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回来之后，黄屋子还留着几天前那场激烈战斗的痕迹。地面上的血迹、床上掀起的床铺、四散的杂志和画作都让梵高想起那次疯狂的发作。他捂着耳朵，痛苦地闭上眼睛，似乎想要忘记又想逃避。
从一进入屋子，他就察觉到了黄屋的不同，不再有人用一本书、一幅画、一个冷菜或者一句犀利的话迎接自己。直觉告诉自己，高更已经离开。他默默走进高更的卧室，果不其然，他曾经笑称高更到死都会带着的击剑面罩、他的水手服和一些新画作已经不见踪影，原本放着衣服的床也空空如也，狭小的小卧室一下子空旷了很多。只有墙上挂着的为了迎接他画的向日葵和高更自己淘来的小装饰品证明这个屋子中曾经有过欢乐的相聚。
梵高闭上眼睛，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他没去在意那些泪水，只是在脑海中不断回放这两个月的点点滴滴，有志趣相投，有兵戎相见，也有和平相处、飞速创作的记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让高更不仅不愿意住在这儿，而且连自己生命垂危都不来探视，甚至不告而别？这一切发生得太猝不及防，让梵高反应不过来。
罢了。高更的画作已经开始被艺术圈接受，卖了前几幅画就意味着顺畅的艺术道路就此打开。而且，他那个人是不会苦着自己的。他的下一站，不知道是去南美或者是非洲呢？梵高想到这儿，神色稍微亮了起来，他缓缓走出去，锁上了这个卧室的门，留下那盆茂盛的金黄向日葵在墙上坚强地燃烧着。
梵高体型瘦小，穿衣邋遢，身上因长期吸烟和喝酒散发着一种很浓重的味道，让接触他的人掩鼻而过。而为了摆脱长期绘画事业的不如意、经济的不独立、爱情的不顺心等带来的负面情绪以及打发高更离去的孤独时光，梵高不可自拔地又重新染上了酗酒的毛病。有时候在酒吧，他会把一杯杯的苦艾酒喝下去，直到意识上那些深刻的疼痛变得模糊起来；有时候他会抱着酒瓶跌跌撞撞地边走边喝，直到醉倒在自己黄屋的门前。
他成了那些生活无聊、喜欢恶作剧的男孩子打发时间的对象，那些男孩子会对着他吹口哨，然后指着混沌不清的他哈哈大笑。他们还会向他身上扔垃圾，咒骂着：“醉鬼，又脏又臭。”然后看着笨拙躲避的梵高哈哈大笑，呼啸而去。
周围的人对梵高的排斥远不止孩童的恶作剧。2月17日，也许被割耳朵的疯狂梵高吓到，拉马丁广场的邻居们忍受也到了尽头。他们联名向阿尔勒市长写了一封请愿书：“伍德先生，我们怀着敬意告知您，暂住于此的荷兰风景画家文森特·梵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场合的举动已经表明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心智。他沉溺于酒精，醉后又十分兴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说什么。他的错乱使这儿的每一个邻居都担惊受怕，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们。我们建议，强制梵高先生回到家乡，让他的家人照顾，或者进入疗养院接受治疗。”签署者有黄房子的房东贝尔纳索尔、杂货店老板玛格丽特、一位女裁缝，甚至还有那位自愿为高更和梵高担任模特、一直和梵高保持良好关系的约瑟夫·基诺夫人。
这天，梵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散步、洗澡和写生。由于前一天晚上的失眠，他的精神并不是很好，只是睁着眼躺在床上休息。这时，传来了规律而响亮的敲门声，还有隐隐约约嘈杂的说话声。梵高披上破旧的大衣，踢踏着拖鞋蹒跚地走到门边，发现站在门口的有身穿制服、神情肃穆的大宪兵以及这一年来和自己相处的邻居们，他不禁露出了困惑的神情。
“文森特·梵高先生，我是宪兵队队长约瑟夫，很遗憾地通知您，市长办公室收到拉马丁广场居民的请愿，说您在大部分时间神志并不清楚，您的存在和生活可能会对这个街区的人产生危害。所以，我们已经把您的住处查封，而且我们建议您尽早搬进疗养院接受治疗，我们可以为您联系合适的疗养院。”
约瑟夫宪兵脸上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但也掩饰不了冷漠和疏离。见识过自己发病的疯狂后，梵高对这一突发事件不仅不吃惊，反而十分冷静。只是，当他的眼神扫过宪兵身后的和他相处过的拉马丁的居民们，他还是感觉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和自己相处过，是在阿尔勒地区仅存的熟人或者说“朋友”，但不管自己内心多么想融入，自己终究是个被排挤、被嫌弃的局外人。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梵高反身关上了门，留下一句极为冷静的话——“再给我一个月，我要来收拾收拾我的行囊”和一个佝偻的缓缓行走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