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充分利用国外资本。列宁提出了利用外资的两种形式：一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款。当时苏联在英国、德国、瑞典和丹麦等国家设有银行，以便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筹集资本。二是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吸引外国资本家直接到苏联投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包括租让制、租借制、合作经营和代购代销等形式，其中租让制最为典型。对此列宁指出：“不实行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没有租让，就不能在10年内恢复我国的经济”，只有通过租让才能“保证俄国有恢复经济所必需的工具和资本。”“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列宁说：“什么是租让呢？它是国家同资本家订立的一种合同，资本家负责安排或改进生产（如采伐和浮运木材，开采煤炭、石油和矿石等等），把所得的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作为利润归自己所有。”“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租让制的实质是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资本、生产资料和技术的帮助，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产品的总量，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物质生活，加强工人政权的地位。列宁提出“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尽快地获得各种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先进的技术设备，“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实行租让制是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技术的最好方法。他指出，我们租出一个工厂给资本家，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可以在那里培养出优秀的工人，另建一个同样的工厂。
租让制就是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家，而我们得到的更多，而且可以赢得时间，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一切。列宁始终认为，为了加强苏维埃的地位，获得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改善工农生活状况，不怕做出任何牺牲。“我们给全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款’，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为了领教，要不惜破费，只要学习能收到成效就行。”“只要能够改善工农的生活状况，我们不惜让外国资本家拿走2000％的利润——而改善工农生活状况这一点则是无论如何应当实现的。”总之，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让外国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和利息也是值得的。1920年11月，苏联政府颁布了《租让法令》，将租让项目分作三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北部边远地区的森林租让，第二种是粮食租让；第三种是西伯利亚的矿业租让”。为此，苏联曾把西伯利亚大片的土地和港口租给美国，时间长达60年。
第三，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是非常必要的，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他们做生意。
他在领导苏联对外贸易的实践中，总结了以下几点：一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1921年3月，苏联首先与英国签订俄英通商条约，随后又与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建立贸易关系。二是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列宁十分重视引进和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并把它当做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列宁要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要清楚、及时、合乎实际需要而不是例行公事地介绍欧美的技术，要求尽快从发达国家取得急需的机器设备。“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20世纪20、30年代，苏俄进口410亿卢布的商品，其中技术设备和工业原料占85％，为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三是以商人身份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谈判。在1922年1月的热那亚会议上，苏联利用德国与协约国的矛盾，于1922年4月同德国签订拉帕洛条约，为苏德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四是坚持外贸垄断制。通过对外贸易垄断可以使苏联免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干涉，减少西方经济震荡、市场波动和通货膨胀对苏联经济的影响，较好地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保证苏联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
第五，高薪聘用外国专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惟一物质基础是以电气化为特征的大工业，大工业的劳动是社会化的、大规模的，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因而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但是，在科学文化落后的苏联，去哪里聘请大批的专家呢？列宁在提出使用本国专家和知识分子的同时，主张大胆聘请外国专家到苏联工作。列宁指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未出现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需要向先进国家借助的，不是社会主义组织的帮助和工人的支援，而是那里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为了吸引外国专家来苏联工作，他主张给以优厚的待遇和高额薪金。对于不少人反对高薪聘用外国专家的言论，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没有外国专家的帮助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是幼稚的，主张自己想办法来建设的想法是“自吹自擂”和“行会爱国主义”。由于政策正确，许多外国专家纷纷受聘来到苏联，对缓解苏联的科技、管理人才严重不足，对有效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关于对外开放的风险与维护国家主权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主导的国际大环境下，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对外开放，必然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国家政权性质及其独立性是否会受到影响，因为居于国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对此，列宁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不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独立性。
与马克思恩格斯相同，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本性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和苏联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或按其所体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利益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在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社会却又愿意与苏联交往，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看到了用武力消灭不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长期的战争也给世界造成了极大危机。因此，它们尝试与苏联建立正常的经济关系，以达到它们用武力达不到的目的，这些帝国主义者所做的一切，都完全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考虑。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们不会给苏联以真正的援助，列宁指出，剥削和掠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列宁在提出实行租让制时，一方面耐心解释其的必要性，同时也告诫，租让制存在着资本主义社会控制苏联国民经济、干涉内政、恢复资本主义的危险，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所以，列宁指出，在对外开放中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对我们不利的交易，我们决不会去做。
列宁充分意识到了苏联实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列宁在分析租让企业时指出，对外开放会“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甚至使人腐化。因此，列宁认为应该对此加以监视，“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来抵制，这也是一种特别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战争竞赛。我们一定能够证明，我们更有力量。……任务是艰巨的，但是，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说：‘社会主义有示范的力量’。强力能够对付那些想要复辟的人，但是强力的作用也仅限于此而已，在起作用的则是影响和示范。必须在实际中用例子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所以，列宁要求审慎地进行对外开放，力图把租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列宁指出：“如果我们只把少数工厂租给承租人，而把大部分工厂保留在自己手中，那租让并不可怕：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只要我们掌握着所有国营企业，只要我们精确而严格地权衡轻重，我们能把什么租出去、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限度内可以出租，那么，租让是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在监督之下和计算之中的，而国家政权则仍然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工人国家的手中”，从而“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制不会恢复”，国家政权性质和独立性没有改变。同时，他还指出需要对资本主义加强监督和控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规范作用，实行严格的国家监督，坚决防止资本主义的破坏和颠覆活动，从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
列宁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左”倾或“右”倾错误的批判。列宁针对当时党内外有人认为对外开放是向西方资本主义投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的“右”倾错误，他尖锐地指出：“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条约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条约“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使我们借以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针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我们自己都能搞好”之类的“左”倾错误，他认为，这是“极端有害的胡说八道。”“这种胡说八道愈是披上‘纯粹共产主义’的外衣，就愈危险。”“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我们自己能搞好———更为有害，更为危险的了。”“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列宁对于如何处理因对外开放而带来的问题，认识是非常全面深刻的。
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发展了列宁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斯大林认为：“以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西，这就是愚蠢之至”。由于受到战后“冷战”思潮影响，以及对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估计错误，斯大林提出了“两个阵营”和“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由此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国际大环境中出现是合乎逻辑的，为克服帝国主义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曾经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理论人为地割裂了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错失了许多大好机遇，造成许多消极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