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从室改革的时刻，也是蒋介石“围剿”红军最关键的一个时期。1934年底，红军从湘桂边境连续突破蒋介石设置的三道封锁线，呼啸进入贵州，对四川形成重大威胁，四川各路军阀不胜恐慌，纷纷向蒋介石请求派兵增援。蒋介石早就有意对西南各路地方势力下手，立即下令成立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派贺国光为主任。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团乘江轮直抵重庆，对四川“负监督指导之责”。
贺国光到达四川不久，长征中的红军也开始由遵义西进。蒋介石急电贺国光及“四川王”、省主席刘湘组织川南“剿总”司令部，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第21军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堵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并且，急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
2月，红军进入滇东。贺国光送来的情报：毛泽东经过遵义会议又全权指挥红军了。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注意，召集晏道刚等幕僚进行分析，并且断言说：“红军内部意见分歧，红军不会统一，会各据一方。”
晏道刚说：“共军一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难辨虚实。不过，若真是贺主任说的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更应加紧围攻，不可轻敌。”
蒋介石于是马上调整战略部署，派何键、薛岳、朱绍良统率三路大军对红军进行围、堵、截，企图把红军压迫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歼”。不料红军突然挥戈东向，击破王家烈部队，回师向东。毛泽东要干什么？蒋介石经过昼夜苦思，认为红军北渡、西行均遭阻拦，黔北贫困不可久留，现在回师定是再图回湘西去；于是又急令各路人马驰援的驰援，坚守的坚守，尾追的尾追，堵拦的堵拦。谁知红军再次攻取遵义城，大败王家烈本人指挥的好几个团，中央军吴奇伟部赶到遵义城外接战，不到一天也被打败，狼狈逃回乌江南岸，两部伤亡损失万人以上。
毛泽东二渡赤水，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这是蒋介石布置川黔滇围攻以来最大的一次失败，遵义战败后，蒋介石坐立不安，两三天后，决定偕宋美龄飞往四川督战。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说：“川人狡黠，政局混乱。我很担心那里的警卫工作。”
蒋介石满有把握地说：“我已作了安排，贺国光参谋团乃中央军之精锐，足以护卫我的安全。”
“你们在明处，暗箭难防啊！”陈布雷说。
晏道刚说：“侍卫长何玉龙（何云字）当过浙省公安局长，不但熟悉警卫工作，身体和先生差不多，蓄着日本式短须。他紧跟先生前后，乘飞机、坐车子，外人不一定分辨出来，可以乱真。”
“川人没见过先生，何侍卫长当一下替身，可以保护先生的安全。”即将随行的陈诚也赞同这个意见。
何云在随侍蒋介石去成都前，还真的进行了一番演练。但他穿上只有蒋介石才有资格穿的特级上将军服，全套装扮起来时，不免有几分惶恐不安。谁知来到蒋介石面前过目时，蒋介石连连称赞说：“我们实在太像了，就差披上黑呢大氅了。”
3月2日，蒋介石夫妇在晏道刚、陈布雷、何云等人陪同下，前去四川。他此行一是督战追堵长征途中的红军，二是着手解决西南地方军阀问题。当他们抵达重庆机场时，刘湘率领四川地方党政军大员已恭候多时，仪仗队把洋鼓洋号奏得震天响，镁光灯闪成一片，何云披着蒋介石平时披着大氅出现了，模仿着蒋介石的手势向人群挥手致意。这时谁也没注意到一辆黑色小卧车绕过欢迎的人群，悄然驶往城内的范庄。在这辆车里坐着的，才是真正的“蒋委员长”。
以假乱真的好戏拉开了帷幕。以后，白天，同刘湘等人磋商军政大计的是蒋介石；入夜，留在宾馆里当替身的是何云。
真蒋介石居住的范庄，是川军第21军第4师师长范绍曾的公馆。
范绍曾是有名的怪人，人称“范哈儿”。他身材矮小，左脚微跛，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犹如鸭行，除了慷慨好义外，还娶有年轻貌美的姨太太多名。财大气粗的范师长的范庄，坐落在重庆上清寺一处临近国府路的小丘陵上。庄内有一长排弧形三层楼的洋房，其中卧室、会议室、酒吧间、套房、餐厅和家具浴室设备一应俱全，是范绍曾招待贵宾和好友休息玩乐之处，大楼右方有两栋精致的花园洋房，是范绍曾的住宅。住宅左方是室内网球场。大楼正后方是花园和小型动物园。离范宅稍远的左后方另有一幢洋房，即为蒋介石驻节处。这里环境幽静简洁，便于警卫。侍从室的侦、警两班和武装卫士队都住在里面。
侍卫们住在范庄，重庆市政府特派专人安排他们在附近一家高级餐厅用餐，每餐的菜肴比一般酒席还丰盛。对此，一贯反对侍卫们贪嘴的蒋介石因为整天忙于军务，茫然不知。
因为警卫范庄，他们时常见到范绍增的姨太太们三五成群地结伴进出范庄，或同打网球，或携子逛街，或外出购物。她们偶尔和侍卫们相遇，落落大方，以浅笑点头为礼。
但是，蒋介石亲自来到四川督战，前方还是败仗连连，重兵围堵这里，这里就出破绽，红军完全阻拦不住不说，还几乎是来去自如。这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又束手无策。而受命在北平对日交涉的何应钦，因为退让卖国备受国人责难，又遭到日军小军官当面侮辱，于是久久滞留在南京，就是不回北平军分会去，使得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大计迟迟实施不了，蒋介石气上加气，大骂何应钦：“怕死就不要穿军服！”
晏道刚见状，委婉地建议说：“是不是作出一些处置，稳定一下华北局面？”
蒋介石生气地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到华北去和日本顶？共军把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消耗了，拿什么打日本？”
气归气，蒋介石没有分身之术，只好干着急，于是放任北方的日军步步紧逼，继续滞留在西南去追击红军。因为前一段时间各军都没把持住自己的围截阵线，不仅被红军攻破阵地，还被赶得四散逃跑，蒋介石没法儿追究了，只好针对这一教训下了一道命令，大意是：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即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土纵敌”之罪。
3月中旬，蒋介石亲笔写了一封长信给第一纵队总司令吴奇伟，勉励他“雪遵义失败之耻”，指示他对飘忽无定的红军作战要极其慎重，随后把信面交贺国光与晏道刚：“火速派飞机空投给吴。”
一日，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四川这些军阀简直无法无天，对百姓剥削压榨都是赤裸裸的，人民生活穷苦，身体羸弱，大街上的人都面如菜色，经常身穿破旧灰布长衫一袭，草鞋一双，头缠白布一条。但是，在谋生不易，三餐不继的悲苦情况下，抽鸦片的小工苦力仍大有人在，家家户户贫病交迫，倒毙在路边的，时有所见，看了不能不叫人鼻酸泪落呀。”
蒋介石无动于衷。
这时在一旁的宋美龄闻言连忙说：“路上饿死人那还行！”
蒋介石立即大骂：“这些混蛋，只顾自己玩耍！”
陈布雷又说：“军阀们鱼肉百姓，自己吃吃喝喝，我们没办法治，但不能让他们带坏了我们的部队！”
“我们的部队，他们如何带坏得了！”蒋介石满有把握地说。
“有啊……”
陈布雷于是把侍卫们天天在范庄大吃大喝之事说了出来。蒋介石听了，极为不快，大怒地说：“把何玉龙叫过来！”
何云还在宾馆披着大氅当替身呢。几名侍卫急匆匆地去把他叫来了，当即蒋介石把何云训了一顿，说：“严禁侍从人员接受地方上的招待。”
自此以后，侍卫和警卫人员开始自行雇人开伙，自己做饭，对四川方面送来的大鱼大肉死活都不吃了。
此时贺国光的参谋团以及随蒋介石从南京前来重庆的中央大官大员，多达三四百人之多。蒋介石得悉侍从人员被接待一事后，又吩咐何云说：“四川官场恶习不少，我非常担心中央派来的官员会被他们腐蚀，你派人去调查一下。”
原来他担心手下那些高官大员被刘湘等“四川军阀”的糖衣炮弹拖下水，与中央离心离德。何云于是密令负责外勤的特勤组调查中央军政党来川高级人员的行为与操守。
黎铁汉的侦察班具体承担这次的调查任务。黎铁汉对小组员张毓中说：“那些要员最喜欢去的，就是什么公馆、豪华别墅和俱乐部，你从那里入手，定会有斩获！”
张毓中早在戴笠的特训班就学习了侦察方法，先去搜集资料，马上获知重庆有权势有财的大亨在市区都有精美的公馆，少数人在郊区兴建了富丽堂皇的私人别墅，于是暗中一一实地调查，找出正确的地址，将它们绘成了简图。
可张毓中很快就犯难了，那些高档俱乐部，他根本进不了。因为这些俱乐部都是秘密组织，实行会员制，活动十分私密，一般人别说对俱乐部内情无从知晓，就连地址都找不到。而且四川路军阀表面上对中央要员们大鱼大肉地招待，毕恭毕敬，其实暗中戒备，而蒋介石又要利用他们去“剿共”，因此，各方面对政治、军事的问题都十分敏感，张毓中进行这样的调查又声张不得，于是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张毓中如何去弄清楚这俱乐部的秘密以及从中探知要员的动向呢？
张毓中拿出了初生牛犊的精神，决心打入“虎穴”去。
正当他焦急地苦思“如何深入虎穴”之计时，忽然飞来一桩奇遇，解决了他的一切难题。
这一日早晨，他在上清寺搭公共汽车进城去。车上十分拥挤，上车后，他就拿出浑身本事奋力向车后挤去找座位，看到最后一排右手靠窗处还有一个勉强挤得下的狭小座位，于是毫不客气地挤过去。到了面前，发现近窗口还坐着一位年轻女孩，硬要挤着坐下去却有些不好意思了。正在犹豫时，他没料到这位女孩大方地对他一笑，并敏捷地向窗口移去，让出一些空间，说：“你坐下吧。”
张毓中早就听说四川辣妹子，没有想到她如此主动，受宠若惊，一面道谢，一面腼腆地就座了。
这位女孩个子娇小，身材苗条，皮肤微黑，头戴白色运动帽，身穿黑色衣裙，一副中学生的打扮，显然是位网球好手。她大概见张毓中个子高大吧，又主动地与他攀谈，问姓名，问籍贯，问职业等等，说个不停。张毓中是蒋介石的侍从人员，正在执行任务，警觉性特别高，于是化名“郑凤起”，假称自己在参谋部工作，万分谨慎地与她进行“周旋”。
很快，车到了都邮街闹市。张毓中向她告别，起身下车。不料她尾随而来，主动请张毓中去青年会进餐。张毓中突然想：或许，这也可以搜集资料呢！答应了她的邀请，并说好第二天由张毓中回请。
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天天见面，谈得非常投机，东南西北的无所不谈。
从她的言谈中，张毓中得知她是川军一位中级军官的小妹，年方十八，活泼好动，大胆任性，特别偏爱外省人。张毓中从川军军官的档案中查证她所言，句句属实。随后，张毓中故意不经意地经常提起俱乐部，她兴奋地说：“我最近跟老兄到小梁子的一个俱乐部去玩，里面有许多有头有脸的大官。每晚他们都要来，好多美女招待、侍候他们，吃饭、饮酒、赌博、抽鸦片烟、跳舞、唱戏都可以，想怎么玩都可以，尽情享受。”
“有没有看到外省人参加玩乐？”
“没有。我哥哥说这个俱乐部只是阔老消遣的消金窟。”她见张毓中对俱乐部兴趣很大又说，“我要我哥哥带你去见识见识。”
张毓中正求之不得。但担心万一不小心露了马脚，反而弄巧成拙，于是说：“我太年轻了，不宜涉足声色场合。”
“嗨！我就喜欢你这样！”辣妹子给他一个热吻。
其实，张毓中并非真的不去，获知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后，悄悄跑去实地侦查，随后用化装、守候、盯梢的笨方法，选择派头较大的几个人为对象，乘车的，记下他们的车号；坐轿的，跟踪回他们的家，随后再去搜查他们的其他有关资料。通过跟踪，他又获知另外几个半公开的小型俱乐部，结果一步步推进，后面的调查就容易了。
最后，他将所有的调查情况综合起来，写成报告，呈报上峰，作为蒋介石整饬军纪政风的参考。
在这期间，何云继续在宾馆等地装成“蒋介石”，招摇撞骗，而蒋介石本人则带着侍一处、侍二处人员和“智库”日夜不停地在范庄商讨如何围堵全歼红军。可毛泽东指挥红军在赤水打过去又打回来，几次渡过赤水，弄得蒋介石和“智囊”们捉摸不定，不知道红军到底去向哪里。有人说：“红军战力仍未削减，不可轻视。贵州西北地瘠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容易获得，红军在这里，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
有人说：“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去打游击。”
蒋介石集思广益，决定把红军严密封锁在此绝地，把在江西“剿共”时的碉堡战战法拿出来，指示各部队从四面步步为营地修筑碉堡，向赤水包围而去。
3月下旬，各方来电，碉堡大致修建完成，乌江南岸各渡口，乌江北大定、黔西，金沙、仁怀、遵义、桐梓沿线都已初步形成碉堡线。蒋介石大喜，对晏道刚等人说：“总是讲创造创造，哪里能创造出这么多的战术，碉堡战术这本旧皇历，我看就是消灭共军的最好法宝。”
3月24日，蒋介石要去督师了，偕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除了蒋的顾问端纳、陈诚外，还有晏道刚和何云率领的侍卫组。
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等要员也乘专机飞去。
蒋介石这次来贵阳督战，完全是抱定要在贵州与红军一决雌雄的决心，一抵贵阳，就在晏道刚、何云等人的陪同下，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篇乐观之极的训话，说：“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碉堡星罗棋布，聚歼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事后，他还忍不住对何云说：“玉龙，这次红军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先生的决策是？”何云问道。
“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决战。”蒋介石说罢，转头交代晏道刚说，“你督促薛岳尽量把部队向川南紧缩包围圈。”
大战在即，何云十分担心蒋介石的安全问题，急令还滞留在重庆的其他侍卫队员赶快到贵阳来。
张毓中和潘汉达等特勤组的人员也紧急奉命赶去贵阳。行色匆匆，张毓中连向那位少女告别都没有，就突然失踪，当了一回负心郎。若干年后，他还为这一段“人生的初恋”抱歉和遗憾不已。这是后话。
他们自重庆珊瑚坝机场搭乘福特专机赶去贵阳。飞机的机长是徐焕升。他第一趟运送张毓中和潘汉达哥俩儿和20多捆小额钞票。虽然机上仅有两名乘客。谁知这孔祥熙买来的飞机都是二手货，性能老化，结果从机场起飞后不久，飞机在崇山峻岭中爬升时，螺旋桨突然发生故障，徐焕升大喊：“减负，减负！”
“减什么负？”哥俩儿浑然不知。
“快，快，减轻重量！”
哥俩儿吓坏了：“我们不敢跳！”
“谁叫你们跳，快把钱扔掉！”
于是，哥俩儿急忙将大捆大捆的钞票推出机舱，扔了下去，以减轻飞机重量。
在徐焕升高水平的操作下，飞机奇迹般地用单桨侧翼飞回珊瑚坝机场，安稳降落。
但是，那些巨额钞票却无法找回了。
随后，哥俩儿不得不和其他侍卫改乘别的飞机，才赶去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