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举“分析”为例。分析是最常见的逻辑思维方法，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思维程序。当然，分析能力也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分析的类型很多，其中有：
定性分析。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区分不同质的对象。
定量分析。确定客观对象各种成分的数量。以上这两种是较基本的分析方法。
因果分析。确定引起某一现象变化的原因，找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一种较复杂的方法，下面两种方法和它有关。第一，相关分析，确定一事物的有关成因。如通过分析知道，喝牛奶和长高不是因果关系，只是相关关系。第二，协变分析，在西方国家，小飞机的事故比大飞机多几倍，但只要想到，小飞机的驾驶员多是业余的，对这一现象就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
系统分析。将客体对象看做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具有特定结构的系统，根据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内在有机关系，进行动态的整体的分析，它是现代系统科学理论的产物。在现代社会中，系统分析的思维方法越来越显得重要。在实际生活中，它发展演变成当前许多组织或企业解决问题的运筹学方法，即把事物及其解决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从确定目标，到制订方案、建立模型、制定解法等，直到实际的组织实施，每一个步骤都做到细致周到的分析，并且结合全局因素进行系统调整，动态解决。
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这是对事物分析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它从事物的一般抽象的前提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具体环节，使人们得以全面地认识事物。在西方哲学史上，从来都认为反映事物的概念都是抽象的，而黑格尔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分析运动，这种“具体概念”的分析，体现了多方面的必然的内在联系，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对推动辩证思维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这种思维方法，并将它运用到《资本论》的写作中。当然，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他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感性的社会实践过程。
我们看到，逻辑分析方法有多种类型，它们往往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在不同场合可以有不同重点的使用。在实际的思维过程中，各种逻辑的、形象的思维方法的使用也是如此。概括而言，社会实践的性质和水平，决定了思维方法的使用及使用效果。一方面，解决不同问题的人的思维方法会存在差异。例如，一个生物学家和一个画家同时见到一只美丽的蝴蝶，他们的想象、比较和分析等方法均会不同。即使两人都是画家，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在对蝴蝶的想象和描绘风格上也有区别，虽然他们都掌握若干种画法的技巧。另一方面，随着认识和实践水平的提高，思维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并被人们加以系统总结和理论化。在现代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许多新的思维方法是以前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对事物进行比较的黑箱方法，分析的系统方法，等等，它们随着一定时代的知识而产生。从形式逻辑发展到辩证逻辑，使我们对事物及其规律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从数理逻辑发展到概率逻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古典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在这里，原先数理逻辑中的“如果……则（一定）”变成了“如果……则可能（按百分比）”，它给出了一个理论或事物的更加合理的评价。由此看出，新的思维方法的合理正确使用，对提高认识、提高知识水平，甚至对发明创造，都起着重要的影响。
与分析方法相对应的，就是归纳方法。归纳方法对于我们思考问题也非常重要。它大致可以作如下分类。
阶梯式归纳法。根据所面临的外部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依次归结出它的本质或有规律性的结论。较为浅层的是某种假设或规律性学说，较为深层的则可归总为理论或理论体系。强阶梯归纳法有可能导致决定论的产生，所谓亚马逊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导致亚洲的一场风暴，马掌师的感冒，最终导致拿破仑输掉战争，等等。这种方法的正确与否取决于环环相扣的情节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定性与定量归纳法。根据事物或对象的特点，进行统计学意义上的归总，得出一些定量上的数据，从中抽象出一些性质上的定论。这是社会学、经济学等研究方法中经常运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经常要求运用到一些数学知识如函数关系等。
枚举归纳法与排除归纳法。枚举法重视的是累积的数量，似乎数量越多其结论的权重越大。人类最常用的枚举法就是，我们每天看到太阳照常从东方升起，从西方落下，在古代人看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明天太阳肯定照常升起；另外一个结论是，地球是中心，太阳围着地球转。这是一种日常枚举法。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们看到了无数白天鹅，没有发现别的颜色的天鹅，因此断定“凡天鹅就是白的”。但当人们在澳大利亚看到黑天鹅时，这个枚举方法就失败了。这从反面证明了排除归纳法的存在。排除法也就是波普的证伪法，一次排除就可能推翻原先用于假设的前提。它虽然很有力，但在实践中较少运用。同时还要看到，归纳法是讲究权重的。有时，一次经验的证实就足以说明事物的真相，例如爱丁顿勋爵率领考察队观测日食时的太阳光线是否弯曲，一举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有关结论。而在有些场合，大量的观察实例并不能有效证明一个全称命题的正确性。枚举与排除的归纳法都是强经验主义的，它在一定意义上总结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概括那些未经证实的真理和主张，但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已经很少使用了。
今天，人们在归纳法的基础上更多的是采用概率和统计的方法，用达到多少概率比例来给事物定性。当然，枚举法在科学推理中还是比较重要的。
比如，在“汉诺塔”（见后面第十五章）的例子中，之所以得出汉诺塔圆盘搬动次数是“2的N次方减1”这个公式，还是有限程度地运用了枚举法。人们只要通过若干次枚举，发现其中潜存的内在规律，就完全可以在数学上得出这个公式来。无论是分析方法还是归纳方法，都深刻体现了自然界自身的规律，人们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只不过是演绎了这种客观存在的规律而已。
在这一点上，瓦托夫斯基说得对：归纳法是自然界固有的方法，它在千百年的进化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自然选择，那么这些方法可以被认为是对通过进化的检验而选择保存下来的各种行为的可能方法或战略的最优选择。
此外，还有人们常说的社会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倾向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与历史的回顾，来对事物作全面的分析或归纳，从而寻找规律，得出结论。这是一种重视实践的综合性较强的方法论。
思维模式中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方法是互相渗透、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整体，两者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有的知识总是以一定的方式接收、储存和引发，一定的思维方法也必然依附具体的思想内容。在今天，人工智能的研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对自己的思维模式的理解。智能计算机的软件系统的构成启发我们：可以把软件系统类比作人的思维模式。
电脑软件系统主要包括：
知识库系统。各种知识、数据等；
解题与推理系统。解题程序与推理规则；
智能接口系统。实现人机对话等。
在计算机那里，知识越丰富，解题程序越灵活、层次越高，软件系统的质量就越高。根据同样道理，人的知识越丰富，思维方法越灵活合理，思维模式的水平也就越高。当然，人脑思维的模式，包括各种概念网络系统和思维方法等，它们并不是某种物质实体，也不能像电脑软件那样由外部编程灌装输入，它们是由自然与社会历史条件促成下内生的，是思维活动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和样态，它所达到的水平和层次是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在目前条件下我们还无法想象对它可以进行移植或其他物质操作，从而直接生成相应的思维模式。思维的模式与电脑的软件不同之处在于，计算机可以通过大量、大批地删除程序或输入新程序而被重新设计或更新。而人的大脑不行，人无法通过即时输入或删除思维中的模式系统，使自己的智力立即发生极大地改变，一下子变成天才或者傻瓜。
当然，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将随着不断学习而保持新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的活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思维模式的合理构成应注重新的科学知识、新的思维方法，这样才会使思维模式有更高的功能和活性。善于运用思维方法，将使知识和经验得以充分发挥，而知识经验的丰富又推动了思维方法的灵活。经常地增进知识、锻炼思维方式，使思维模式发挥出高效的功能，并且产生模式的跃迁，必将促使思维模式的水平不断发展和提高。
2.与动物思维的区别
地球上人与万千动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思维。动物也和我们一样，有强壮的生命，有紧密的社会，但是，它们最聪明的种群也还是无法和最不聪明的人类相比。一般的观念是，现在的我们在600万年前，和黑猩猩有着共同的祖先，由于尚不确切知晓的原因，自那以后发生了重要的分化，我们的大脑与黑猩猩的脑就有了巨大的差别。有些人把分化的原因之一归结于人的直立行走。但我们看到，猩猩也会直立行走。随着冰河时代开始，在大约250万年前，早期人类启动了伟大的大脑化过程（the Great Encephalization），并在15万年前基本完成，这时，人类还没有形成语言、烹调和农业。
丹尼特认为，原始人类大脑令人惊异的增长，早在语言发展起来之前就基本完成，所以这种发展不可能是对因语言而形成的心智复杂性的反应。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与其他人假设，语言是基于天生的特化，这种特化现象现在开始在神经解剖的细节上得到确认。我们的大脑生来所装备的力量，即便是有也只有很少是我们1万年前的祖先大脑里所缺乏的。所以，在近1万年的智人的巨大进步，几乎全要归功于人类以全新的方式利用它的大脑的可塑性，通过创造类似软件的东西，来增强它的底层力量。
也许我们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在庆幸地球上只有人类有着足够的智慧。要是猿哪怕只有我们十分之一的预先作计划的思维能力，它们就会对非洲或其他较多的动物聚居地区形成很大的威胁。神经生物学家威廉·卡尔文说，之所以不存在其他较高智力的物种，我怀疑是因为需要跨越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并不只是脑的大小，不是猿之后人较之动物的诸多种进步。
脑科学家艾克尔斯认为，有许多强有力的理由表明，生物进化处于其最近一次伟大的创生纪元的终点。适者生存的有效自然选择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从现在开始到遥远的未来，某种类人猿要再开拓一条进化路线，是完全不可能了。古生物学家古尔德说，人脑的发展是进化中的一次辉煌的偶然事件。借助于它的威力，我们已经成为地球上生命延续性的管理者。我们并不曾要求扮演这个角色，但我们不能拒绝它。我们可能并不称职，但我们已经就职。
笔者以为，大脑的产生和智慧的发展，可能是我们祖先恰好进入了历史进程中的某个窗口，然后逐渐发展了起来，但如果把意识当做纯粹偶发的事件，显然对人类从猿到人的社会实践的作用和必然性不够重视。虽然人的进化中不排除偶发的质变，导致人脱离猿的队伍，但过分强调偶发性这种想法，难免与上帝创生、外星人给地球智慧等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动物到底有没有意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此已有过关注。典故里说，庄子看着逍遥自在的鱼，羡慕不已。有人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你怎么知道鱼会快乐呢？庄子云，子非吾，焉知吾不知鱼之乐？当然，庄子这种回答确实有点狡狯，但动物有意识的表现，这是今天认知科学公认的事实。特别是我们知道，高级哺乳动物已经有了大脑皮层，它们能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表象，具备了动物的心理，它们有的行为相当复杂，目的性十分明显。在战争中或一些传奇故事中，一些战马或狗，对主人忠诚无比，有的为了救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其认知水平和随机应变能力，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福尔克·阿尔茨特等认为，动物具有令人吃惊的理解能力和相当宽广的情感频带。而且，“意识不需要语言”。
动物的意识是否不需要语言？对此，我们可以从当代心灵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得到启发。这就是，知觉内容究竟是概念的还是非概念的？王华平等学者认为，在知觉内容的问题上，将概念论与非概念论对立起来可能站不住脚，两者是共存的，知觉经验有多种内容。而且，非概念内容会帮助我们理解有关“动物知识”。笔者的理解是，我们对于动物思维的理解，如果考虑到人的大量非概念知觉内容，也就不难认同动物具有一定的思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