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展开至此，亦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某些学者所选择的变革方式，寻求本根的本位话语，必须放弃西方认识、西方立场，以“中国认识”代替“西方认识”，这样，重建本根的本位话语，必须从头接受训练。世界文化虽日趋自由交流与自由对话，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和主宰地位，已漫无边际地悄然地渗透到文化的根深处，一百多年的渗透造就了今天的一代。寻找本根的本位话语，茫无涯期，因此，只能选择“西方认识”来重构中国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显然，这是为“五四”一代学者所开拓的现代道路之必然延伸，也是人们所认同的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的当代价值。问题是，在此之后，中国文艺美学探索如何才能真正赢得西方学者的尊敬和重视，中国学者的文艺美学观念如何才能提供属于民族的独创性智慧？看来，问题远未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本位话语的建构应成为必然，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4.当代中国美学：继承和发展五四传统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为什么要回到五四？这是令人不解的问题。不少学者发现，就现代学者对西方哲学、美学与诗学的翻译与解释水平而言，早就超过了五四一代学者，因为五四时期最优秀的学者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理解皆是有限的，但是，自20世纪50年以来，现当代学者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当然，“文革十年”的政治文化大破坏，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正学习。尽管如此，从思想建设成就而言，从重要思想成果而言，当代学者依然比不过五四一代学者的创造，这特别表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上。当代学者可能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与理解超越了“五四学者”，但是，对民族思想传统的理解则显然不如“五四学者”。从本位话语传统和本土文化经验而言，思想的创造极其重要，所以，“回到五四”，就是要重估“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不只是新文化运动传统，也是对民族精神捍卫的传统，不只是民主自由科学的传统，也是寻找民族文化自信力的传统，它是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是在民族价值需要自由重建时期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相冲突的特殊思想形态。我们所说的“五四”，不只是对激进思潮的肯定，而且也是对那个特定时期思想多元交锋，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出路的多元思想姿态的肯定。
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思潮，自然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否定，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即不尊重民族文化传统，恣意破坏民族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的文化灾难。事实上，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大破坏是极其可惜的，文化的破坏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制度变革，这说明，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即让新旧思想并存，全面形成思想共识，在政治经济方面，以普世价值为中心，或者说，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基础，而在民族文化与艺术上，则要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事实上，这两者并不必然矛盾。新文化与新时代的创建，并不必然要破坏传统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建筑遗产和宗教遗产，然而，以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精神价值的极大破坏为代价，才换来了思想的革新与经济的繁荣，而在经济复兴的时候，我们更怀念民族文化遗产，更期望民族的现代化成果能够不被破坏，这就需要文艺美学的创造“为民族的精神生活信仰提供支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审美语言意义上说，确实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根本性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积极意义关键而重大。人生活在话语的世界中，必然受制于话语，现代汉语是通行的话语方式。语言的现代化，是因为话语交际的实际需要，“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言方式和文学理论变革，是以“我手写我口”为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思想者话语表达的实用化倾向。有些复杂的精神问题，又不是口头话语能够表达的，口头话语易懂、易于交流，但是，对于复杂隐晦的思想表达，却有其内在困难。再说，思想有其历史连贯性，思想有其文化的根、历史的根，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断裂的。在大多数人看来，古代汉语只是思想的外在装饰，一切以现代汉语表达为准则，仿佛文章写得愈通俗明白，愈接近口语愈好，于是，古代汉语及其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也一起遗弃了，这种接近口语的现代汉语表达，对于科技文章的写作具有实际的意义，清晰明白，论述完整。这种语言的实用化倾向，标志着科学表达的进步，而且，这种口语化的现代汉语，在思想表达过程中，曾带来了文化的清新之风。例如，毛泽东的理论话语，不仅表达了深刻的革命思想问题，而且使这种晓畅易懂的话语表达，能够指导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说明，现代汉语的精粹简练表达，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但是，与古代汉语的隔离，就是与古典思想的隔离，因此，恢复本位话语，意味着对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的充分重视。
对于“五四”一代学者而言，他们都有深厚的古代汉语修养，因此，当他们用现代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既具有现代思想的韵律，又带有古代汉语的灵性，朱光潜、俞平伯、宗白华都是成功的范例，他们的文艺美学话语表达，具有比较浓郁的民族文化精神。现代汉语创造，在他们那里，自由而且具有生命力，对于没有古代汉语修养的新一代学者来说，现代汉语表达失去了思想根基，因此，在思想表达过程中，语言所负载的信息和思想容量大大地减退了。事实上，为了拉长篇幅，许多人不惜用浮词赘句来表达，这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也是十分流行的倾向。批评是粗糙的，批评的话语也是粗浅的，这种倾向，是现代汉语口语化、平面化、大众化对思想表达的损害。为了弥补这一思想表达的缺陷，“五四”以来，现代汉语表达中又形成了欧化语言风。本来，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是以欧美语言为基础的，从语法结构上，可以看出两种语言的不同特性，大多数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由于对这两类不同语言有真切的体悟，因而，找到了一条现代汉语欧化的可能途径。现代汉语的欧化，使思想本身负载的信息容量加大，与此同时，语言的可读性也降低了。欧化语言带来的效果是：有时人们读了一大段现代汉语，却理不出内在的思想头绪。这种欧化汉语，不只是使思想表达晦涩难懂，同时，它还使现代汉语表达者，在思想上也认同西方思想，并以西方思想原则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标准。当初，语言革新者和文化革命的先驱，是想砸开古代汉语束缚中国人思想表达的绳索，其反叛行为本身完全可以理解。
许多人正是站在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的立场上，来看待现代汉语诞生的，但是，人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些变革者的用心，他们虽反对“信古”与“仿古”，但从来就没有表示过“弃古”。鲁迅、胡适的思想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乃至西方现代文化话语的创造性表达，但是，他们的话语表达，既有古典汉语的韵律，又有现代语言的创新性。在鲁迅、胡适、梁实秋、俞平伯、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那里，真正体味到现代汉语的精华，看到了古代汉语新生的希望，同时，对那些坚持中国古典传统的学人，也应抱持“同情之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