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一词频繁出现,说明它已得到学界的认可,进入了文学批评语汇之中。此后这个问题一再成为关注的焦点。当然,这里面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外延不清晰。对于晚唐的时间段划分,宋人主要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晚唐”上限应该是元和以后,包括姚合和贾岛:“予选诗以老杜为主,同时人皆盛唐之作,亦皆取之。中唐则大历以后、元和以前,亦多取之。晚唐诸人,贾岛别开一派,姚合继之,沿而下亦非无作者,亦不容不取之。”方回评许浑《春日题韦曲野老村舍》,《瀛奎律髓汇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9页。持这种意见的占多数。另一种意见认为,“晚唐”上限应该推后到大中以后,不包括姚合和贾岛:“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作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库本。这两种意见各有道理,在宋人中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只是到了元明以后,“四分法”逐渐占据了优势,以大中为晚唐上限的分法才被普遍接受。
§§§第二节 宋人的唐诗分期
“晚唐”一词的使用,反映了宋人对于唐诗分期的思考。之所以要对唐诗进行分期,无非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唐诗。对于唐诗的分期并不是简单的事,宋人在唐诗分期的问题上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留下了许多闪光的见解。
不过关于唐诗分期的工作早在唐末就已经开始,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司空图,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有如下一段话:“国初,主上好文雅,风流特甚。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趋味澄夐,若清沅之贯达。大历十数公抑又其次焉,力掠而气孱,乃市都豪估耳。刘公梦得、杨巨源亦各有胜会,阆仙、无可、刘得仁辈时得佳致,亦足涤烦。厥后所闻,逾褊浅矣。”司空图似乎将唐诗分为了五个阶段:沈、宋之前是一个阶段,沈、宋至李、杜等人为一个阶段,大历为一个阶段,刘禹锡、贾岛等人为一个阶段,此后一个阶段。司空氏的唐诗分期,今天看来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准确性亦令人咂舌,后来严羽对唐诗的分期便与之十分类似,看来严羽在此问题上是“参考”了司空氏的意见。
我们说过,欧阳修的“唐之晚年”一词的出现便表明了宋人对唐诗分期的工作已经开始,但欧阳氏的话过于简单,无从知道他对唐诗的各个阶段究竟如何划分。而我们所知最早对唐诗进行系统分期的宋人是吕南公,吕氏在写于熙宁三年(1071)的《韦苏州集序》中说:
初,余未读韩退之、杜子美集时,适读薛许昌、郑守愚诗,而尝读韩、杜者以余为笑,谓其读之卑也。方是时,余遭笑,骇且自恨,不识夫读之入于高者,奚独人能而我顽莫入者,何故?其后,余年二十三始读昌黎文,又明年亦读少陵诗矣。……异时更读孟东野、王摩诘、张文昌、李太白等,乃至泛读沈、宋以来至于晚唐诗人集本焉。吕南公《韦苏州集序》,《灌园集》卷七,四库本。
从这段话看来,作者似乎将唐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沈、宋是一个阶段;韩、杜、孟郊、王维、张籍、李白等人是一个阶段;晚唐的薛能、郑谷等人是一个阶段。吕氏的这段话可说是“三唐说”的最早版本。
沈括虽然没有留下完整的对唐诗分期的意见,但他谈到了他所理解的“晚唐”:“晚唐人士,专以小诗著名,而读者灭裂。如白乐天《题座隅诗》云‘俱化为饿殍’,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诗云……又陆龟蒙作《药名诗》诗云……”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四,第83页。,将白居易也算作“晚唐”,这是不多见的,这样唐诗就只能进行“二分”了,而这样的二分对于唐诗来讲意义并不大,故后人一般将白氏分入“中唐”或“盛唐”。
北宋后期的蔡居厚对于唐诗各个阶段的划分也颇有特点:
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唐初,余风犹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净尽矣。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宋诗话辑佚》,第379页。
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同上,第380-381页。
唐自景云以前,诗人犹习齐梁之气,不除故态,率以纤巧为工;开元后,格律一变,遂超然越度前古,当时虽李、杜独据关键,然一时流辈,亦非大和、元和间诸人可跂望。同上,第384页。
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韩退之“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贫”,借“丹”对“白”,借“爵”对“鱼”,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贾岛“卷帘黄叶落,开户子规啼”,崔峒“因寻樵子径,得到葛洪家”为例,以为假对胜的对,谓之高手,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同上,第400页。
蔡宽夫可能是在诗学领越首次使用了“唐初”这一概念的人。虽然“唐初”与“初唐”还有些不同,但毕竟是一个开端,所以意义非凡。再来看看他对唐诗的分期,蔡氏将唐诗分为了四期:第一期是“唐初”,他认为这时的诗只是齐梁诗风余响,谈不上有多少自己的东西,具体时间是从唐开国到景云、开元之前的近百年的时间;第二期是开元到元和之间的百年,蔡氏认为这是唐诗的黄金时段,“超然度越前古”,成就了唐诗那不可企及的高峰;第三期是元和到大和约二十年的时光,包括白居易等人,这时的诗歌已经是“风格顿衰”,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一期是大和以后到唐亡约八十年的时间,包括贾岛等人,这时的诗风是蔡氏批评的主要对象:“无风骚气味”蔡居厚《诗史》,《宋诗话辑佚》,第441页。、“气韵甚卑”同上,第448页。蔡氏的分法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初、盛、中、晚的轮廓,开后来“四唐说”之先河。
张耒曾谈及对于晚唐的看法,《评郊岛诗》说:“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张耒《张耒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96年,第805页。宋人多将孟郊与韩愈一起分为中唐,而将贾岛算作晚唐。作者却将孟郊亦算作“唐之晚年”的诗人,相当于是将“四分法”的中唐部分也划归晚唐了,这与沈括的看法有些类似。
前文已云北宋后期到南宋前期是江西诗派的黄金时代,人们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品评、模仿江西诗风之中,因此对唐诗的关注较少,对唐诗分期的讨论自然也暂告一个段落。当然,零星言论尚不乏,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
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苶耳。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2页。
他至少将唐诗分为了三期:大历以前是一期;大历到晚唐之间是一期;晚唐是一期。
对晚唐诗的再度关注是在南宋中后期,确切地说,是自杨万里、陆游等中兴诗人开始。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极为复杂,对唐诗分期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诗云:
天未丧斯文,老杜乃独出。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乃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
又说:唐自大中后,诗家日趣浅薄。其间杰作者,亦不复有前辈闳妙浑厚之作。久而自厌,然梏于俗,尚不能拔出。会有倚声作词者,本欲酒间易晓,颇摆落故态,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此集所载是也。故历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盖天宝以后,诗人常恨文不逮;大中以后诗衰而倚声作。陆游《跋花间集》,《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库本。
他以李杜活跃的天宝之前作为一期,这是作者所歆羡的;元白活跃的天宝以后至大中以前为一期,作者对这一期的诗人已经有所不满,“长恨不逮”;晚唐即温李活跃的大中以后又作一期,这时的作品“令人欲焚笔”,被作者所批判。因此陆游至少也是用了三分法。
二分法在南宋也得到了认同。与陆游同时的曾丰相当激进地认为“自唐大历后,二百年无诗”曾丰《用山谷新诗徒拜嘉之句为韵》,《缘督集》卷二,四库本。,这样,他便只能以大历为界,将唐诗分为两期。而朱熹也认为“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着律诗,又为一等。”朱熹《论诗》,《御撰朱子全书》卷六十五,四库本。便是以沈、宋登上诗坛为界,将唐诗分为了两期。
当然,总体来讲,赞成两分法的人并不多,那样毕竟失之于简单,南宋后期的姚镛便又提出了“四分法”:
诗盛于唐,极盛于开元、天宝间,昭、僖以后,则气索矣。姚镛《题戴石屏诗卷后》,《雪蓬稿》,汲古阁影钞南宋六十家集本。
他将开元以前作为一期;开元、天宝之间是诗的“盛”时,作为一期;天宝以后至僖宗咸通以前作为一期;咸通以后的诗因“气索”而不足观,故为一期。
严羽将唐诗分为了五期:
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第一次出现“盛唐”的提法)、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