不起的成功，以至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有美国国会的一致赞成的决议作后盾的情况下，提议建立一支常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但是哈马舍尔德觉得此建议不如意，因此没有采纳。
斯坦利·麦斯勒写道，苏伊士危机证明，无论联合国是一个多么不完善的组织，它自身都拥有一种独特的道德力量，一种钢铁般的惊人力量。
厄克特补充道，1958年我们都为我们的组织而感到骄傲；我们想，它终于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刚果TheCongo
1957年，哈马舍尔德毫无争议地再次被联大选为联合国秘书长。刚刚独立的几内亚在1958年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为轰轰烈烈的非殖民化运动拉开了序幕。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原来预计非殖民化的过程大概需要100年，可事实上这一过程只花了20年就基本完成了。1945年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的国家只有约50个。你们有谁知道联合国今天有多少成员国吗？
猜对了！192个。
其中有50多个是非洲国家。
刚果（金）是其中之一，于1960年6月30日独立。但是这个国家显然还没有为脱离殖民（原来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做好准备，随之而来的混乱消耗了联合国以及哈马舍尔德大量的精力，最终还要了他的命。
哈马舍尔德预感到刚果会有麻烦，于是在刚果独立前就派他的美国助手拉尔夫·本奇前往刚果。结果事情比他预想得更糟。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领导人———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和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互相视对方为眼中钉。而矿产丰富的加丹加省在莫伊兹·冲伯（Moise Tshombe）的领导下于7月10日宣布脱离刚果。两天后，卡萨武布和卢蒙巴都向联合国请求军事援助。
7月13日，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在刚果执行新的联合国和平任务的决议，部署工作随即展开。哈马舍尔德派布莱恩·厄克特爵士前往刚果帮助拉尔夫·本奇完成任务。联合国部队到达刚果之后，逐渐替代了比利时的部队，并让比利时部队回国。许多比利时平民为逃生而离开刚果。那时，布莱恩·厄克特曾被刚果士兵扣留，并施以暴打。不过他活了下来，对此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被打总比被吃好”。
回到纽约。刚果问题成了第15届联大（1960）争论的焦点，而一个记者将这届联大称为“史上最精彩的演出”。为什么？因为赫鲁晓夫、卡斯特罗、恩克鲁马、尼赫鲁、纳赛尔、麦克米伦、艾森豪威尔、铁托，还有其他一些世界要人都参加了这次非同寻常的“演出”。就是在这次会议中，赫鲁晓夫拿着一只鞋子在讲台上乱敲，以示抗议。不过，这里只说是“一只鞋子”，没说是“他的鞋子”———也许他是从当时坐在他身边的外长葛罗米柯那里借的。不过他的抗议无效，联大决定继续联合国在刚果的和平任务。
后来赫鲁晓夫要求哈马舍尔德辞职。哈马舍尔德就此在联大做出回应：“辞职其实很容易，难的是留下来。向大国的意志臣服非常容易，但是要反抗则是另一回事。如联大成员所熟知的那样，我以前已经如此做了———在许多情况下、在许多方面我都坚持自己的立场、反抗大国意志。如果这是那些把联合国视为当今世界中最好的保护者的国家们仍这样希望，那么我现在会继续这么去做。”
除了苏联集团之外，其他国家代表都起立向哈马舍尔德鼓掌致意。厄克特接着写道：“哈马舍尔德在保卫秘书长和秘书处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过程中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同时，他决心让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将竭尽后半生的力量来积极维护这一角色？ ？”
哈马舍尔德亲自飞往刚果加丹加省会见冲伯，打算就加丹加省的回归问题与之协商。那是在一天深夜，飞行人员从来没有在那一地区飞行过。在进入恩多拉机场的途中有一座小山，但他们的地图上没有标出。已经被放下的飞机起落架碰到了山顶，导致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哈马舍尔德的遗体被甩在飞机外面，是惟一没有被烧毁的。厄克特在自己为哈马舍尔德撰写的传记中说：“他躺在那儿？ ？表情特别安详，手中还握着一丛草。”
吴丹UThant
哈马舍尔德遇难后，吴丹被选为代理秘书长。他是个很安静的人，一名佛教徒。厄克特说吴丹似乎被历史遗忘了。他写道：“似乎很少有人记得他的高贵、他的正直，还有他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和其他国际争端时所表现出的勇气。”
但是在厄克特看来，吴丹成功地让联合国正常运作。“他那安静而坚定的领导风格，让联合国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平稳前行。”变化之一是，截至1962年，联合国成员国数量激增至110个，是联合国成立时成员国数量的两倍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宣称自己既不追随美国也不倒向苏联。他们团结在一起，发起“不结盟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联合国内东西方的两极对立。
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非殖民化和经济发展，因此他们拓宽了联合国议程的容量，将诸如环境、人口、食物与水源等全球问题也纳入其中。厄克特说，“与以往相比，联合国成为一个更具代表性的组织。联合国将精力更多地投入世界的现实问题以及大多数人民的当务之急中，新的议程表显得更为务实。”
但是还是让我们回到艰难的政治现实上来。
古巴导弹危机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上周的课上我们说到过古巴导弹危机，是放在核战威胁的语境中说的。但这件事同时也是“大国如何利用联合国———特别是秘书长———来推进大国间的交流”及“秘书长自身如何作为协调者的角色而走得更远”等问题的极好例证。
古巴导弹危机源于赫鲁晓夫决定在古巴的一个岛上布置导弹，而导弹发射场离美国的佛罗里达仅90英里。肯尼迪总统闻讯后立即针锋相对地加以回应。祸事一触即发。此时是1962年的10月。吴丹立即采取行动。在安理会做出反应之前，吴丹要求美苏双方紧急展开磋商。
他给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写信，要求双方暂时停止行动———他建议苏联停止一切向古巴运送武器的行动，建议美国海军暂停对驶向古巴的苏联船只进行“隔离”（这只是“封锁”的比较好听的说法）。同时他进行公开讲话，要求各方保持冷静。
由于吴丹在讲话中没有谴责美国，苏联大使因此而批评他。但赫鲁晓夫在给吴丹回信时表示欢迎他的提议。肯尼迪也表示他愿意接受吴丹的想法。
于是吴丹又转向卡斯特罗，要求他停止建设导弹发射场。他接受卡斯特罗的邀请出访古巴，并与之商讨向古巴派驻联合国观察员从而对导弹发射场的拆除事宜进行监督的事。但吴丹在古巴时，苏联大使拜访了他，告诉他导弹发射场已经拆了。
到当年12月，危机解除。苏联从古巴撤走了导弹，美国也解除了封锁。
用厄克特的话说，“吴丹提供了一个公正的中间参照点，使苏联和美国双方都能在不显怯懦或屈服的情况下积极地对事态进行回应。”
刚果危机的解决The Congo crisis is resolved
1962年底，正当古巴导弹危机让人可以松一口气时，脱离刚果的矿产大省加丹加的领导人莫伊兹·冲伯不知道什么原因决定袭击当地的联合国军队。他命令雇佣军向联合国人员驻地开火，此时距圣诞节仅有4天。
驻加丹加的联合国军队指挥官是言辞温和但坚韧刚强的印度少将普雷姆·钱德（Prem Chand）。（27年后，我有幸与他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维和任务中共事，他在那次任务中担任部队指挥官。）
吴丹大胆地授权普雷姆·钱德赶走加丹加的所有雇佣军，使联合国军队可以自由地移动。普雷姆做到了这一点。
刚果任务漫长而又血腥，但是最终成功地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刚果政府重新建立，加丹加也得以回归。最后一批联合国军队于1964年6月30日撤出刚果。14个月以后，我作为一名22岁的研究生前往加丹加，并在那里的国立大学学了两年———我将与你们分享我的战地故事。
斯坦利·麦斯勒写道，刚果行动使每个人都感到困惑和迷惘。“从那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向索马里派出部队之前，联合国都没有再进行过维和行动。”
吴丹连任Thant reelected
接下来的几年相对平静，除了两件事：一是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常年征战，最后联合国出面调停，并于1964年向那里派驻维和部队。二是1965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为克什米尔问题开战。当时有些人担心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吴丹自己作出决定，延续1949年来联合国克什米尔维和行动的观察任务。苏联因此而强烈地批评他，但是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却更为强烈地支持他。随着各方撤军，克什米尔危机于1966年1月得以缓解。
1966年底，吴丹再次当选为秘书长，开始新的五年任期。
六日战争The Six‐Day War
但相对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
1967年5月，中东陷入一片混乱。
埃及参谋长致信驻西奈半岛的联合国军队指挥官，要求他立即将所有联合国军队撤离西奈半岛。开始时吴丹表示反对，但是埃及总统纳赛尔从中进行私人干预，通过联合国军队各派遣国的大使要求各国立即从埃及撤军。
吴丹深知，此前苏伊士危机发生时，因英法两国运用否决权而使安理会无法就行动问题达成一致，是联大出面组织军队派往西奈半岛。因此如果此时他再将这件事丢给联大解决，埃及就能获得足够的支持而使行动搁浅。如果他依照联合国宪章第99条之规定而将事情提请安理会解决，则安理会又会陷入不合时宜的东西对峙之中。
所以吴丹咬着牙决定由自己批准撤军。这在当时是一个没有把握的决定，对此历史没有原谅吴丹，因为接下去就是被一些人称之为的所谓的“吴丹之战”。
埃及军队开进了联合国军队的驻地，包括沙姆沙伊赫（Sharmel‐Sheikh），在那里他们控制了蒂朗海峡（Strait of Tiran）并开始封锁以色列的航运———根据国际法，这是一个战争行动。
吴丹前往开罗，提议埃及将封锁解除两周；而作为交换，以色列在这段时间内不使用蒂朗海峡。这个提议与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向卡斯特罗做出的提议非常相似。可是开罗只论战争，纳赛尔似乎不灭以色列誓不罢休———但是他并没有对吴丹说“不”。
而另一方面，以色列感到了强烈的威胁。以色列只有两百五十万人口，而环伺以色列并对之虎视眈眈的阿拉伯国家人口加起来却有一亿一千万之众。而且这些阿拉伯邻居们都装备精良。以色列决定先下手为强。
6月5日上午8点，以色列喷气式飞机先发制人。它们低空飞行，躲过埃及的雷达后大挫埃及空军———他们的飞机都还停在地上呢。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军基地也遭受了同样的突然袭击，以色列同样大胜。共有四百余架飞机被毁，阿拉伯空军元气大伤。
战斗进行到第三天，以色列军队已经击败了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并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他们还占领了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第四天，以色列军队席卷西奈半岛直至苏伊士运河，并将埃及军队困在沙漠之中。埃及方面的人员伤亡超过一万两千人。到第六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以色列战胜叙利亚军队，并将他们赶出戈兰高地。
纳赛尔同意停火，实际上也就是认输了。随后他提出辞职，但是他的人民强烈要求他留下来。
六日战争让以色列更加蔑视联合国，而联大内部反以色列的偏见只会加强这种蔑视。
对于吴丹和拉尔夫·本奇来说，六日战争对他们个人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厄克特写道：“我想吴丹和本奇的心理都会无法挽回地因为这件事而备受打击，两人的健康状况从那时候起也每况愈下。”
但是厄克特坚信，除了按埃及的要求撤出联合国军队之外，吴丹别无选择。“埃及总统纳赛尔执政时期正是阿拉伯民族观念的全盛时期，跳下悬崖孤注一掷的决心不可动摇，而法律也是全权授予他可以这么做的。”他写道：“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军事角度来看，吴丹都没有办法对他形成挑战；而且即便形成了挑战，也改变不了什么。”
而针对安理会成员国，厄克特有点没耐心了。他写道：“我在联合国的这么多年里，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欺骗、逃避、不考虑实际情况就鲁莽行事的情况大行其道。尤其是西方国家，他们不愿意对纳赛尔的一意孤行加以认识，或者实实在在做些什么从而对这种情况加以控制。而苏联刚刚向纳赛尔提供了看起来非常厉害的新武器，当然也不会这么做。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同样也不能，或者说不想压制一直从法国获得大量武器的以色列。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批评吴丹？ ？”
接下来的一年，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西方媒体再一次指责吴丹过于怯懦，但这次吴丹再次面临无计可施的局面，除了公开谴责诉诸武力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构成联合国宪章之基础的国际秩序及国际道德观念？ ？”
1971年，东巴基斯坦———也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国———爆发动乱，这导致了一场内战的爆发，大量难民涌入印度。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都不希望安理会插手这件事。吴丹不想运用联合国宪章第99条，因为他害怕得不到支持，损害他在未来的影响力。
他转而将大量精力投向救济难民，但即使在这方面他也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通力合作。12月上旬，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战争。一周后巴基斯坦同意停火，孟加拉国诞生。但是，厄克特观察到，没有人———包括联合国在内———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什么好评。
越南Vietnam
首先，由于吴丹希望越南战争通过协商而实现停火，华盛顿方面就开始不尊重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吴丹写道：“我一直认为，战争的真正症结不在于美国政治目标的对错，而在于美国对战争的操纵本身。即使美国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我看来发动这种战争也是不义的。”
1964年4月在巴黎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吴丹说“军事方法不能解决问题，1954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当时法国试图镇压共产主义革命）；可是我想不通为什么十年后军事方法就能解决问题了。在我看来，东南亚的问题本质上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我认为仅凭政治和外交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他说，与1945年以来发生的其他战争相比，越南战争“对人类生命与财产更暴力、更残忍、更具破坏力，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更有害，对整个世界更危险”。
1964年8月，吴丹与胡志明联系，建议他派出特使与华盛顿的特使会面。胡志明同意了。但是华盛顿方面不相信胡志明会认真对待会面问题，他们觉得即使会面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吴丹没有放弃，他继续提出和平建议，并恳求美国停止轰炸行动。最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美国从越南撤军，但联合国却被排斥在和平协议之外。
瓦尔德海姆与赎罪日之战Enter Waldheim and the Yom Kippur War
1972年，奥地利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成为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
1973年10月6日，他遇到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大危机：埃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对西奈半岛的以色列驻军发起攻击。这就是后来所知的“赎罪日之战”，因为行动开始的那一天是犹太历中的圣日。这次行动是在所有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展开的，甚至是饱受突袭之苦的以色列人。当地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对埃及的行动感到非常意外，联合国驻地遭到埃及军队的肆虐，两名维和人员丧生。交战迅速延伸至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以色列的战斗机袭击了大马士革。
由于开始时过于自信，埃及方面要求所有处在前线地区的联合国军事观察人员撤离。他们这么做了。
瓦尔德海姆担心这场冲突存在着把超级大国拉进来的危险，他在10月11日早上通过电视媒体进行呼吁，他说：“无论是针对军事目标还是政治目标，没有一方肯让步。于是它们投入这场战争，这不仅会给本地区，也将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最为严重的后果。”他说得对。
在这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安理会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美国向以色列紧急空运了许多军事补给物资。随后，以色列对西奈半岛发动反击，切断埃及第三集团军并直逼苏伊士港。
眼见着战争局势逐渐向以色列倾斜，阿拉伯国家开始向苏联求援。阿拉伯石油产出国威胁美国将对之进行石油禁运。
10月的第三个礼拜，美国的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赶赴莫斯科，与苏联达成协议，共同支持安理会号召立即停火和重建谈判的决议。厄克特评价道：“这是一次罕见的政治才能的施展，也是罕见的超级大国之间达成一致观点。”10月22日，安理会通过了338号决议。
但是情势很快急转直下。就在停火协议达成的第二天，以色列军队攻占了新的地区使得停火无法实现。安理会内的紧张局势达到顶点，美国与苏联的大使互相进行恶意攻击。然后，赫鲁晓夫大规模调动苏联军队的消息传来，美国———本来美国明显是希望能够镇住苏联、从而迫使苏联放弃任何单方面军事行动的打算———宣布将全国的防务状态（DEFCON）提升至三级战备，这是美国在和平时期动用的最高警戒状态。美国还开始调动海军和陆军以加强他们的战略。
最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相反，苏联还建议进行美苏联合军事行动，但是美国拒绝了。不过美国提议美苏两国一道参加联合国在此地区扩大后的维和任务，只派遣没有武装的军事观察员。事实上，美国坚持安理会的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不应该对联合国的扩大维和行动提供军事力量。美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安理会中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扩大后的联合国军队得到批准，这缓解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对立。
厄克特说，在为新的联合国军队制定基本准则时，瓦尔德海姆和他的助手们努力做到：在尊重安理会的全面职权的前提下（安理会有权决定如何处理任何政治争端），尽可能地保护秘书长的工作职权（秘书长可以具体管理每日的军队运作）。这就避免了秘书长陷入无论怎么做都无法成功的决策困境中。1967年吴丹命令联合国军队撤退就是遇到了这样的困境。厄克特说，这一准则成为新维和任务的基础。
基辛格坚持认为有必要举行一次由美国与苏联共同主持的和平会议。于是1973年12月21日联合国出面召开了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是自1948年拉尔夫·本奇商定停战协议后第一次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拉到同一张谈判桌上。根据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以色列将分阶段从苏伊士运河地区撤军，以色列与叙利亚军队都不得占领戈兰高地。
日内瓦会议后，基辛格给瓦尔德海姆写了一封亲切的感谢短信，感谢他代表联合国在日内瓦会议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将此次会议称为“这个历史性的场合”。厄克特写道：“那一次，基辛格似乎发现了容含多国的联合国以及秘书长的价值：可以为其杰出的双边外交才能起协助作用。”
变化中的联合国A Changing UN
在瓦尔德海姆的任期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逐渐失去了对联合国的控制。
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欧佩克）势力的开始壮大，新的权力与财富中心在中东的石油产出国出现。而不结盟运动也在联合国中成为越来越活跃的政治角色，有时他们利用西方势力在合作上的一些空子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在这种新形势下，联大投票时美国的想法常常因为得票数不足而被其他团体盖过。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斯加利（John Scali）将这种情况称为“多数人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 majority）。而在我看来，一个民主国家的代表做出这样的评价是不恰当的。
最让美国感到惊讶的一次形势逆转，发生在1971年联大关于中国问题的投票上。当时乔治·布什（即后来的老布什总统）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总统。而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当时正在北京秘密筹划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但是当“究竟谁应该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北京还是台湾”这个老问题被再次提出时，美国政府仍授意布什坚持该坚持的原则。此前，美国宣称中国的代表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而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大“对于重要问题之决议应以到会及投票之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决定之”，而不能仅仅是半数。（这就是说即使美国处于少数情形时，仍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0月25日，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定性为“重要问题”的提议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而未被通过。于是这一问题只要有半数以上的成员国投票赞成就可得以通过。随后进行的联大投票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惟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决议通过后，第三世界的代表们欢呼雀跃，有些人甚至在过道里跳起舞来。布什将之称为“丑恶的时刻”，很长时间以后他都还记得是谁在过道里跳过舞。其中之一是坦桑尼亚大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Salim A 。Salim），1981年他代表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候选人，而那时乔治·布什已经是美国的副总统。美国威胁说将不惜动用否决权来阻碍他的当选。
麦斯勒这样评价这一段历史：“回过头看，对联合国来说，19世纪70年代期间为一个纳粹和说谎者所领导，这似乎像一个偶然的隐喻。”
瓦尔德海姆的秘密Waldheim’s Secret
后来瓦尔德海姆在争取第二次连任时，中国运用了否决权（中国希望由发展中国家的人来做秘书长）。于是瓦尔德海姆离开了联合国。直到此时，他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才渐渐受到世界的关注。
此前，瓦尔德海姆将自己的战地经历写进两本自传中。他在里面写道，1941年时，他曾在俄罗斯前线负伤。1942年康复后，他离开德国军队继续攻读法律学位。但是1986年瓦尔德海姆在自己的祖国奥地利进行总统竞选时，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控告他年轻时曾是两个纳粹组织的成员。
他们说，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二等尉官，瓦尔德海姆曾任职于驻巴尔干地区的德国部队。而这一部队曾在希腊拘禁了数千名犹太人并将他们送往纳粹的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并曾为了报复当地抵抗组织的袭击而在希腊和南斯拉夫杀害数千名无辜平民。该部队司令官作为战犯于1947年被处决。
麦斯勒判断瓦尔德海姆可能不是一名战犯，但是他曾在报复希腊与南斯拉夫抵抗组织的行动中为战犯准备情报。
厄克特说，瓦尔德海姆是一个活着的谎言，他“不仅极大地伤害了自己的国家，而且伤害了联合国、以及那些为联合国奉献甚至牺牲的人们”。
顺便说一句，虽然出现这些不好的名声，1986年6月，瓦尔德海姆还是当选为奥地利总统。
总结Conclusion
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联合国的前四任秘书长的情况进行了大致的回顾。我们看到，由于冷战，联合国所面对的世界与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所预想的情况大大不同。
安理会常常因为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而被缚住手脚。但是只要成员国在公共讨论会中互相攻击，他们又确实会不断地求助于安理会。比如说古巴导弹危机。而有时候安理会又能得到积极的利用，就像在“赎罪日之战”中那样。
但是更为有趣的发展趋势是，秘书长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角色。特里格韦·赖伊曾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可是折戟而返。他在中国代表席问题上的做法、以及他对联合国出兵朝鲜的支持使他丢掉了自己的位子。
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有着敏锐的政治判断力，这使得秘书长的地位和他个人的声望不断提升。他还主持了联合国在刚果的重要军事行动，虽然这充满争议而且最终要了他的命。
吴丹是一名安静平和的佛教徒，但他却在古巴导弹危机、塞浦路斯及克什米尔争端中出人意料地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但是由于在以色列、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四国的“六日战争”爆发时，他下令撤出西奈半岛的联合国部队，因而他受到了外界的指责。也有人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瓦尔德海姆就任秘书长期间，联合国正处于艰难的变化时期，第三世界的力量开始崛起。他与各成员国都合作得很好，这对解决“赎罪日之战”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他用谎言掩盖了自己曾为纳粹服务的历史。当谎言最终败露时，他给自己和联合国都带来极大的耻辱。
历史见证人Witness to History
这一课中，我在很多地方引用了布莱恩·厄克特和斯坦利·麦斯勒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的做法。我在告诉你们一些我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而我认识这两个人，并且信服他们的判断。
布莱恩·厄克特爵士是我们今晚的“历史见证人”。1986年他曾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2006年1月12日，我在他的纽约寓所中采访了他。
本课参考文献（Sources for this lecture）
BrianUrquhart，A Life in Peace and War（NewYork，Harper andRow，1987）.
Brian Urquhart，Hammarskjold（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2）.
Stanley，United Nations，The First Fifty Years（NewYork，TheAtlanticMonthly Press，1995）
Leon Gordenker，The UN Secretary‐General and Secretariat（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
与布莱恩·厄克特爵士的谈话
ACONVERSATION WITHSIRBRIANURQUHART
纽约，2006年1月12日（2006年8月经布莱恩·厄克特爵士改定）
New York，12 January 2006
布莱恩·厄克特爵士（Sir Bri an Urquhart）是一部活着的传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是一名英军军官。1942年的一次跳伞训练中，由于降落伞没有完全张开，他从一千二百英尺的高空坠落，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几乎摔断了全身所有的骨头，但他活了下来。1945年在伦敦，他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第二个招募的人，并作为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 e，挪威）的私人助理与赖伊一同前往纽约。作为第二任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old，瑞典）的高级政治小组成员，他协助制定了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制度。他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一起工作，在中东、刚果等地做出了杰出的成绩。他为哈马舍尔德和本奇撰写的传记以及他的自传枟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生枠都非常吸引人，值得一读。
如今布莱恩·厄克特爵士是国际多边问题的顶级撰稿人，87岁高龄仍在积极地授课与写作。他那谦逊式的幽默、不凡的见识与一贯的坦诚都给读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他永远不会让人觉得厌烦。在我看来，他在枟纽约书评枠（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的文章对“为什么国际合作是有意义的”等问题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述。后来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想努力增强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的重要性，布莱恩·厄克特先生非常支持我。在一封给我的私人信件中他写道：“一个优秀的发言人抵得上一百万份新闻稿。”
他同意接受我的这次采访，并邀请我去他在纽约的公寓。这是个很好的公寓，在顶楼，光线很不错。公寓位于曼哈顿中心的韩国小区，周围几乎都是商务大楼。这里住着他和他的夫人西德妮（Sidney），还有他们的两只友好的大大的威尔士矮脚狗。我刚进屋时，它们又蹦又跳，不停地叫，是在欢迎我吧？十分钟之后它才安静下来，让我可以开始采访。
埃克哈德：布莱恩先生，非常感谢您能与我的学生们交谈。在我的印象中，冷战的开始使联合国的工作很快陷入停滞。您曾说过，在安理会陷入冷战政治的泥淖时，达格·哈马舍尔德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使联合国秘书长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您能和我们说说哈马舍尔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吗？
厄克特：你说得完全正确。1945年枟联合国宪章枠签订时欧洲的战事才刚刚结束，因此人们在思想上都倾向于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军事盟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中国———五个国家成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几年后，又恰恰是美苏之间的关系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这看起来似乎不大合常理，但就是这样。
这真是让人感到幻灭。此前对联合国作用的期待太高了，尤其是在美国。而后来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第一任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挪威）很大程度上是坐在他的位置上充当首席行政长官的角色。没有人真正认为秘书长应该在政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
后来赖伊在朝鲜问题上与苏联意见不和，因为赖伊批准了安理会介入朝鲜战争。不久他又与美国方面有了矛盾，因为美国声称联合国秘书处混进了美国共产党，得揪出来。这事闹得很大。
于是在一片欢迎和热情中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到了1952年却一片混乱。朝鲜战争一点停战的苗头都没有，这使联合国陷入了困境。东西方势力又分庭抗礼：苏联拒绝再与联合国秘书长合作，因为秘书长支持安理会关于朝鲜的决定；联合国与美国也发生了分歧，因为美国方面要联邦调查局（FBI）彻底清除联合国内的所谓的共产党———尽管这很大部分是属于虚构的。
这就是哈马舍尔德接手的烂摊子。
上任后的第一年中，哈马舍尔德花了大量的精力与各国政府进行接触和了解，与所有的相关人员交谈、讨论，并让秘书处恢复工作。他还重新制定了相关规则。他责令联邦调查局的人离开联合国大楼，同时告诉美国，有权决定联合国工作人员去留的是他，而不是美国；美国可以向他提供建议，但永远别想越俎代庖。
哈马舍尔德自己说：“我是不会做出头鸟的。”他真正的言中之意是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非他莫属的时机，可以大显身手。1954年到1955年的时候，机会降临了。17位在朝鲜战争中落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间谍罪关进监狱。
华盛顿方面不愿意搭理此事，因为他们根本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好，更不用说与之磋商谈判了。安理会曾提议解决这个问题，但被苏联方面否决。于是美国向联大提交议案，联大通过了其中的一项决议。决议末尾是那句陈词滥调：“要求秘书长竭尽所能解决这一问题。”没人觉得事情会有什么转机。
此时的哈马舍尔德，外界对他了解甚少。他看上去很年轻，很安静。就在联大通过决议三小时后，他就宣布他将于次日前往北京。听到这一消息，所有人都感觉非常意外，尤其是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他气冲冲地问哈马舍尔德是不是真的打算与中国谈判。哈马舍尔德回答说如果你想让别人做你想要他们做的事，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谈判，不然的话就只有向他们扔炸弹了。而后者正是华盛顿的很多人所乐见的。
长话短说，哈马舍尔德随即与周恩来展开马拉松式的谈判。他们都是聪明人，所以相处得很愉快。大约4个月后，他使4名战斗机飞行员获释。不幸的是，中央情报局（CIA）后来炸毁了载有前往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飞机。他们使用了高空炸弹，飞机在新加坡海域坠毁。英国皇家空军积极帮助打捞飞机残骸，并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高空炸弹（altitude bomb）造成空难。毫无疑问，中央情报局这样做简直是强盗行径。这阻碍了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我们是很难对一个想暗杀我的国家有好感的。他当时因为临时改变了行程计划才没有乘坐那架飞机。
当时中国扣留了一架B‐29飞机的机组人员，其飞机上装满了各种监听器材、传单和情报设备。
那一年的7月30日正好是哈马舍尔德的50岁生日。此前一个月，中国方面通过驻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使问联合国秘书处，哈马舍尔德先生会喜欢什么样的生日礼物。然后我们说，你们心里很清楚哈马舍尔德先生喜欢什么：他希望美国飞行员被俘一事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就在他生日当天电报传来———当时他正在瑞典南部钓鱼———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周恩来表示：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四名曾非法侵入中国领土的美国飞行员已被我们送上开往九龙的火车，我们想秘书长先生一定会乐见于此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您表示五十岁生日的祝贺。这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它避免了由中国法庭宣判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这是我在外交领域见到过的做得最漂亮的一件事。
这件事使哈马舍尔德成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有耐心，聪明绝顶，而且有自己的立场而不会受人摆布。这件事拉开了他对秘书长办公室进行全面改革的序幕。枟联合国宪章枠规定，“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秘书长有一项政治职能，如枟宪章枠第99条所说：“秘书长得将其所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任何事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
1955年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安理会有所作为的问题，人们现在大概已经忘了———在冷战中东西方在核力量上相互制衡，而任何一个外来的事件都可能打破这种平衡。这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安理会的瘫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哈马舍尔德意识到，当发生美国人在中国被俘这样的事、而政府根本无法解决时，一个东西方都能接受的秘书长才能有效地居中调解。
于是1960年之前———我们很快就会说到这一年———他成为了一名至关重要的调解人。
接下去的问题发生在中东。1956年英国放弃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后，埃及总统纳赛尔随即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英国对此当然很不高兴，美国也有点儿。法国当时正在镇压阿尔及利亚的起义，而据说纳赛尔对起义有所援助———所以法国对他也非常不满。
而此时以色列也对纳赛尔感到非常紧张，因为他刚刚从苏联那里得到了一大批武器，其中包括坦克和飞机。以色列非常担心与埃及在西奈半岛上的边境会出问题，他们迫不及待地要采取一定的措施。
（1956年10月底11月初，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先后出兵西奈半岛。事情发生后，）哈马舍尔德一直努力敦促各方尽快达成停火协议。他在中东地区四方奔走，认识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Ben Gurion）和埃及外长佛兹贝（Fawzi Bey）。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直保持私人通信，可是在公开场合却又激烈地抨击对方，尤其是本·古里安。
于是哈马舍尔德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与相关事件的关键人物建立个人的/官方的联系，以通信的方式表达一些他无法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意思。他以这种方式与许多人交流。他在这段时间里的通信真是太不一般了。
埃克哈德：你看过这些信吗？
厄克特：是的，我看过，因为我给哈马舍尔德写过一部传记。我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信应该被公开出版，因为哈马舍尔德通过如此政治化的私人信件来解决高端问题，这样的做法史无前例。
1956年发生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此前丘吉尔已经辞去英国首相的职务，而由安东尼·艾登继任。艾登对首相的位子已经盼了20年。他后来病倒了。他一直受到英国保守党极右势力的攻击，说他不应姑息纳赛尔，而应坚决地予以打击。于是他组织了这场可笑的行动，秘密到甚至连美国也不知道。美国只是发现特拉维夫、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加密电报数量突然成倍增长。所以美国人知道肯定发生了什么事。真正发生的事是，以色列计划通过出兵西奈半岛从而挺进苏伊士运河地区。而表面上代表了国际社会的英国与法国随即也侵入埃及，说要保护埃及免受以色列的侵害。这真是一个荒唐的计划。
这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以色列接近苏伊士运河的情况还好，英国人与法国人却完全被困在了埃及。埃及用17道巨大的障碍封锁了苏伊士运河，其中包括一座铁路桥和一艘装满了水泥混凝土的船，这样苏伊士运河被彻底堵死。大家都手足无措了，因为此时不仅这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出如此过分的事情，另一常任理事国苏联又出兵匈牙利。
哈马舍尔德居中斡旋，并赢得了埃及战场的停火。那时候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森建议联合国应该在此地部署一支维持和平部队，此前联合国还从没有这样做过。先对入侵的国家进行调停，尤其是埃及的英军和法军，给他们一个下台的机会令其撤军。联合国先站在埃及军队和英法军队之间解决他们的问题，再用同样的办法使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做完这些差不多需要3个月。
有关维和部队的建议刚刚提出时，几乎没有人相信能做得成。由于英法两国的否决，已使得走安理会之路不通，因此不得不由联大来提议。想想这真是讽刺，英法两国参与起草的“联合维持和平决议”（Uniting for Peace Resolution）本来是用来对付苏联的，可是这回却第一次用在了英法自己身上。
哈马舍尔德和他的得力助手拉尔夫·本奇真的将一支维和部队———这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组织了起来，并在8天之内布置停当。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做。我们甚至要为军帽确定统一的样式。我们想要蓝色的贝雷帽，但是得等六周。我当时灵机一动，想到在头盔衬里上喷漆的方法，也就是用那种美国军用头盔的塑料衬里来喷漆制作。于是美国方面在24小时之内以喷漆的方式加工了六千只这样的蓝色塑料头盔运给我们。
联大做出组建维和部队的决议后的第八天，维和部队到达埃及北部苏伊士运河旁的伊斯梅利亚（Ismailiya）。所有人都对未来持怀疑态度，包括哈马舍尔德在内。联合国部队这一想法本身就会带来许许多多国家主权还有军事传统等方面的问题。维和部队的士兵虽然都拿着武器，但却不能使用武力。而且由于第一批维和部队的士兵大多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印度、南斯拉夫、加拿大和哥伦比亚，因此所到之处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而事实证明，这支部队行动迅速、目标明确，这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英国与法国当时不出所料已经陷入难以置信的战争泥淖中，急于抽身。可是他们又不能抽身，因为这很可能会导致英法两国当时的政府倒台。但是如果他们说这是由于现在埃及有了第一支国际部队，而且他们可以圆满地完成任务，那英法两国就能不至于颜面丧尽地从埃及撤军了，他们确实就是这么做的。
1957年初，我们与以色列之间出了很大的问题。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告诉以色列：一个国家不能侵略其他国家，这是联合国创建的基本准则，以色列也不能这么做。最终，以色列虽然怨声载道，但还是从西奈半岛撤军了。
对于在埃及土地上出现的另一支外国部队，纳赛尔当然有点儿不高兴。哈马舍尔德为此与他进行了多次磋商。
此时新闻媒体开始传播“让哈马舍尔德来处理”或者“把事情交给哈马舍尔德”的理念。他成为了一个相当有价值的国际资源。他非常客观，无党派偏见；而且他又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谈判家，常常能说服政府做那些在他到来之前他们从未想过要去做的事情。而联合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和平调解和维持和平的组织。联合国原先被设想为一个会谈的场所、一个使用外交手段处理问题的机关组织，而不需要真的上战场执行任务。哈马舍尔德对此作了很大的改变。
哈马舍尔德的维和行动，虽然是临时准备的，而且还未完善，但却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通过开创一系列全新的军事行动———维和行动———打破了冷战以来安理会内部的坚冰。维和行动得到一个精心组织的外交合作团伙的支持，从而其中的政治问题可以由哈马舍尔德、本奇和其他很多人———包括几位将军———来负责解决。
苏伊士运河危机重新诠释了“秘书长”以及联合国军事能力的意义。
哈马舍尔德还发明出一种被称为“安静外交”的技能。它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哈马舍尔德式”的方法，因为你根本无法解释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思维状态。其实它的意思是，你可以派出代表，但并不加以公开。哈马舍尔德想出所有的可施之计来解决问题，虽然这些办法可能并非通过官方的途径，但它们却推动了事态的发展。
哈马舍尔德确实让联合国秘书长成了极高层的政治代理人，如今联合国秘书长几乎完全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他使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能够切切实实地做出一些事情，并且通过维和部队可以促成战争双方停火，可以在冲突的国家间紧守边界、使之不再打仗。
埃克哈德：您去年在联合国发言人的聚会上说的话让我很感兴趣。您说哈马舍尔德很清楚自己希望秘书长和联合国如何发展，他同时也在脚踏实地地为此而努力。您能就此详细地说一下吗？
厄克特：哈马舍尔德不仅是思想上的智者，而且是行动上的智者———一个人同时兼备这两者非常难得。哈马舍尔德不仅思考苏伊士运河或是在中国的美国战俘这样的具体问题如何解决，还思考如何解决这一次问题，从而能为将来的发展打下基础。正如他所称“在水中投入一块石头”是为了修建一道通向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桥。我给你举个例子。
那时候在联合国，“中国”这一席并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台湾。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个笑话，可当时就是这样。在美国飞行员被俘的问题上，安理会与联大通过了许多极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决议，因此这些跨政府组织的特使在北京是不受欢迎的。
哈马舍尔德还发明了所谓“北京公式”（Peking Formul a），说的是在极度危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那时的形势就很危险，华盛顿的参议员们提议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在这样极度危险的情势下，联合国秘书长有责任以秘书长的身份出面解决问题，可以不管安理会和联大的意见，安理会和联大两者都已经失败了。因此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哈马舍尔德，作为他自己，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前往北京。这就是所谓的“北京公式”。
后来哈马舍尔德再一次使用了北京公式，这一次是用于南非。他在沙佩维尔屠杀之后前往南非，与南非总统和总理谈种族隔离的问题。
在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上，有人批评哈马舍尔德花了过多的时间来协商所谓“军人地位协定”（the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实际上“军人地位协定”确定了新的维和部队与埃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定了双方各自的义务和权利。维和部队的权利之一是，如果维和部队的士兵在非执行任务时间内，因醉酒或其他原因被埃及警方逮捕，埃及的司法系统无权对其加以审判，他将被遣送回自己的国家受审。这项权利对维和部队来说非常重要，埃及方面也接受了。这对于让不同的政府向这些地区派遣部队也是极其重要的。此前从没有人能够达成这样的协定。
哈马舍尔德说，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协定很讨厌，但你却可以将它放在谈判桌上，借之以促成下一次维和行动。因此谈成这一协定绝非浪费时间，它很有用，为以后的事立下了先例。
他一直为人之先。哈马舍尔德的长远目标是，通过现在的这些新尝试使联合国可以逐渐地、一步一步地从一个机构性组织（i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这意思是，比如说联大，就是联合的机构———变成一个宪政性组织（constitutional organization），也就是说联合国制定宪法，对所有的国家都有约束力。也许这个过程需要上百年的时间，但你必须开始去做。这种想法在一些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实行得并不顺利，包括法国和苏联等。
埃克哈德：后来在刚果问题上，他与苏联闹得不愉快，是吗？
厄克特：确实有一点麻烦。首先，对于刚果，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何种情况。这有点可笑。刚果独立后，仅在一周之内就完全垮掉了。比利时人吓坏了，全跑了。然后又找不到合适的刚果人来担任新政府的主要职务，无论是政治职务还是行政职务———当时医院里没有医生，邮电局里的人都跑光了，国家银行的所有职员人间蒸发，机场的控制塔台里空无一人。当时本奇就在刚果，他向联合国总部纽约求助，请求赶紧带人过来，这地方已经完全失去控制了。
军队随即哗变。当时刚果军队———国民军（Force Publique）中没有一个非洲军官，刚果人在军队中的最高军衔仅为军士。于是情况就是，你有一支军队，但里面所有的军官都跑光了；士兵整日喧嚣，不知何去何从，而且还要抗击比利时再次派回的军队。
我们在三天内招募了第一支三千人的部队，全是非洲人。在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这次行动后18小时内，我就赶到了刚果。我原先一直认为刚果濒临印度洋，到了那儿我才惊奇地发现，刚果原来面朝大西洋。我们到达那里之前，对刚果实在知之甚少，但我们还是去了。
事实证明，我们在头三个月就做出了惊人的成绩。我们让比利时军队离开刚果，他们是引起战争的主要原因。我们使议会恢复工作。我们甚至让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也开始与别人共事———他基本上不可能与别人合作，但我们一定程度上让他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开始重新训练军队。同时我们还切实平息了欧洲人的混乱。欧洲人不能乱，因为他们是真正知道该如何使政府运作起来的人。我们在所有几乎崩溃的机构中安排了上千名相关的专业人士，帮助刚果重建。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们的工作取得进展的时候，事情因冷战而发生突变。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刚果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Joseph Kasavubu）解除了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的职务。而卢蒙巴是受到苏联大力支持的，他随即也宣布卡萨武布不再是总统了。事情陷入了可笑的境地中，而安理会那里什么事都谈不拢，根本帮不上忙。
哈马舍尔德决定应该为不幸的刚果人民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自己没有办法、无能为力。他和我们这些留在刚果的人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即使这些行动并没有经过安理会的批准授权。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尤其是苏联———的否决，安理会几乎陷入瘫痪；于是整件事被提交联大，希望愈加渺茫。
卢蒙巴是一个非常能干、非常聪明的人。他口才极好，善于鼓动人民、发动群众。可是不幸的是，他既神经质又顽固，完全反复无常。他也许今天极度仇视联合国，叫嚣着要把我们全都扔出刚果去，甚至不惜血流成河；可是也许明天就非让你接管军队。真是很难和他共事———几乎不可能。
后来，在美国尤其是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卢蒙巴的军事助理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utu）发动了军事政变。当时蒙博托只是一名上校。他可以说是从我的卧室开始发动兵变的，这真让我恼火。是这么回事，他在电台录完自己的宣言后就来到我们的驻地请求庇护———电台里随即传出他的声音，说他已经控制了全国。他大声地叫着：“是我！是我！”我们把他扔了出去，他气坏了。我们说你既然发动了军事政变，你就应该和你的支持者们一起呆在大街上，而不是躲在别人的卧室里。
这是一场灾难，因为刚果立刻陷入了无政府的状态中。哈马舍尔德拒绝认识蒙博托。美国对此极为愤怒，对哈马舍尔德、本奇和我们其他人极为愤怒。他们可能比苏联还要生气。
蒙博托在刚果一处我们控制不到的地区抓到了卢蒙巴。我们曾经对卢蒙巴说过，只要你呆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Leopoldville）的总理府中，我们就会保护你的安全；但如果你在全国各地到处走，我们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如果我们插手了，那就会干涉到地方的政务。他没听我们的话，到处乱走，结果被抓住关了起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营救他。刚果是个挺大的国家。后来他被飞机押解至加丹加省（Katanga），受尽酷刑后被杀。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可怕的暗杀。
这件事在全球范围内投下了一颗原子弹，美国的多处使馆受到攻击。苏联方面攻击联合国已经成为此次暗杀中的一员，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对的。苏联的赫鲁晓夫和法国总统戴高乐彻底否定了哈马舍尔德的工作。由此我们进入了冷战中一段可怕的时期。但我们还得继续工作。我们要努力使意欲脱离刚果的加丹加省归复，因为加丹加省是刚果最富庶的地区；我们要努力让带来恶梦的所有雇佣军离开刚果、努力让这个国家重新统一，努力照顾好所有的难民，做好人道主义灾难的善后工作；同时还要应对外界的恶意攻击，尤其是针对秘书长的攻击。
赫鲁晓夫在联大造出巨大的声势，要求哈马舍尔德辞职。哈马舍尔德随即对此做出回应，拒绝辞职。当时他的发言赢得在场所有人员起立鼓掌致意，其持续时间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长的。
他说，其实辞职很容易，难的是留下来。联合国这个组织是为了广大非超级大国的国家服务的，这样的国家才是大多数。联合国不是专门为美国或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设立的，它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既然联合国是为了你们中的大多数而存在的，只要你们要我留下，我就留下。他们留下了他。
本来在刚果问题上他与美国间的龃龉并不亚于与苏联之间，可是这件事使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抗苏英雄。他不喜欢这样。
联合国接管了刚果，事情多多少少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而不幸的是这一切很快被冷战的阴云所笼罩。我不认为卢蒙巴是个共产主义者。当时苏联在刚果有一个很大的使馆，有600多名工作人员。我记得当时苏联方面在刚果发行了一本写满赫鲁晓夫历年语录、长达八百多页的书枟别插手刚果枠[Bas Les Mains，au Cong（Hands o f f the Congo）]。偶尔你们可以看到刚果的某部长在看这东西时竟然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真是匪夷所思。这不是悲剧，倒成了喜剧了。
蒙博托上台后关闭了苏联使馆，这是个极大的错误，哈马舍尔德对此极为生气。那些苏联人被吓坏了，全都跑到我们的指挥部，坚持要联合国的人员出面将他们护送到机场。当时我也参与了。这件事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不愿意搀和到驱逐苏联人的事情中去。我们不想被别人当成是赶他们走的人。不过另一方面，苏联人实在是太害怕了，没有联合国人员的保护就不敢去机场。
四年后，联合国人员离开了那里。在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小型交火后，我们让加丹加回归了刚果政府。1964年我们离开时，刚果以原来独立时的版图再次实现了统一。非洲人将刚果的再次统一视为极其重大的一件事。我们组织选举，产生新的总理和总统；我们还组织好议会。然后我们再次开始准备撤离。不幸的是这时候总理西里尔·阿杜拉（Cyrille Adoula），一个很好的人，一病不起。在加丹加分裂地区自称总统的莫伊兹·冲伯（Moise Tshombe）回到利奥波德维尔就任总理一职。很不幸，后来美国选来选去，最后在所有人中选择扶持卢蒙巴时期曾经的陆军参谋长蒙博托成为新的刚果领导人。这个人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会钻营的人。
我记得当时在利奥波德维尔的美国大使对我说：“我想我们终于找到一个好领袖，一个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的人。你觉得他的政治动机是什么？他当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产主义者。”我说，要我看蒙博托这个人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其他任何人，他只听自己的。事实是，他就是一个窃国贼。在后来30年的时间里，他完全毁掉了刚果这个非洲最富庶的国家，使之成为一片不毛之地。
奇怪的是，刚果行动是惟一一次亦步亦趋地执行安理会指令的联合国行动。不过很遗憾我们后来离开了。一切又变糟了。
埃克哈德：而且哈马舍尔德后来死于空难？ ？
厄克特：哈马舍尔德在最后的日子里很艰难，因为不仅赫鲁晓夫还有戴高乐都排挤他。在1961年，他出事那年的夏天，法国原本已经还突尼斯以独立却又突然出兵占领了突尼斯的比塞大港（port of Bizerta）。比塞大港是北非濒临地中海的重要战略港口。双方发生激烈交战，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仅突尼斯一方就有一千多人死亡。
哈马舍尔德闻讯震怒。他立即飞往突尼斯，并前往战斗还在继续中的比塞大。戴高乐听说这事简直要疯了。哈马舍尔德说，他这样做是因为联合国是要帮助那些原来的殖民地实现独立的；突尼斯这样发展势头良好的国家突然遭遇原先殖民国家的反复，他有责任和那些受到残害的人民站在一起、支持他们。这些话一点也没能改善哈马舍尔德与戴高乐的关系。
他真是遇到了灾年。
哈马舍尔德当时已经决定如果他能够在那年秋天联大召开之前使脱离刚果政府的矿产大省加丹加重归刚果，从而使刚果可以趋于平稳，并且使联合国派去的军事及文职人员撤出刚果，那时他就会辞职。因为他感觉到他与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的关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哈马舍尔德接受刚果总理阿杜拉（Cyrille Adoula）的请求前往刚果，随即又打算前往加丹加省的伊丽莎白维尔（Eli sabethvill e）与冲伯商议，让冲伯和他一起回首都与政府重归于好。我认为他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谈判家，并且冲伯对此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后来哈马舍尔德在前往会见冲伯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兴致盎然地制造和想象关于他死亡背后的阴谋故事。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起飞行事故。飞机在曲折的航线上飞行了6个小时，而且当时没有无线电信号，这给机组成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从没在恩多拉（Ndola）机场降落过。时间是午夜的十点半左右，在进入恩多拉机场前有一座小山，但他们的地图上却没有标出。他们已经使飞机减速，并放下了起落架。可是仅仅因为低了三英尺而没有能避开小山上的树木。这仅仅是一次导航事故，没有证据显示是其他原因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埃克哈德：我觉得从您刚才所说的看来，虽然有冷战的影响，但联合国还是非常有效地发挥了其政治作用，而且这一切更多地是通过秘书长办公室而不是一定的政治机构来完成的。
厄克特：我想确实是这样。对于冷战，我记忆犹新。因为我的孩子当时还很小，他们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关于“如果纽约受到核弹袭击会有什么后果”的图表，晚上就睡不着觉。你知道，图表显示在核爆炸的中心地区，没有人能够活命？ ？所以孩子们晚上都睡不好觉。
我想那时我们所做的———我之所以说“我们”是因为我毕竟在联合国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组成一个紧密的团体———是配合哈马舍尔德和本奇的领导，将类似刚果、中东、克什米尔等地的局部冲突控制在冷战的影响范围之外。这样，这些局部冲突就不会骤然引发东西方的对峙。有几次，这种局部冲突差一点就引发了东西方对峙，比如在刚果，又比如在1973年的中东。当时以色列与埃及陈兵苏伊士运河两岸。苏联建议美苏应联合起来将以军赶走。这是很有帮助的建议。美国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核警戒状态，也是惟一的一次将“防务状态”（DEFCON）提升至三级战备。苏联打算利用空降部队在战区全境布置兵力。而我们成功地在17小时之内使我们的部队介入，监督各方停火，并防止他们在停火问题上互相欺骗。这样做确实使事态得以缓和。
我认为联合国在紧急时刻能让使各方力量保持平衡，联合国在这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超过了人们通常的想法。哈马舍尔德坚持不能让冷战影响到刚果局势，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冷战影响到刚果，各种干涉势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到那时候，刚果问题就会成为冷战全面介入中非的一个开场。可惜的是，哈马舍尔德未能成功。
埃克哈德：我想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虽然冷战给安理会的正常工作带来种种限制，但您在秘书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而是在努力工作以突破冷战带来的种种限制。
厄克特：我想这就是当时的总体情况，包括维和方面的工作和哈马舍尔德“安静外交”的概念。在中东、东南亚以及后来的非洲问题上，哈马舍尔德在困境中做了大量的幕后工作，与相关各方协商。他很擅长做这些工作。
哈马舍尔德面对媒体也非常聪明。他很受媒体的欢迎，可同时他从不会告诉他们他不想告诉他们的事情。媒体对他很感兴趣，很好奇。他与他们之间像是在玩游戏。哈马舍尔德可以让原本冗长的新闻发布会充满各种名言名句、笑话妙语；而媒体明知道他有时候开玩笑是在兜圈子，可是还是会因为实在感到太有意思了而非常喜欢他。
当然从某种角度说，我们的这些努力在冷战期间显得更容易做到，因为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动力：要避免地区冲突的发生、避免东西方对立矛盾的激化。事实上苏联和美国也在避免发生对立的情况。
埃克哈德：你会像许多人那样对冷战的爆发而感到惊讶吗？
厄克特：没有。这没有怎么使我感到惊讶。去联合国之前，我在英军中服役了六年。而当我接触到那些满脑子幻想的大使们，我真是不敢相信，尤其是美国大使，他们几乎已经做好了所有的事情。他们已经写好了大部分枟联合国宪章枠，并且历尽艰难地把所有的条款放在一起。
他们中的许多人很绝对地说，毫无疑问，枟宪章枠写成的那一天就是它生效的那一天。我记得我有一次对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说———希斯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秘书长———您真的认为现在的政府会彻底改变已经延续了五百年的行为方式吗？他很生气地说，就是你们这些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导致了战争。我说，呀，那原谅我吧。
我认为枟联合国宪章枠是一部值得崇敬的文件，即使有人并不尊重它，但也无法抹杀它的价值。而且毫无疑问，枟宪章枠是维系联合国的灵魂。
枟宪章枠的失误之一是，它假定所要处理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局势问题，所要面对的主要危险是侵略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二战之后，“冷战”带来的不是一系列的侵略与攻击，而是更糟糕的“核对峙”。因此我们不得不临时想出一些新办法。
当世界各地“非殖民化运动”（decolonization）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人们以为这一过程会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事实上只花了20年。许多这类地区的问题———边境争端、种族冲突，还有所有诸如克什米尔、中东以及后来的非洲问题———都是过快地脱离殖民统治的结果。大量的非常复杂的地方问题，很容易就演变成暴力冲突。
在冷战时期，最怕的事情就是这类地方冲突会引发东西方之间的核冲突。为了避免此种灾难的发生，联合国，尤其是哈马舍尔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埃克哈德：在后冷战时期，“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有意思的概念。您如何看待“人道主义干涉”？厄克特：虽然现在联合国的工作确实做得还不够好，但还是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所以当有些人把联合国只是看成一种慈善机构，特别是美国人，我就特别生气。在维持世界各方面的平衡上，以及为新出现的问题———比如环境、人口、艾滋病和全球变暖等问题———寻求解决之道上，联合国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科菲·安南在1999年提出“人道主义行动责任”的概念，并提出：联合国对于那些无论是受到自己政府压迫还是受到他人压迫的人们都负有一种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思想本应得以深入发展，但不幸的是2001年发生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受袭事件。恐怖主义成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2005年的联合国峰会再次注意到“人道主义行动责任”这个问题。如果你看看苏丹达尔富尔（Darfur），看看在一个主权国家中人们正在遭受的暴力甚至是种族灭绝，你就可以知道要帮助这些人比想象中困难多了。我们需要付出极大量的心血来将它付诸实现。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公开宣告的原则。
虽然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可怕的践踏人权的现象，但是你知道无论在国家行为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人权”都已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你可以看到这一原则的发展。
我年轻的时候是激进的左派。我们总是在外事办公室外或者为了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手段，或者为了希特勒对待德国司法体系的方式而游行示威。当时，游行者的代表小组还被准许进入外事办并递交请愿书。而他们会说，你们年轻人充满激情是没错的，但你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干涉一个欧洲友好国家的内政。听听，他们竟然用“友好”这个词！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我认为联合国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人权、环境、人口等问题促使联合国成立了许多非政府的机构组织。这些机构秉行联合国的宗旨，将联合国的思想付诸实际行动。
所谓“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一概念使联合国变得更为有效，因为联合国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建立一些标准使各国政府接受这些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也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人权观察”组织会对各主权国家的情况实话实说。一旦你决定致力于推行和实施“公民社会”这个概念了，可能就会为了坚守你的观点而耗上所有的时间，无论对方是缅甸、津巴布韦还是美国。
我常常想，联合国的工作实际上要比人们想象中的有效得多、也重要得多。人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多多少少地以某种形式与国际法相关。
我们所探寻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探寻的是一个公正和平的世界，虽然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已经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而且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我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埃克哈德：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基于联合国机构的发展情况、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发展情况，您认为在未来十年中联合国会如何发展？我这样问是因为虽然联合国已经在联合维和、保护责任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美国针对联合国的批评一直都没有停歇过，而且这些批评是来自于美国社会中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您认为在未来十年中，哪方面的趋势会领先？
厄克特：嗯，我认为美国是个很特殊的问题。从联合国的角度来看，问题不在于各届美国政府都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其总体的态度：哦，可怜的老联合国———我们曾经对它如此的热切，它现在可不怎么样了，但我们还得扶持它。
这是胡说，这是最坏的态度。如果你去看看美国的一些民意调查就会发现，联合国在人民心目中的印象可比国会或是总统好多了。具体说来，大概有七成的人支持联合国，而只有五成或四成的人支持国会或总统。人们对联合国的大体观念是喜欢的。不过现在华盛顿又出现一股新保守主义的势力，强硬地抵制多边意识，抵制国际意识。
我刚刚完成了一篇针对沃尔克报告的评论，这个报告是有关所谓的石油换食品丑闻的。不过真是可惜，没人读这份报告，就因为它没有说人们认为它会说的话。事实上在这个640亿美元的计划中，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发生的经济丑闻只有一个———有一个负责人可能拿了一家石油公司15万美元的回扣。
我是不愿说这个的，石油换食品计划中那笔萨达姆以回扣和贿赂的形式，从石油公司和那些提供食品和另外的供应品商那里敲诈的钱是15亿，也可能是20亿美金。但你比较看看其他大的项目，比如说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所牵涉金额要比这个大得多得多。在将天然气和石油从伊拉克走私到约旦和土耳其的过程中，牵涉的金额约120亿美元。
伊拉克控制在一个极端残暴的独裁者手中，我们不得不与此人打交道。而且对于相关的缔约各方———石油公司、提供食品和人道主义物资的人等———安理会允许他加以选择和与之谈判。难道你真的去对萨达姆说：你对石油征收了15%的附加费，不许再这么干！他会说：好啊，我不收钱了，但石油换食品计划也结束吧。我才不在乎老百姓会不会饿死，没关系。
我觉得存在两种可能，其中一种是世上发生铺天盖地的大灾难。这灾难有可能是由于全球变暖，这种趋势发展得比人们想象得快；还可能是由于某种全球范围的传染病，或者是使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做法，但是很有可能发生。无论发生哪种情况人们都会发现，我们需要一股强大的号召力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而联合国是惟一的世界性组织，它在处理紧急事务方面已经做出了非常不俗的成绩。
在美国，反对国际化、只想自己单干的意识形态，将会有、并已经有了反应。这种反应的结果是场灾难。美国将会重新回过头来对联合国形成一些合理的看法，联合国是什么？为什么要说这里不仅是美国能领引联合国，也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联合国的问题？
如果我们想成功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不酿成灾难，我们就必须让世界建立在一定的规则上。
过去我们有东西方对立的问题，现在又有了南北方的问题。世界上的两大集团有着不同的短期利益，尽管其长远利益都是一样的：即要在更好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短时间内，他们在诸如发展问题，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或者更重要的，他们在如何使联合国良性运转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而美国人民必须认识到，现在已经不再是20世纪了。在21世纪，我们会面临全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要比以前的问题难得多。面对这些新问题，我们必须团结合作，共同分担责任。如果世界人民不能同心协力，我们就会在诸如反恐、抗击禽流感等问题上留下巨大的漏洞。哪怕只有10个似乎并不重要的国家被忽略，整个事业也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慎之慎之。
可是令我不敢相信的是，美国原本是倡导建立联合国的国家，它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但愿进入21世纪时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都能接受我们的想法。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埃克哈德：非常感谢您，布莱恩爵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