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学角度讲，肿瘤患者最高层次的康复是回归社会。在各种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病人可以继续工作，至于工作中出现病情变化继后的处理，我想公司、劳动法和保险单位应该有明确的条文来界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考虑工作强度的话，我建议先试着上上看，慢慢加大强度。”专家一字一句地讲完了这段话。
主管请专家把鉴定结果写下来。专家笑笑说，他没有权利来作出鉴定，写了也是白写，没有法律效用。然而他记录了体检结果，风趣地说：“这是我该写的，具有法律效用。”
在回来的路上，我和好友由衷地赞扬这位医生，他的客观公正以及尊重病人等态度均给我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曾担心他会偏袒、保守，看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想到很多关于医生的负面报道，作为医生最紧密的伙伴——护士，我产生了一种把它写下来的强烈冲动。我愿它成为一面镜子，以我们心目中的好医生为背景，在当今复杂的医疗环境中折射出一道清亮的风景。
对人的热情，对人的信任，形象点说，是爱抚、温存的翅膀赖以飞翔的空气。
——苏霍姆林斯基
“信任”五味瓶
冰暑
（一）
有件羊毛衫破了个小洞，同事说超市边上有专门的摊位修补，趁着中午休息，我和母亲去了这个其实仅有一张小板凳的摊位，一位三十出头的女人在埋头修补，地上的编织袋里放了一些衣服。
女人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毛衫，讲好了价钱，我说：“我先走，我妈在这里等你补好。”
女人说：“今天来不及补，我拿回家去，你明天这个时候来取。”
“我凭什么来取呢？”我觉得好奇，虽不是什么好衣服，但没有任何凭据签收，终究不习惯。
“你认识你的衣服，我也记得你的样貌，不会给别人的。你不放心的话就在衣服上写个名字，留个记号好了。”看我一脸的不惑，女人说：“或者你明天再拿来，今天真的不行。”
说话的当儿，母亲一直暗示我她明天再拿过来补，不要放在这里。而我觉得这样的话母亲明天又要等，很麻烦，便示意母亲放在这里好了，应该没事的。
“大妈，你拿回去好了，等下你晚上都睡不着了。”女人看出了母亲的态度，直言不讳，有些受伤的表情。一定有不少人向她表示这种怀疑和担忧，好在女人也明白这种担忧不是冲着她个人来的，倒也坦然。
“放在这里，明天这个时候我们来拿。”我作出决定，“我们相信你。”
离开摊位，母亲一直唠叨不妥，我和母亲说：“我们应该相信她。”
话虽如此说，其实我对这种原始的信誉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我也不清楚当时哪来的冲动，使我决意冒险，留衣走人。我希望这平凡的冬夜能补好的除了我毛衫上的小洞之外，还能清晰我心中渐渐模糊的信任防线。
（二）
照例是忙碌的一天，分管的十五位病人中，三位昨天手术、三位今天手术、三位明天手术，三位新病人、还剩下三位老病人，如同约好了似的，整整齐齐地等着我去照顾。
我开始在病房和护士站之间穿梭，评估、宣教、穿刺、发药、联系医生……
忙是忙，但病人们都很合作，一切在有条不紊中进行，我的心情也不错，一直到下班前为老马（一位肝硬化腹水的老病号）统计出入量。
走进病房，老马眉开眼笑：“你终于有时间照顾到我这个老病号了？”老马住院时间长，我一直是他的责任护士，加上他性格爽朗，日子久了，彼此看到都觉得很开心。
“你还好吧？今天吃了多少，尿量多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得赶快切入正题。
老马很配合，非常专业地告诉我：“晚餐半流500毫升，喝水200毫升，尿量300毫升。”
我飞快地记录，心想病人都像老马这样就好了。接着我开始计算静脉输入量，抬头一看老马的输液瓶，我的心猛地一抖：完了，液体挂错了！老马的液体应该是250毫升的，可眼前这瓶却是500毫升的，而且仅剩下100毫升了，医生又再三强调要控制入量……一时间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拿走液体吧，怎么解释呢？不拿走吧，肯定不行。幸运的是我瞟到了标签上老马的姓名，总算还好，没有错拿其他人的药。恍惚中听到护士站的电铃，我推托接电铃赶快逃离了6号房间。
向组长汇报了之后，我们一致决定要立即去改正错误。组长说由她去撤液体，老马既然不提就不要挑明了，我觉得我应该自己去。于是我硬着头皮进了病房。
“老马，这瓶液体我拿走了，对不起，我们给你弄错了。已经多挂了150毫升。”没有任何的犹豫，我一字一句地向老马讲清了情况。
“哦，是这样。”老马说。
“我已经告诉了医生，他一会来看你。实在对不起。”老马没有任何鲜明的态度，我觉得很难受。
下班前又去看了一次老马，他说还好，没什么明显的腹胀。
老马一直很平静，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说了声“对不起”就下班了。
第二天，同事们照顾我，让我护理另一组病人。我暂舒一口气，尽管心里很内疚，但不用直接面对老马，我似乎感到轻松一些。只是心里依然想着碰到老马该说些什么。
果然，很快在走廊上遇到了老马，没等我开口，老马便笑眯眯地说：“今天你不管我了，我一直盼你来呢。我这可是代表我们整个病房的意见哦。”
那一刻我忽然口拙，不知该说什么，含糊地“哦”了一声，就忙别的去了。
老马出院那天，我没上班。第二天，护士长告诉我，老马离院前请她无论如何转告我，他自始至终都相信我，并希望我永远保持我的热情。
（三）
不知何时起，人们开始认定：“看病一定要找熟人。”于是，在大医院上班的我，隔三差五地会有亲朋好友托我帮忙。工作十余年，陪了很多的人看病，我隐约感觉到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度逐渐下降，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觉得医患之间的信任几近跌到了谷底。
受同学之托，一早帮他的亲戚挂了专家号，然后带他们去看了医生，做了检查。结果没什么大碍，专家告知了病情，为他们开了药，看病就算结束了。
同学的亲戚连声道谢，说不耽误我工作，他们自己去配药就是了。客气了几句，我便回了科室。无巧不成书，刚到科室没多久，另一熟人打来电话，说他今天来看病，专家号已挂（正好和同学的亲戚看同一专科，只是专家不同），正在候诊，问我是否方便和专家打个招呼。我一心希望快点把事情搞定好安心工作，于是二话不说，直赴专家门诊。一路上我想，这家伙早点说该多好，安排同一专家看，省事。
到了专家门诊，老远我就看到了电子叫号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是同学亲戚的名字。我纳闷：他不是看完了吗，怎么会？可能是同名同姓，巧合吧！没去细想，我带上熟人，到诊室和专家打招呼。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诊室里的病人居然就是同学的亲戚。那一刻我恍然大悟，出于一种避免尴尬的本能，我迅速地带上了房门。熟人以为就诊过程不便打扰，很知趣地坐下，我借机跑到护士站去确认一下。
事情果然和我意识到的一样，同学的亲戚自己去挂了另外的专家号，同一个上午就同一疾病他看了两位专家。
作为十几年的护士，病急四处求送的经历我并不陌生，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疾病，而且首诊也算是托了关系的病人，居然在同一上午同一医院内不惜花时间花精力而“验证”性地在就诊，我还是头一回碰到。
假如同学的亲戚凑巧在第二个诊室碰到了第一位专家，如果第二位专家无意中发现自己正在验证第一位专家，我不敢想象，那会给医生们带来怎样的感觉？
一路悲凉。
我理解母亲的犹豫：一件好几百的毛衫没凭没据地给了你，叫我如何放心得下？
我理解同学亲戚的不安，国际上也有Second Opinion Hospital 的做法（患者为慎重起见，就同一疾病在不同的医院就诊），所不同的是他在同一家医院获取Second Opinion，但这是他的权利。
我想感谢女人，在你这个不是摊位的摊位上，我以十元钱的小小赌注，重拾了一回最原始的信任。
我想告诉老马：每次看到医患关系的负面报到，他的留言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日子，使我们彼此增添了深厚的友谊，祝大家永远健康、快乐，我们的明天会更好！信我信未来！
战友通讯录
梅子
闭上双眼，搜寻这一年工作的印记。医院大院里，春季的白兰花之后，是繁茂的夏叶，清香的桂子之后，是阳光下金色的落叶。四季更替，不变的是门诊大厅每周一的拥挤，电梯里，接送病人的平车匆忙进出，护士站，是急促的铃声，不解的询问，病人穿梭般的入院、出院。这些工作的片断，好似幻灯，在我眼前掠过，一份“战友通讯录”却定格画面中。
这是一份塑封的简易通讯录。共制作了10份，9名“战友”各一份，另一份，他们中的“班长”送给了我。说起这9名战友，我和我的团队，我们楼层的每一位护士，不愿将他们称之为“病人”，更喜欢将他们当成老朋友来谈论。
或许，因为是他们，先将我们当成了老朋友。
面对这份通讯录，战友们一个个仿佛又在我眼前走来。曾经是那么的熟悉，我们之间也曾经那么坦诚的交流，因此，回忆也是如此的不费力气。
“班长”申屠，第一次记住他，是因为那根出了麻烦的PICC 管。按照化疗的规范，我们帮助他放置了PICC，之后的一周，他出现了静脉炎。外涂药物，理疗，该用的方法都用了，疗效却不够理想。他很怀疑自己是否不适合使用PICC。那段时间，每天的查房，总在他的床边停留的时间最多。渐渐的，他从怀疑、责怪医务人员，到认识到置管的必要性和好处，不再要求拔管。最后，这条“交通干线”陪伴他走过了6次的大剂量化疗。
刚诊断为“淋巴瘤”时，申屠除了必要的询问，几乎不说话。第一次住院1个多月，我们陪伴他走过从患病的忧郁压抑到尝试自我的调试，到能够积极地面对。一开始我最紧张的就是去床边看他，后来，去看他渐渐变成看老友般的愉悦。他自身的丰富阅历和对人生的体悟帮助他笑对癌魔，我们在讨论他病情时，亦是心生敬佩。毕竟他正属壮年，放弃诸多人生规划，重新开始艰难的抗病道路，不是谁都可以做得如此镇定和放下。于是，我们将他发展成了楼层的“明星病人”。当病房里再有心情郁闷的病人，我们总是将申屠请出现身说法，帮助我们来劝慰那些病人。而他不但非常乐意，而且每次都效果显着。
申屠给了我们这样的工作体验，那就是，关爱病人固然是一种付出，我们何尝不在深入体会病人的言行中，学习到坚强、乐观的真正含义。这份收获，难道还不珍贵吗？
申屠快出院时，方来到我的病房。在通讯录中，他是战友2。
方是行政官员，也是一位大学教授。得了重病，固然能有这份力量去面对，却总是忧虑多愁。于是，我想到将申屠介绍给他，也许能够帮助他。却没想我的这根红线将他们牵成了惺惺相惜的好友。
如今，方已去了另一世界，我的手机中，仍然留着他在5月12日晚上零点给我发的短信：护士长，您好，祝您和楼层的全体护士节快乐！这条短信我始终不舍得删了，我给他回的是：病人的祝福最珍贵，楼层的护士惦记你。
还记得方走的时候，没有住在我的楼层。那天正好我值班，晚上查房到他所住的楼层，到他床边看他。那时他已是没法说话。我握了握他的手，他家人在他耳旁大声说：你认识吗，护士长来看你了。他眨了眨眼，喉咙里发出一声浑浊的声音。我知道他能认出我，我也知道，他在回应我。他曾经跟我讲，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因此托付了好友，也给女儿预留了足够的教育基金。那时，我在他耳边说，你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好，这么周到，我很佩服你。
他走了，医院不能治愈所有的疾病。我不知道，那天，我的出现，能不能为他的走，增添一份安详。
浦，是“战友”中，唯一的巾帼英雄。
在浦的故事中，有“假发”，有“夏威夷的阳光”，还有“织毛衣”。
第一次和浦交谈，是因为看到她一头微黄的碎发，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劝说她不要染发。毕竟这是一个“乳腺CA”病人。却没想到闹了笑话。她微有得意的说，护士长，我这是假发，只是我想办法修剪了，所以很自然。
这是一个爱美的女性。爱美，说明她爱生活。这是从她淡妆的脸，仍旧自信的言语中，我能接收到的。
然而当时她正面临困难的决定，就是要不要接受医生为她更换的化疗方案。虽然医生已经给她做了说明，她还是有些顾虑和犹疑。于是我就很耐心地听她说，也解答了一些她的疑虑，后来她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
因为这件事，跟她的交谈渐渐多了。她告诉我，她相信只要坚持治疗，用乐观的心态，她一定能够走过这一关。她还有梦想，就是有一天，一定要去夏威夷度假，享受夏威夷的阳光。
病人能够教会我们很多。从浦这里，我学习到，无论怎样的境况，要为自己留着希望。
当然，我也给了一个有意思的建议给她。她术后需要锻炼患侧手臂。爬墙动作，锻炼操毕竟很乏味，于是我建议她“打毛衣”。结果，她开心地告诉我，她找到一个感谢在她病中帮助过她的人的一个好方法，就是给他们打漂亮的披肩。这可比昂贵的礼物更有意义。锻炼的同时，又能在创造中，度过养病的无聊时间。我不由得要赞叹她的聪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