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本位话语的诗意追求与民族价值观念的自由融合
如果把美学看作是文明发展的动力，那么，就会真正理解美学解释的意义。在中国古典性民族思想话语中，有许多美学思想充满了民族的独特精神智慧，特别是对生命的诗意追求，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精华所在，他们不仅强调积极地生活，而且强调正义光明地生活，生命中只有充满仁爱，才符合天道。
所以，我们对生命的诗意理解，影响了传统的民族美学价值观，特别是审美与道德，生命与正义，审美与人生之间的联系，使我们的美学能够葆全自我的真性，而且能使我们的艺术创造充满美的自由超越精神。基于此，一方面，本位话语的建构，召唤深度的美学思想批评，另一方面，本位话语的建构，又吁请学者独立思考和深入探索。我们总是预先接受“思想正误”的评判模式，然后，以这种思想评判模式去建立本位话语，这样，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历史话语系统进行全面对话的“思想文化语境”，只能陷入偏见之中，而绝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本位话语”。必须冲破这种思想的樊篱，正视历史话语本身，文艺美学的历史话语，决不等同于科学话语，因为文艺美学的历史话语必然要涉及政治、法律、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性，因而，也就意味着多重障碍。过去文艺美学思想较多地受制于政治，今天，则可以站在与政治平行的思想起点上思考文艺美学问题本身。本位话语虽与政治、法律、文化等相关联，但是，从根本上说，又是独立的具有自身思想价值的科学系统，所以，不必受制于“意识形态视角”，而可以把问题拓展得更宽。
只有坚持这种学者的立场，才能形成文艺美学的真正问题意识，在历史交流语境中，思维必然形成对话思维、立体思维和人类思维，必定能契入审美与政治问题中去。流于观念表层结构，热衷于时尚性问题的简单判断，那是由于学者思想态度的偏向，才导致问题解决的形式化和政治化，导致问题解决的封闭性、霸权性和时尚性。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去对待，因为只有以科学的精神，才能真正契入到问题的本质中去。理论话语总是有一定的阶段性，事实上，理论话语也有休克的过程，理论话语有假想性死亡过程。文艺美学的真正问题却不会死亡，问题总是常新的，例如，“存在问题”，古希腊时期有解释，罗马时期也有解释，哲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总是具有时代特征。当人们把存在问题作形而上学处理时，海德格尔却有自己独特性的解释，他不再把存在与主体对立起来，而是消解主体，确证“人在世界中”。他从尼采思想、荷尔德林、里尔克和彼特拉克的诗，从凡高绘画出发，通过诗性体验来讨论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存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独特的理论话语，文艺美学也是如此，问题是存在的，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阐释，却存在不同的本位话语。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的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已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西方文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三个相关的基本问题：“摹仿、表现、形式”。
关于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再现、主体、客体、语言、想象力、趣味和天才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构成文艺美学思想的内在旋转轴心。西方文论不同时期的历史话语，都是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展开，抓住了这些基本问题，也就掌握了西方文艺美学的谈论方式，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本位话语，皆富有积极意义。通过这些本位话语的构建，可以促进文艺美学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事实上，关于这些基本问题，西方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有所侧重的。在特定时期，摹仿论及其相关观念占有思想优势，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表现论和形式论占主导趋势。对这些本位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文学艺术本性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因而，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巴赫金、巴尔特、德里达，在本位话语的建构中，总是获得新的阐释和谈论方式。因为这些问题意识，始终悬置在理论家面前，他可以通过本位话语表达的方式，去作出属于个体独创性的解释，基于此，他才显示出思想创造的可能性。历史的话语，可以借助新的形式复活，而现代的文艺观念，又可以在批判性分析中被证伪。“本位话语”，总是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阐释，因而，本位话语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学科建设之中，而且表现在多学科的交互渗透之中。
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本位话语，虽然没有西方文论那么系统，但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还是明确的，中国文论的本位话语，带有泛价值论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同时，又具有唯灵论和神秘主义倾向。从前一思路出发，中国理论家对文艺本性有着独立界定，这便是“言志”和“缘情”问题，“言志”与“载道”相关，“缘情”与“体物”相联。这种文艺本性观，虽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文艺美学本位话语中，似乎一直是外在于文学本身的。中国人在根底上倾向于从神思、神韵、韵味、风骨等方面讨论文艺问题，这种人化的生命化的批评，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一切文学艺术活动，最终都服务于生命本身，生命问题与存在智慧，才是艺术的根本问题。至于言志、载道，并不是艺术家所真正关怀的问题，更谈不上艺术与生活的美学关系，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由此可见，东西方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有其根本差异，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东西方文艺美学的真正分裂，因而，中西文论的本位话语有着根本差异。虽然我们立足于东方话语，或立足于西方话语，皆可以在民族文化和诗学中虚构出一套相似的话语价值形态来，但是，在价值理想与美学目的论上却有着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给当代文艺美学“本位话语”的重建提出了根本性难题。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呼唤本位话语，始终面临着这种思想冲突问题。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从“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美学的主导倾向，是受西方话语系统主宰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英美德法文艺美学思想，处于多元并存的格局。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系统为主导，特别是以毛泽东的“政治决定文学，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原则为价值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而且，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性，得以重新进行价值反思与方法论的重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典文论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艺美学话语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代替了中国本土文艺美学。这就是说，作为本根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话语，实质上，处于“半休克状态”；作为当前本位话语的文艺美学，严格说来，是一整套西方话语系统，这种漠视本根的本位话语情况，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呼唤本位话语的建立，直接目的就是使这种本根的本位话语系统的复活和振兴。
前面我已谈到，东西方文艺美学理论话语，是两套根本不相容的话语系统，人为设置的本位话语以及对“问题意识”的关注，只能是中国的或西方的，亦中亦西的本位话语，目前是不存在的，也是很难沟通的。因此，从中国本根的本位话语出发，可以形成对西方文论的“东方认识”；同样，从西方的本位话语立场出发，也可以构建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刘若愚的《中国诗学》，就是站在西方文化认识的立场上构建的中国诗学话语，这其中有不少创造性成分，但是，与真正的中国诗学仍有很大距离。当代，中国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就是站在西方本位话语立场上，通过本文解读与价值反思所形成的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这种“西方认识”，外在于中国人的生命观念，外在于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意识和价值原则，真正的融合存在困难，是这种“西方认识”的失败征兆。
有的学者主张全面革新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这种想法，不太符合实际，因为思维观念的形成，不仅是主观的产物，还是由历史、文化、风土、地域、集团意识、文化遗传等十分复杂的民族意识和生命意识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学习和训练西方式思维，但在大多数人的思维的深处，依然不得不坚持东方式思维原则。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历史文化造就的宿命，无法根本得到克服，因而，东西方本位话语，也就显得水火不容，势难沟通，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重大区别。自然科学是发展性的科学，越是思想学术前沿的越是最好的，过去相对现在而言总是落后的，故而，对科学历史的超越，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人文科学则不然，古老的思想不会死去，它永远可以给人以生命启示，现代性思想，如果缺乏真正的历史感，迟早会死去。事实上，多少当代性现代性思想已成为明日黄花，单一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只能形成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只有正视思维本身，而在问题意识上有新的创见和突破，才能真正形成中国文论的“本位话语”。
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必须是以中国文化为本根的本位话语。在这种本位话语观念下，重建中国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确立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美学和诗学理论系统。
既然当代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的本位观，必须是中国本根式的，那么，如何以这种本位话语来讨论中国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这里仍充满悖论。因为这种谈论方式依然是“西方认识”，而不是“东方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应有别于西方诗学。在东西方话语系统中，钱钟书的本位话语，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创新的可能性，代表了古典性向现代性转换的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钱钟书不仅对中国文学是“中国认识”，对西方文学也是“中国认识”，这是立场的根本转换，例如，钱钟书指出，“人之较量事物，复每以共言、众言为真，而独言、寡言者为妄，觉众共之可信恃，优于旁独”，在这种情况下，“造艺须一反寻常知见之道方中”，认识“迥向真知”，也“当旋转日常注意”。看来，这种本位话语观，与中国文艺美学特有的问题意识的开发和建构，绝不是轻易可以造就的。
在当前思想状况下，如果说，哲学本位话语的重建，是如何消化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冯友兰的问题，那么，文艺美学本位话语和问题意识，就是如何消化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钱穆、陈寅恪、朱光潜、闻一多、吴宓、钱钟书的问题，至少在目前，少有人不将此视之为畏途。现在所理解的本位话语和问题意识，实质上，完全受制于“西方认识”，“中国认识”则被大多数人所放弃。从这种现状来看，钱钟书诗学思想被学术界重估，应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西方认识”，在目前处于主宰地位，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是许多人在20世纪初选定的道路，直到20世纪末才有人提出怀疑。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李泽厚等的思想实践，都是这种西方认识与东方认识合流的理论实践。以“西方认识”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达成与西方文艺美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实质上，是以东方迎合西方的对话方式，是舍本求末的方式，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在今天又有了新的估价意义。
事实上，年轻一代已经不可能以中国文化为本根进行本位话语创造，进行本位问题研究，我们差不多完全习惯于以“西方认识”来整理中国文化，代替本根性的本位话语，因此，关于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已不可能回避本根性本位话语。处于这种思想的十字街头，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内心困惑和精神困惑是必然的，从内心里，我们可能抗拒西方的本位话语，从实际上，又只能接受西方的本位话语。实质上，这已预示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因为借助西方文化，并未真正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从中国文化自身开刀，寻求自身的文化拯救策略，便被上升到根本性的焦点问题上来。当代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被特别强调的理论问题，有“大众文化”问题，大众接受问题，“当代性”语言问题，无意识与自动意识问题，超验思维与怪异思维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西方认识”基础上的。我们不可能以表层的中国文化，来改造这种“西方认识”和“西方思维”，同时，又不可能把西方认识和中国生命观念真正统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