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儿童从大约18个月起，开始学习局部性语言规则，并开始将它们用于他们自己的句子中。他们也许不能描述言语的各个部分是什么关系，但是他们通过跟大人“习得”基本语言的模仿行为，已经能够大致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这种模仿语言具有很强的生物学本能，通过得到社会反馈回应，一步步在大脑中固化这种语言的行为与规则。拿造句和理解比较而言，造句和理解各有各的难度，对初学者来说造句难一些，但真正掌握高深的知识，理解语言的高层意义难度更大。日常生活中理解句子，人们可以抓住说话者的只言片语，不管它们是否符合句法，往往能够在思维模式中将它们构建出意义来。造句则需要符合语法结构，这对初学者而言是困难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外语学习者，能够较快地听懂、看懂外语，但表达起来还是有难度。同样还可以看到，不是母语的初学者，造句往往不顾句法是否正确，自顾说出来而已，母语者理解起来则不会那么困难；而初学者理解这种语言可能难一些，他们对句法结构的正确性要求往往会高一些。
人的思维中其实有许多是不可言传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甚至都无法通过主体的自言自语来把握。这里，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活动，有一些是潜意识的暗流，还有一些是断续的念想。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关于“意会知识”的观点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他认为，人类有很多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的许多成功表现都是以隐性的意会知识为基础。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告诉的。这种意会知识，由于其带有显著的个体性，难以通过主体之间以语言来明确表述；还由于它的情境性，针对特定情境和任务体现出来，因此还带有偶然的特点。
其实，不仅是人们正在思考中的一些东西我们无法说出，或者无法准确地表达它，就是我们深知的一些东西也仍然无法把它说清楚。很多思想家和科学家在这方面深有体会。叔本华说，思想一旦被语言具体化就马上死去。彭罗斯说，语言对数学思维几乎没有用处。在自然界中也有许多事物，我们的语言对它们无能为力。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而是因为不能够。微观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语言的解释总是不精确的、不完备的。海森堡认为，我们无法用一般的语言来谈论原子的结构。卡普拉指出，对于原子世界的研究迫使物理学家承认，我们日常的语言是不精确的，不适宜于描述原子世界的实在。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它们说明了这种实在超越了经典的逻辑，我们无法用日常的语言来描述它。波兰尼说，有时科学发现不能通过明确的推论来获得，其正确主张也不能明确表述。科学发现只能由思想的隐性能力来达到，其内容，就其是不确定的而言，只能隐性地认识。
语言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和物化，在其现实性上它总是有限的，而意义与实在世界的关系是对应的，意义因这种对应而具有无限的性质。用有限的形式来表征无限的意义，必然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中国古代的道家、禅学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注重意会，轻视言传，认为世界是不可能用语言来表达和描述的。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说出来就破坏了实在的本来面目。他们就是这样用崇高的沉默，来对待世界的本质、人生的意义甚至于涅槃等一切问题。笔者认为，这些古代的东方“圣贤们”，把语言表意的局限看得太重，把主客体的同构和相互作用当做内心的直接而神秘的体验和洞见，完全否定了社会实践和认识过程。当然，思维可能存在没有语言的阶段，但思维要发展，要进一步把握世界，就必须依靠和运用语言。语言的表达就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过程。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先是创造了自然语言，然后是数学等形式化语言，今天则是计算机程序的算法语言，等等。人的知识越丰富，就越促进语言的发展和表达。
在目前，人工智能的重要研究任务不仅是理解自然语言，而且要把专家的思维模式变成计算机的程序，建立专家系统，用程序来表达专家的知识，使人工智能研究得到实际运用。这种知识的获取（从专家那里）和表达（用计算机程序）的过程，称作知识工程。今天它主要靠知识工程师通过专家的配合来完成这一任务。人工智能专家费根鲍姆在总结专家系统研究的经验时说，专家们有时并不能完全把自己的知识区分出来，这不是他们不愿意，而是他们不能够。当然，经过努力，我们还是能将专家们宝贵的意会知识和经验表达出来的。中国的一个中医专家系统——关幼波教授（2005年病逝）治疗肝病的程序，它能开2亿多个处方，治疗的符合率和有效率与关教授的相类似。米奇欧·卡库（Michio Kaku）介绍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仅有一个专家知道如何修理该公司的所有机车。他一生中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清楚所有大型机车的特性。他的年龄很大了，如果他一退休，公司就将失去他脑子里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知识。他的知识转移到人工智能程序中心后，诞生了内燃电气机车辅助故障诊断系统（DELTA），可以诊断出80％以上的停机故障。由此可见，怎样从意会知识，到言传知识，再到计算机程序，这是人工智能研究中一个有广阔前景的课题。如果我们在各门科学领域中，充分调动专家们的力量，建立起各门科学的专家系统，就可以大大发挥专家们思维模式的功能。这样既可以大量地、迅速地和经济地解决各种专业问题，又可以通过教育传播途径，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模式的水平。
4.语言悖论
谈论语言，势必要论及语言的悖论。语言悖论是人类语言现象中的一种特殊问题。悖论（paradax）是指思维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矛盾或疑难，其问题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它并非是逻辑矛盾，也不是由思维混乱而造成。悖论深刻体现了人们思维的模式具有层次性的特征，如果陷入层次的系统怪圈不能自拔，就可能产生悖论。
下面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悖论：
“本命题是假的。”
这句话是一个反身自指的否定句，它是递归结构否定式的产物。它的悖论之处在于，如果它是真的，那么它就是假的（“本命题是假的”）。如果它是假的，那么它是真的，因为题义“本命题是假的”说对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改成肯定句“本命题是真的”，就不会产生悖论，至少在形式上不会有矛盾；如果它的指称不是自身而是外界事物（如“他说的话是假的”），也不会产生悖论。我们看到，原来人类的语言中，存在这样奇特的陷阱。
罗素的“理发师悖论”实际上也是一个否定式反身自指的问题。有一个村里的理发师，声称只给那些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他为自己理发吗？如果为自己理发，就违背“不为自己理发”的前提。如果不为，就违背自己的整个声明（给那些不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这里，否定式反身自指的关键在于，他设定了一个“不为自己理发”的前提。悖论的出现，就是因为用命题的一个片断或部分，来否定全部命题的意义。或者相反，用命题的全称意义，来否定部分的前提。解决语言悖论，就必须跳出自身循环的否定式递归结构，用实践的观点，“从外部”来解决悖论问题。之所以陷入悖论而不能自拔，是因为人的思维模式自相缠绕，首尾相“咬”，从语言的圈子内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下面这样反身自指的两句话：
“下面这句话是错的。”
“上面这句话是对的。”
这也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例子。它们客观存在于语言现象之中，从人们开始研究语言就发现了它的困扰。这种语言悖论，是人们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形式化表述的结果。一个对象与它自身有着极为特殊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不能像对待其他对象那样对待自己。一支铅笔不能在自己身上涂抹，一个苍蝇拍不能拍打停在自己手柄上的苍蝇，一条蛇不能把自己一口吞了，如此等等。
人们从很早开始，就发现了语言悖论的存在。所谓“克里特说谎者”悖论故事，说明了早期的思想家就开始研究并设法解决这种语法正确、语义正常、语用奇特的悖论问题。黑格尔曾引用古希腊史料指出，斯多葛学派的著名学者克里斯波，曾经为这个悖论的问题写过6本书，但没有一部成功；另一个柯斯的菲勒塔斯，由于用心研究解除悖论的办法而积劳成疾，患痨病而去世。传说这位学者生前身体极为虚弱，他的鞋中经常带着铅，以防大风刮起将他吹跑。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有对悖论研究的事例。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墨经》中，有这样的论述：“以言为尽誖（悖），誖。说在其言。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誖。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当。”当然，《墨经》里的论述是针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并不在乎命题的真假。
只有到了现代数学高度发展以后，人们发现形式化系统中存在着自相缠绕的矛盾与怪圈（集合论悖论等），这才重新格外重视起悖论的问题。
为解决语义悖论，现代数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共同努力，付出了许多艰辛。例如，语言和逻辑学家塔斯基通过对语义悖论的研究，提出了得到众多共识的关于真理的定义（所谓T型等式）。他认为，语义悖论的产生，源于语言在语义上的封闭性。产生这种语义悖论的根源，是混淆了语义层次。要避免语义悖论，必须区分两种语言，一种是被描写被解释的语言，另一种是在其中进行描写解释的语言，前者是对象语言，后者是元语言。克里普克解决语义悖论的办法，是运用了“真值间隙”概念，他认为塔斯基仍然采用经典的方法来对待语义悖论，要求所有谓词在变项的值域上完全有定义，比如对于真值谓词“真的”、“假的”，要求变域中的每一个合式语句必须或真或假，这样的话，如果想不导致悖论，就不得不将真值谓词改造成歧义谓词。克里普克认为，应当不要求所有谓词都完全地定义，可以允许真值的间隙存在，允许有的合式语句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悖论是客观上存在的，它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矛盾，深刻反映了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因此，一些逻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主张，应当允许悖论的存在。熊明认为，视悖论为疾病的态度是缺乏根据的。悖论含有无法容忍的矛盾，但这不是对它进行拒斥甚至予以消除的理由，而是我们对它们的本性进行测度的标尺。唯有把握它们矛盾的相对性，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它们的悖论特性之所在。对悖论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对矛盾相对性的分析。
对于语言悖论或怪圈讲述得非常透彻与通俗的是霍夫斯塔特，笔者认为他的解释比克里普克等人的解释更合理。他在《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中论述道，按照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人类对事物的理解是分层次的，这是思维的普遍现象，而人类智能不断进步的根源，就在于人能够不断地从更高层次上去理解事物，跳出原有的固定模式，避免了自相缠绕。我们前面所述的思维的模式具有层次性，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描述。运用层次的观点，我们在解决类似语义悖论问题上，就会得到独特的启示作用。我认为解决类似语义悖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从实践的角度，更加注重语用，跳出系统之外来解决问题。这也是解决好“真与假”问题的最好途径；二是从辩证法的角度，处理好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分类型、分层次地处理好个体与集合的关系。这样的话，尽管语言悖论仍然存在，但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它，不会被它所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