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佩服食堂的师傅，区区5元钱的酸辣汤硬是给烧出了鲜鲜的、辣辣的、酸酸的美味。饥肠辘辘的我们面对其他已凉的饭菜但辅以一海碗热气腾腾的酸辣汤，甭提有多满足了！第一顿洗礼哗啦下来，姐妹们的胃口全被吊起，个个成了食堂师傅的忠实“粉丝”，到场就要点“酸辣汤”。几天下来，这汤便成了我们的保留菜。每天都会有先到的姐妹自觉地点上一碗，然后把两张小餐桌并起、备好椅子，两个病区的五六位姐妹便围坐在一起美美地进餐，海阔天空地聊。那场面很是吸引人。渐渐地，几位医生刚好在分院区的话，也会估摸着时间加入酸辣汤会餐中来。规模逐渐增大的一桌人其乐融融，笑声不断，惹得食堂大老板很是不解又很是羡慕，这些小姐妹咋会这么开心？日子久了，大老板无限感慨“你们的团队精神就是好！”
瞧瞧！喝汤都喝出团队精神了，你说我能不先告诉朋友吗？
人生真正的欢欣，就是在于你自认正在为一个伟大目标运用自己；而不是源于独自发光、自私渺小的忧烦躯壳，只知抱怨世界无法带给你快乐。
——萧伯纳
写在独立上班前夜
孙启芸
这个冬天特别冷，雨夹雪的天气已经快半个月了，这样的天气，晚上7点半下班顶着冷风回去的日子真令人难以忍受，但我也只能无奈地抱怨。
医院在建新楼，上下班路上到处可见干活的农民工。早上7点上班，他们已经开工了，晚上7点半，我下班的时候他们还在干，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休息。然而我一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似乎他们就是这样干活的，为了糊口，为了生存嘛。我看他们的眼神甚至带着不屑，下班时，我总是急急忙忙地穿过工地，生怕弄脏了自己的衣服。但今天，当我与他们擦肩而过，却听到了一个民工的一声长叹：“面包会有的。”我愣了，这句话从一个民工的嘴里说出来，沉重的背后包含着太多的辛酸与无奈。我默默走过，心情也突然沉重起来。明天就要独立上班了，我想过作为一个护士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吗？
记得那天夜班，何老师不经意问起我关于心电图的知识，我竟然回答不出。说实话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可是何老师一脸严肃。
“你知道吗，作为心内科的护士，心电图是最基本知识。”
“我，我知道。”我支吾着。
“如果一个病人发室速了，室颤了，你没有观察到，后果是什么？你自己想象一下。”
“嗯……”我开始有些不知所措。
“也许在你看来看不懂心电图可能没什么，如果放在病人身上，就是一条生命。如果因为你的失误，导致病人因抢救不及时而丧命，你会后悔一辈子，自责当初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心电图。”
一席话说得我心惊胆战。工作不是读书，我明白了这个道理。读书时，心电图考不好，能再来，可是病人的生命，没有机会再来一次的。
医院内处处看到的都是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自然轮回。即使如此，也还是令我难过。记得在监护室实习时，出现在眼前的情形就是一台台的监护仪、呼吸机，还有一个个可以说是“半死不活”的病人。工作也许不算累，那种压力和气氛令我无法轻松。看到很多凄恻的事情，年纪轻轻的我，也变得特别会感慨。我照顾过的一个女病人，44岁，当地人，自己是研究生，先生是某公司的老总，家里的女儿已经高三了，生活富足而美好。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脑胶质瘤，手术、化疗、复发、再手术。整日躺在床上，靠呼吸机呼吸，靠胃管进食，几乎就是个植物人。她的父母每天都来，带来骨头汤、灵芝汤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她妈妈经常拉着我的手说，小孙啊，照顾好我们家毛毛。
我总是不忍去看她妈妈的眼睛，有太多辛酸。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用心去照顾病人。一点点鼻饲，一次次翻身，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得了这种病，要靠呼吸机，我是宁可这样躺着呢，还是拔掉管子，安静地死去。问题永远都没有答案，否则安乐死就不会到现在还不合法。
其实最难过的还不是这些人，是那些自动出院的病人。他们不是康复了，而是没有钱，回家听天由命。监护室的费用一天要上千，自费的人有几个可以承受得起呢？有个中年男子，得了重症胰腺炎，其实这不是致命的疾病，医生也说只要积极治疗，活下来的几率很大。可是他没有钱，没有钱，就等于没有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也就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家属带着他回家。每天每天，这些事都重复着。
明天将是我第一天独立当班。在今夜，我愿意用这篇文章记录我实习以来的思绪，对于护理工作的懵懂感受，也记下我对自己的提醒：“我是一名心内科的护士，我要带着心上班，不可以出一点差错。”
小小的论坛给了我很多的底气，我代病人谢谢这些充满爱心的姐妹们。
该不该把病情告诉她
范建丽
命运真的会作弄人，她患了重症皮肌炎，自从查出疾病半年来，已经反复住院很多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不能行走，咽不下任何东西。最近这些状况都缓解了，亲朋好友正在庆幸的同时，不幸又降临在这位四十多岁的女性身上，昨天她又被查出来乳癌中晚期，一直来她都表现得很乐观，也很勇敢。直到有一天……
这一天医生急急地寻找家属商量，病人坚强地要求：“把病情告诉我吧。”
后来医生就把病情告诉了她。家属告诉我她一个人昨晚偷偷地去医院门口小花园的凳子上哭了很久，想了很多，觉得命运一直在作弄她。早上我过去看她时，她拿着一张纸巾，我以为她哭了，她奇怪笑着说：“你是不是以为我又哭了？现在我真的很需要你做我的心理工作哦！”当时我愣了下，跟她说了一句：“你要更加坚强哦，好的态度对疾病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你那么严重都熬过来了，继续努力哦……”
给我的印象一直坚强的她那天被击垮了，走出病房，我一直在想，告诉她实情，是好是坏？
于是，我在医院内网的BBS上发布了一个话题：该不该把病情告诉她？
一番网络对话开始了蓝色妖姬：该吧，看告诉多少，这么年轻，总不能让她稀里糊涂地过着，何况，乳房癌治疗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木木含情：不要告诉的太详细，让她有一线希望。
秋水伊人：病情也是看人的，看他的知识层次，接受能力，对疾病的了解以及他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很多需要综合评价一个人，但是总的来说，病情还是告诉的好，我想一般的话，在周围的人之间的谈论中他也会明白一些东西，也会想到一些东西，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还是让他面对事实为好，这样的话也能更好地做好宣教工作！
苏哈苏哈：在这种时候旁边的人说再多的“要勇敢，要有信心”其实都是徒劳的，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她自己本人。不过，对于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为她做点什么，比如说些乳癌治疗效果好的病人的实例，或许会带给她点信心……
鹰之眼：只有对自己病情的充分了解，才能更坚强地面对。
大猫和小鼠：只有坚强地面对，生活才能更光彩照人。这是个值得争议的问题，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患者作出不同的应对。
小小的论坛给了我很多的底气，我代病人谢谢这些充满爱心的姐妹们。
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
——孟子
王老太的两个儿子
Summer
在ICU（重症监护室）实习的一段日子里，我认识了一位80多岁的诊断为肝性脑病的病人，因她丈夫姓王，大家一直叫她王老太。
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床上，被他人一次又一次地喊着名字，但是她没有任何反应。
王老太的老伴几年前就已去世，她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五十多岁，小儿子四十多岁，每天会在下午来看她。
又到监护室的探视时间——大儿子和他的媳妇穿着绿大衣（医院为家属提供的探视衣服）进来，和我打了招呼后，就在王老太的身边一直和她说话。尽管老太听不到，但他还是对他母亲诉说着近段时间家里的情况，说孙子快要结婚了，叫她好好养病，不要担心之类等鼓励她的话。他媳妇也在一边插话一边打来了温水为老太擦身。这些我们监护室的护工也会做，但媳妇还是会每天亲自做一次，擦洗之后两夫妻就给老太全身按摩。他们一直记得上次我和他们说过，病人因长期卧床再加上代谢障碍而导致全身浮肿，每天按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浮肿。他们就这样一直按摩着。
按摩好了又和老太聊天，到快离开时，大儿子指着床头、床尾和病历本封面上的绿色十字标签问我：“护士小姐，可以不可以把这些标签都拿掉，我妈一大把年纪了，生前是位老师，行为很规矩的，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现在她躺在这里，经常有她以前的同事和学生来看她。我们想保全她的名誉，把它拿了可以吗？”这些绿色的标签是体液隔离的一种标识，王老太免疫报告本上的梅毒试金抗体试验阳性，表明她曾经感染过梅毒病毒，按照医院的制度，我们需要以此来提醒医护人员注意隔离。儿不嫌母丑，但还是希望为年迈的母亲保持最后的尊严。我深深地为他这份孝心所打动。在征得带教老师的同意之后，我告诉他这么做是医院规定的，我们恐怕不能拿掉这个标签，但我们可以用英文来标记这个名称，那样就不会那么显眼了。大儿子很通情达理，我们答应他很快就改，他满意地和老太道别。
由于监护室规定每次家属探视的人数只有两个，他们出去之后，小儿子和小媳妇来了。
一进来，小儿子就问我，今天用了哪些药，是不是列入医疗保险范围的。
我随声应和着，和他解释说医生是根据病情治疗需要来选择药物的，如果需要用自费的药物医生会事先和家属商量。小儿子不再做声，他媳妇倒是在一旁和老太聊着，当她看到王老太的眼角流下泪水，想要用手去擦时，小儿子猛地打住了她，用手指了指床头写着“梅毒抗体阳性”的标签，小媳妇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我告诉他们，老太太这个梅毒抗体阳性是不会传染的，建议他们也可以像大儿子那样给母亲按摩按摩。小儿子却说了一句：“时间到了，我们该走了！”说着就拉着媳妇走出了房间。
此时的王老太还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胸廓还是起伏得很有规律，又有眼泪流了下来，我起身去擦拭，想到这泪水里包含着她幸福的感觉，同时也掺和着悲伤的滋味。
很多次，我坐在公交车上，时常会碰到一位五十多岁的中老年男子手挽着满脸皱纹、满头银发的老头上来。那时，我总会想起这一母二子。
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他们之所以令人倾倒，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
——高尔基
一次特殊的鉴定
冰暑
接到好友的电话，说她明天下午要来省里一家医院进行一次体能鉴定，此鉴定关乎她能否重返岗位，问我明天是否有空陪她去，我欣然应允。
好友也是护士，两年前她辞职下海在医疗公司工作，现在已经是片区代理了。然而命运弄人，一次晕厥，她被查出患了头颅肿瘤。接下来的日子里，手术，化疗，康复训练，吃药，每天都在医院里度过。因为康复不错，三个月前好友想去上班，没想到单位觉得她上班不安全，一直建议她休息，原来她的业务也已经安排了别人替代。好友一直在和单位努力地沟通，希望重返岗位，单位总是没有同意。不知是她的执着感动了单位主管，还是另有其因，前几天好友开心地告诉我，说这件事情有希望了，一直采取拒绝态度的主管提出，如果有专家认定，她就可以上班。然而在电话里她又很担忧，因为主管告诉她，鉴定的专家要由单位来指定。好友觉得单位神通广大，若事先和专家打好了招呼，鉴定只不过是打个幌子罢了。同时也担忧即使单位不做手脚，专家也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保守地建议她继续休息。想想当今的医患关系，我觉得她的担忧也不无道理，但我们连这位专家是谁都不知道，一切无可奈何，只有去了再说了。
“如果专家建议继续休息，我们怎么办？”我和好友在电话里商量，想着我们如何来面对可能出现的种种结果。我们甚至讨论到，医院只能出具病人的诊断证明，至于鉴定劳动能力，应该是有关法律部门的事情，但据我们了解，目前也没有如此完善的条文来规定好友这种情况。我们事先计划好，一旦专家鉴定好友不能上班，我们就向她单位提出这一点。
次日，好友在其主管的陪同下，从老家赶到了省城的一家大医院，到的时候都已经下午4点了。我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见到了这位专家。
主管刚要开口汇报病情，专家做了个制止的手势，转向好友：“你是病人，你来讲。”
好友如实汇报了疾病的经过，专家逐一阅读了术前、术后的检查报告，又给她做了神经系统的体格检查。一切完成，好友、主管和我异口同声地问：
“主任，怎么样啊？”
时间定格在那一瞬间，专家似乎成了审判长。
“据检查来看，康复得不错，除了右下肢肌力略差一些，其他体格检查结果都在正常范围。今天从外地赶到这里，从刚才进来的步态可以看出，体力恢复得也不错。”专家说。
“那她能上班吗？会不会再晕倒？”主管着急地问。
“我个人觉得能否上班应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衡量作出决定，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可以找相关部门解决，医院不具备这个职能。另外，晕倒和上班、休息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专家回答。
“我们也是为了她的安全和康复，所以建议她继续休息。怕她劳累以后影响康复。”好友的主管忙不迭地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