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自然哲学肇始时期，美学思想潜隐在三大哲学分支之中，即宇宙论、心理学和神学目的论。有其实而无其名的“美学”，成了灵魂感应美的学说和关于创造美的事物之过程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卓越而如痴如醉的心灵，一旦领悟到神性实体的活动，便会产生奇妙的幻想。对此，柏拉图指出：音乐和舞蹈，应该只有两种样式：Phrygian式，模仿人们战时的威武和勇敢；Dorian式，模仿人们和平时的智慧与温和，这样，以“爱和美”为出发点的哲学道路出现了。“已达顶端的美赋予各种低等的美以一定的意义，但是，顶端的美，只是那些能够坚持在平常的人生道路上，而又远超常人之意志与才能的人才能看到。那些拥有巨大勇气、力量、记忆和智力的人，以及那些坚持目的的人，会突然发现妙不可言的幻象。”正如阳光是我们眼中的闪光同有色体的闪耀汇合一样，古代思想家坚信：美也是光，它赋予认识的客体以真理，赋予认识者以认识能力，所以，有人宣称，柏拉图的哲学，同现代的艺术美观念很少或根本没有相同之处，他的美的概念，充满道德和理性的内容，更充满神学目的论与宗教神秘主义的内容。在普洛丁的形而上学中，这个超感觉的“朝圣者的行程”，既说明了道德经验的重要性，也说明了审美经验的中心性；人们热切地盼望美，也就是要热切地返回到感性生活与神性生活经验与想象中去，也就是说，要热爱生命的真理。普洛丁的美学思想，游移于自然美和神性美之间。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美学家，则认识到：美，与其说来自上帝的恩赐，毋宁说来自人类的选择，人类从自然中所选取的是最美好和最高洁特征中最光辉灿烂的部分。在这里，人类意志的自由，不仅作为道德的必要条件在闪闪发光，而且作为艺术创造的必要基础在大放异彩，可见，西方古代美学关注的问题是：精神体验、精神和谐、精神超越的问题。因此，西方自由思想家的美学，虽然在美的范畴和美的观念上，无甚特别的创造，但是，有关美的种种思索，对人生的现实追求与神秘认知极有启示性。美与伦理实践，美与神性体验，美与圣洁的愉悦，是如此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了人类天性中“最高贵的德性和尊严”。如果说，古典哲学将美学体验与宗教神圣追求结合在一起，显示了文明生活的圣洁追求意向，那么，将美学狭隘化为感性认知，只会使美学失去力量，只要将美学与生命哲学最紧密地联系起来，就会给美学增添力量。甚至可以说，公民意识或世界公民意识的增强，使美学更具现实意义，康有为曾说道：“夫今欧美各国，法至美密而势至富强者，何哉？皆以民为国故也。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人人皆视其国为己之家，其得失肥瘠皆有关焉。夫家人宁有长幼贵贱，而有事则必需而谋之，以同其利而共其患。”事实上，美学的公民教育与公民的美学意识，在现代美学重建中，极为关键。
为了摧毁那种经院主义美学的体系性或框架性的简单思考方式，人们总是把目光投向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是在经院主义美学建立之前形成的思想形态，在这一形态中，美学问题处于重要地位。
克罗齐就是这一理论倾向的捍卫者，在他那里，美学思想皆可追踪到古典文明的诗性理解之中，所以，克罗齐特别重视维柯的美学思想之历史地位。他把维柯称之为“发现美学的革命者”，在题为《维柯，美学科学的发现者》的一篇短文中，克罗齐写道：“一个把类似概念放到一边，以新方法理解幻想，洞察诗和艺术的真正本性，并在这种意义上厘定发现了美学科学的革命者，是维柯。”我赞同克罗齐这一说法，因为真正的美学思想，必须是富于独创性的思想。思想家们对审美问题的解决，具有生命启示性和文化社会性意义。
在经院主义美学终结之后，美学又该如何承担审美问题，并应该怎样去发现和解决现代审美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解决当代中国的经院主义美学危机？
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古典哲学的思想传统之中，从文明价值创造意义上，重新理解美的意义与美的生活的重要地位。
美学问题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复杂，应该看到，美学与哲学、美学与宗教、美学与道德、美学与文化之间，存在多重关联。从美学史上看，西方美学所关心的问题，与伦理、宗教、哲学所关心的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系统。既然美学与哲学相关，因而，认识论问题和本体论便显得尤其重要。西方思想家，较早地认识到了人的三种认识能力，这便是知性、情感和理性，在此，知性关心纯粹分析和纯粹认识问题，情感关注意志、感知、直觉、顿悟、体验等心理问题，理性则关心存在、情操、德性、良知、道德、自律等问题。审美活动，则是以情感为核心，把想象力置于中心位置，因而，它们不是孤立地把审美和认识以及意志对立起来，而是强调不同思想方式的协调与统一。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古典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西方美学得以不断深化，构成了独特的“审美精神现象学”。
与西方古典哲学和美学思想相比，中国古典美学最鲜明的特征就在于：美的伦理化倾向和人性的自然生命精神崇尚。由《周易》开道出来的原始道家与原始儒家的思想对生命的重视，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或民族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孔子论美，就是以“仁”为第一要义，在孔子那里，很早就形成了“山水比德观念”，就是通过自然的生命德性比拟人的生命德性。按照儒家的生命伦理主义的美学取向，人在大自然的审美形式中，找到了德性的最好契合点。孔子的“大”，既可以看作是伦理的高尚，意志的伟大，也可以看作是审美的崇高。他虽没有专门论美，但他所奠定的原始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审美精神，极大地高扬人的主体性和道德理性。事实上，孔子对诗的重视，对礼乐的重视，对诗性生活的崇尚，就是对美的生活与美的文明的最深刻理解。孟子在仁的基础上，融入了“义”，因而，把“充实之谓美”和勇毅精神注入美的内涵之中。原始儒家和新儒家，把“仁”、“义”、“情”、“志”看作是美的表现和美的极致，最大限度地扩展了中国的生生哲学与美学传统。他们对道德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强调，更充分地显示出生命与审美的内在和谐。
从生生意义上说，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中的体验理论，极具审美意义，它把中国人独特的生命体验精神和自由的文化追求从心理层面上予以丰富与扩大。从总体上说，中国文艺美学的重建，必须重视民族文化遗产，儒、佛、道诸家的思想精髓，具有十分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中国古典生命哲学，重视对人本身的根本讨论。在生命体验中，体验者的内在心灵视界深刻而独异，儒家所强调的随处体认天理的格物说，具有“一内外，贯知行，黑白动静”的基本特点，例如，王阳明在天泉谈话中，对“四无”、“四有”的分别与解释就很有意味。在他看来，本体，即指心之本体，功夫，则指复其心之本体的具体实践和过程。再如，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对“人道”之阐释也富有美学精神。他说：“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即生矣，神发知矣，人性感动而善恶分。”“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
在古代哲人看来，人是由宇宙间灵秀之气构成的，“仁”，在根本上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是与万物一体的。程颢强调“不须究索”的直觉体会，强调经过“诚敬”的修养，人就会体验到超越一切对立的精神自由，进而体验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整体之大成。有了这样的内心境界，自然会有大乐，才有真美。宋代哲学家，在这一问题上，灵心独运，形成许多创造性的思想发明。例如，杨时指出：“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既然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能把“道”完全表达出来，因而，对道的把握必须超越语言和物象，即“超实绝象”。把握道的方法，应是在静中从容体验，诉诸内心直观，这种认知和体验，相当接近于对美的把握。所以，在陆九渊看来，宇宙代表“古往今来”的恒常性，在这个意义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正是用以显现本心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人的道德完善，只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他要求人必须在个体心灵中建立起道德的自觉性。陆九渊注重发明本心，强调“自作主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圣贤只道一个自字煞好”。陆九渊还指出：“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劳攘，须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内，当恻隐即恻隐，当羞恶即羞恶，谁欺得你，谁瞒得你？”由此可见，儒家心性之学，道尽了精神体验的内在机密，这比那种审美范畴和审美观念的抽象运演，不知几千倍地激发人的心灵和慧智，这才是美学的真谛。道家美学更是如此，那种对自然主义的追求，把天道之理阐发尽微，把体验的对象和境界向整个宇宙方面拓展，这在老子、庄子和抱朴子那里表现得尤其深邃。只是到了现代，宗白华、方东美重新收拾了这种精神，返回到美的本源上来。
从中西美学的历史性探索来看，“文艺美学”，应与伦理学、宗教现象学和哲学重新融合，建构出综合性与现代性的思想。从中国美学的生命哲学探索里，可以看出，中国哲人所追求的那种伟大生命力量，就是对天地自然力量的追摹与崇拜；在中国生命哲学中，天永远高于人，是人所效法的榜样，是万事万物的依据。应该看到，这一思想的伟大意义，即中国的生命哲学里永远充满着对大境界和大力量的崇尚，正因为如此，中国美学的生命哲学基础永远充满着饱满而酣畅淋漓的“生命元气”，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正是由于这种对生命的自然化比拟，使我们没有把“天”与“人”真正区分开来。其实，天就是天，它永远高于人，是人遵从的对象，而不是人效法的对象，“人效法天”，最终总会受到天的打击。天有天的立法，人自然不能违背，但人的立法不能等同于天，人必须有人的立法，因为人不是“天”，人的立法的根本在于：“平等与自由秩序”，“公正与生命德性”。但是，由于中国生命哲学将人的生命比拟于“天”，结果，将“天人的等级化秩序”合理地运用于人的立法中来，所以，人为地造成了现实与社会的等级秩序，从根本上违背了“天”，而我们在精神深处并不自知。按照现代哲学的观念，“天人分离”，更容易建立人的自由与平等秩序，只有改变“传统的天人观念”，中国人的生命美学中才会有真正对自然与自由的尊重，才会有真正的审美自由观念出现，这是中国现代艺术与美学必须认真看待的重要问题。事实上，中国美学界也出现了这样动向，在现代哲学界，宗白华之重视魏晋之清流，徐复观之重视儒家之体验，方东美之重视易经之生命哲学，其价值都在于：要通过生命崇尚回到美的本原性，进而，从美的形式抽象系统中逃离。因此，文化历史与生命哲学的探索，有助于改变经院主义美学研究的空洞倾向，使心灵重新充实灵性，这乃是文艺美学之奋斗目标。在后工业文明的时代，遵从自然之生命德性和无处不在的灵性体验，追求那无边的审美自由，人的精神愈益显得睿智和纯洁，真正的现代美学也就能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文艺美学的探索，追寻古典哲学的自然主义传统与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可以让古典哲学在现代美学的建构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因此，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创建必须建基于人类美学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和创造性阐释之上。
3.文艺美学建构的宗教伦理与生态哲学基础
文艺美学的精神导向，与宗教伦理密切相关，从现代意义上说，宗教伦理，也涉及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哲学问题。寻求文艺美学的宗教伦理基础和生态哲学基础，既是古老的玄学思想问题，又是现代的生态伦理问题。有了这些哲学思想做基础，文艺美学就有了“灵魂”。基于此，科学的美学的终结或教科书式的美学应该终结，因为这种“美学思考”实际上只是进行知识性的简单清理或归纳，与真正的文艺美学精神与思想本质有着根本性分离，即从知识清理中，你理解不到生命艺术的内在震撼。如果美学不能将生命艺术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思想震撼表达出来，那么，美学知识的认知价值何在呢？我宁可要断片的能够带来思想震撼的美学解释，也不愿意要冷冰冰的思想概念清理，因为充满生命律动的美学解释能够唤醒主体对美的热情，对艺术的热情，对生命的深入理解，而不会陷入冷冰冰的审美知识的历史系统认知和概念的清理以及感情沉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