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理解是怎样产生的
理解，是认识主体思维模式的一种基本功能。主体的思维模式具有观察能力、理解能力、抽象能力、表达能力、评价能力等。其中，理解是一种突变，是认识论的一个本质与核心问题。
人为什么会产生理解？在过去，一些人认为理解需要灵魂的帮助，如笛卡尔说，要产生理解的奇迹，必须要靠非物质性的灵魂。海德格尔发问：理解何以可能？爱因斯坦能深刻理解物理世界，洞悉宇宙奥秘，但他认为，最难理解的是理解本身。一些认知科学家认为，发生理解，一定有某个“小妖”在那里，沟通事物和大脑的联系。丹尼特认为，理解是靠一种大量的亚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的过程。每个亚系统都不能自行地构成理解。
笔者认为，理解，实际上是人脑的思维模式对于外部世界事物所含意义的匹配与同构。“意义”弥漫在客观世界之中，但它们又和主体密切相连，密不可分。思维模式既然是对客体世界的同构，那么，不管我们主观上的意志如何，我们脑中的概念总是以某种有机的方式和规则互相联系着，构成具有活性的概念网络系统，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客观存在的外部事物。由于特定的社会实践造成这种系统框架的共同性，我们人类之间也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对“这是钢笔”这句话，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我们的大脑中有“钢笔”的概念模式，它适用于该模式的所有个别事例，而不必局限于它是什么颜色，或某种形状，生产厂家和日期，等等。人的思维模式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概念有机组成，构成一个网络系统。概念模式对于理解和表达语言非常方便和经济，它使我们能以一般的模式来把握个别事物。现代西方普通语义学派的切斯（S.Chase）认为，我们在说话时必须给客观对象标上指数、日期，如苹果1，不是苹果2；英国1066，不是英国1900，如此等等，以此来“摧毁事物虚假的同一性”。笔者认为这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客观事物本来就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一般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也正是以一般的形式来表现个别的内容。
认识主体对“意义”的匹配有各种形式：如果意义能够与思维模式相吻合、相协调，就可能产生某种“自洽”，被主体接受，在接受过程中人对它赋值，实现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我知道了”。应当指出，这种理解因人而异，有可能有的理解并不正确，并不能与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同构。也就是说，“我知道了”，实际上可能并不知道，或者知道得不准确。如果认知匹配过程中的协调程度足够高，可以产生意义的增值，放大信息，使意义产生“共鸣”性效应，就会使人感到快感。如果不能很好地匹配，人就会对事物的意义产生拒斥，或者对其忽视，使意义的价值衰减，主体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怀疑”、“犹豫”等心理状态。“意义”的内涵蕴藏着很大的空间，所以在理解过程中，人们会发明“暗示”、“隐喻”等方法，来表达自己深层次的真正想法。
那么，在语言交流中什么叫做“理解”了呢？美国认知科学家奥尔森（G.M.Olson）提出理解语言有这样几条判定标准：①能成功地回答语言材料中的有关问题，就是说，回答问题的能力是判别是否理解的一个标准；②在给出大量材料之后，有作出摘要的能力；③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即用不同的词语来复述这些材料；④从一种语言转译到另一种语言。这四个标准显示出了理解提升的程度阶梯。塞尔认为：“理解具有各种不同的程度，理解并非一个简单的双位谓词，它具有不同的种类和层次。”“计算机实际上谈不上什么理解，计算机的理解不是部分的或是不完善的，而是等于零。”当然，对于理解问题本身，还存在着许多其他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理解的要义就在于两点，一是模式匹配，用自己思维中已有的模式与当前的认识情境相匹配，这种情境可以是某种模式识别的事物对象，也可能是某种概念或观念体系。由于匹配的程度不同，理解所达到与事物对象的同构程度会存在着真值差距；二是意义赋值，也就是用自己原有的概念网络或模式系统，对对象进行意义赋值，赋予其主体加之于上的意义，从而达到理解。这两种要点下实现的理解，既含有主体个体的特点与色彩，又带有时代与社会的特性。其实，这里所说的已经不仅包括理解，也涉及知识表达的能力。实际上，如果一个人能以自己的语言复述所听到、看到的语言，通俗化地转达那些原本艰深的概念，那就说明他已经与所转述的对象相匹配，真正地达到理解了。无论是模式匹配，还是意义赋值，都是既与外部世界的同构，同时也是与文化积淀的同构，反映了认知主体社会性存在的特点。
理解有时候比表达要难，特别是在复杂的理解过程中。卡尔文认为：
“理解需要一种主动的智力过程，在听人说话时，按一串短促的声音，以及他人的含义和意图来尝试作出推测，而其涵义和意图用语言来传递总不完全。相反，造句是简单的，我们知道我们想什么，希望表达什么。我们无需去猜我们指的是什么，只是如何把它说出来。与此相对照，当我们听别人说时，我们不仅必须确定那人在说什么，也必须确定他或她所说的确切含义，却又不知道说话者所言的内情。”因此，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思维模式中无缝匹配所接触到的信息，而表达有时并没有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信息的匹配，表达者自己对此还不自知，表达起来并没有多少困难。当然，真正的理解之后，表达起来就轻松得多，容易得多。所谓“真佛只说家常话”，真正的“大家”只说大家很容易听懂的话，从不说那些深奥难懂、满口新名词的话。当一个人真正把握事物的要义时，就把这知识化作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思维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通俗化地表达出来。虽然说的都是非常浅显的话，但它揭示了深刻的道理，表达者处于随心所欲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状态下的知识表达，是一个人认知过程中难能可贵的“高峰体验”。如果交谈者都处在模式匹配而又高峰体验的心理状态下，他们之间的对话交流将是一种非常过瘾的精神体操。
进一步说，我们可以认为，理解是信息与意义的相互匹配，是人们的思维模式与所接收信息之间相互匹配的过程。我们设想听一场学术报告的场景。演讲者通过言语或PPT演示，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课题的主旨，提出一个概念，描绘出一幅图景。听众进行理解与识别，用已有的思维模式进行匹配，并对报告内容赋值，有的部分信息被增值，有的信息听众不理解或不接受而被屏蔽，有的信息则对听众进行误导，有的信息则被衰减，有的被当做了冗余信息。正确的信息被广泛接受并传播，错误的信息被忽略。在意义的建构中，人们在思维的模式中会不断地进行框架的转换和概念的整合，有时还必须进行语义的跳跃，才能够跟上信息传递的动力机制，接受信息，产生理解。
理解的过程，首先要求人们的思维模式和所展示出来的句法结构相匹配，句法代表着且一定程度上建构着思维模式。其次，就是听众用自己的模式与意义内容相匹配，并对内容进行赋值和评价，加上了自己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要求。这个意义内容，可能与句法结构有关，也可能无关，而只关乎概念的涵义。再者，人们如果觉得能够接受，就会觉得有收获而记住。而如果不理解，就不能匹配，把它当冗余信息加以忽略或拒斥。
理解的实现，必须要在说者和听者之间，构建一种意义传递的动力机制；说者要尽量使得听者在他们的大脑中同构（或者说是重新建构）自己的思维模式。只要这两者思维的模式能够相互匹配，就能够达到理解。日常生活中，信息交流更多的还是对于文字的接受与理解。这就要求文字信息发布者，在文本中建立各项合规则的语法结构，并力求文本意义的通俗明了。而接收者则要努力探寻文本的句法，找出其意义所在。我们发现，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一些初学者理解一个句子，可能句中的每一个单词都认识，但就是无法组织起整个句子的意思来，无法理解它的意义。因此，怎样理解意义并对信息进行赋值，是认识论与认知科学重点研究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看，意义的理解还取决于思维模式的同构化水平。假如一位语言学家到了一个从未开化的土著部落，他是如何理解对方，并把土著人的意思翻译出来，甚至写出一本翻译手册呢？在他和土著人交流的过程中，意义的理解与沟通更多的是要靠动作、表情等情景语言，而非文本语言，语言学家必须通过交往实践，逐一领会土著人的名称、动作的涵义，在各种听到、看到的涵义中两两匹配，直至达到掌握基本的语言意义。古代各国之间的交往，虽然不必要通过这种艰难的过程，因为语言会随着相邻文化的渗透而相互沟通理解，但最初的整个过程也都充满着意义建构的情景。
从生理机制来说，语言的理解有生理基础的支持。吉恩斯巴切尔（M.A.Gernsbacher）为理解语言提出了一个结构构建框架。他认为，理解的目的是，构造一个连贯的心理表征或结构，表征的建构材料是记忆细胞。在结构建造过程中，有两种机制控制记忆细胞的激活水平：①增强，即与正在建构的结构一致的信息的激活水平的提高。②压抑，即与正在建构的信息不一致的信息的激活水平的主动下降。吉恩斯巴切尔强调，压抑不适当信息和干扰信息，是有效理解的基础，压抑机制的效率，可能是语言理解能力中个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压抑不适当信息对于理解有更重要的价值。
笔者认为，理解的真正实现，重要的不是压抑，而是找到事物与意义相符合的匹配空间，这种空间有时可能不只是一种意义，可能有两种甚至更多层次的意义，需要不断地匹配、同构，深入到其意义空间内部，才能达到理解的境地。我们对一个新概念的理解，或是对一个双关语的理解，有时会进入到意义空间的第2、第3层次之深，而不是一般表面看到的只是表层的意义。理解，可能存在着一种匹配、同构过程中奇妙的共振，思维模式对新信息的接纳找到了共鸣的突破口，突进之后不断升华，直至它的本质。这才是真正的理解。在此过程中，增强细胞的激活、完成细胞及突触之间的那些神秘的联系，比压抑干扰信息更重要。而且，仅仅从细胞激活的角度，还是无法说明理解的本质。底层细胞激活的效果，取决于对于意义内涵的把握，取决于思维模式的顶层结构和水平。我们在对一些暂时失忆的事物进行回忆时，或者对一些暂不理解的事物进行理解时，只要有哪怕一点点的信息提示，就足以唤起我们思维模式中的概念网络中的那个点，从而有效点燃整个大脑细胞的活力，激活大脑神经功能，导致记忆或理解成功。
2.意义的意义
什么是“意义”？意义就是外部事物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对于人来说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意义和人是密不可分的，需要人的赋值。
在意义来源问题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胡塞尔认为，人的意识是意义的载者或意义之源。普特南却认为，不管怎么说，“意义不在头脑之中”。
在笔者看来，意义从客观事物而来，因与我们的因果关系而显现。
早在洛克的时代，思想家们就意识到，不同的认识主体对事物性质的理解会有不同。针对某个物体的硬度、刚性、颜色、味觉等物理的、化学的不同的性质，不同的人会说出不同的感觉来，赋予其不同的意义，这就存在着事物性质的赋值过程。赋值并不是纯主观行为，它要求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事物的性质存在于物体里面，关于其意义能够和我们心中的观念模式相同，后者成为前者的完善的肖像，那么这种意义的把握就是赋值的结果。
当然，由于人们脑中的观念是对感觉经验的总结，赋值的结果不会相差很大，否则，就会被大多数人认为荒唐。洛克认为，复杂的观念是心灵用简单观念任意造成的，事实上却不一定如此，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复杂观念，绝不是一堆简单观念的堆砌加和，而是在广度和深度上包含了更为丰富的思想内容，加上了很多意义的赋值，使一些基本概念的意义发生质的嬗变，其抽象程度更高，涵盖领域更广，从主体的角度而言，理解宽度更为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