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穆乔大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他对在半夜三更接到保密电报已习以为常，但这封电报却把他难住了。电报是10月14日晚8时30分由国务院发来的，读起来令人莫名其妙：“如被邀请，启程前往。”穆乔又翻来覆去地读了几遍，力图回想起在每天接到的来自华盛顿的大量电文中是否有提及过旅行的事。他实在想不起来有这样的事。
两小时后，又来了一封令人奇怪的电报，这是麦克阿瑟将军由东京发来的：“我奉命邀请你，如能在上午11时前抵达羽田（东京郊区的一个机场），将十分高兴您大驾光临。”
穆乔仍然迷惑不解。他打点了过夜的行装，在凌晨4时30分乘一架军邮飞机飞往羽田。飞机穿行在亚洲的夜幕中，穆乔仍在揣摩，他下一次睡觉时会在什么地方。他在羽田机场找到了麦克阿瑟的座机“盟军最高司令号”，然后与该机驾驶员斯托里上校闲聊了45分钟。“他没提供任何线索表明上哪儿去，或是干什么去。”这时麦克阿瑟上了飞机。“盟军最高司令号”于11时起飞。穆乔想，好吧，如果他们打算守口如瓶，自己也可以照此办理。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打定主意不向麦克阿瑟或其他任何人提问题。
“（起飞）大约15分钟以后，麦克阿瑟将军坐到我身边，并且明显地表示不满，因为前线和频繁的军事行动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却‘因政治原因而应召前往’。”穆乔回忆说。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麦克阿瑟将军和杜鲁门总统要在威克岛晤面。……（麦克阿瑟）……怒不可遏。”
随着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再度相敬如宾——尽管这种转变是渐渐实现的——初秋时节，杜鲁门认为亲自会见他的战地指挥官的时机已到。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会见麦克阿瑟将军的主要原因很简单，我们始终没有过任何的个人接触，而我认为他应该认识他的统帅，我也应该认识在远东战区的高级指挥官。”杜鲁门对麦克阿瑟在日本任职期间不愿意接受回美国的多次邀请而感到遗憾，仅仅是为了“回来熟悉一下国内的情况”，麦克阿瑟也应该回国。6月以来的多次事件表明，麦克阿瑟“全神贯注于东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失去了感觉。尽管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其他人在他们的亲自走访中都努力解释美国的政策，“但我感到，我们收效甚微。我想如果我能直接和他谈谈，他的观点也许能有所改变”。
这便是对总统决定飞越半个地球、与麦克阿瑟仅仅会面几个小时所做的正式解释。“我想如果平心而论，”总统顾问查尔斯·墨菲多年后承认说，“无论如何，我们这些白宫官员都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公共关系行动。”
白宫在1950年秋的确需要一次政治宣传，因为在当时正进行的国会选举中，共和党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大做文章。8月，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四位共和党成员指责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出卖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垮台直接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甚至像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这样的共和党中的温和派也对这种说法表示“基本上赞同”。有人辩解说，杜鲁门政府派兵到了地球的另一面，因而是采取了风险很大的反共立场。共和党人对此说也不能接受。与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斯科特·卢卡斯在伊利诺伊州竞选的前国会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指责说：“政府的所有虔诚行为都不会使装在木箱子里运回来的年轻人起死回生。”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肯尼思·惠里宣称说，迪安·艾奇逊对“我们在朝鲜的小伙子”握有“生杀大权”。
讨论中提出的第一个计划是把麦克阿瑟请到华盛顿来，但将军在这段时间里就得离开他的指挥岗位，所以华盛顿方面打消了这个念头。接着又提议麦克阿瑟飞往夏威夷，就像他在1944年大选前夕去那里会见罗斯福总统、讨论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战略那样。夏威夷与东京和华盛顿的距离相等，大家一致同意在夏威夷会面。但总统在与五角大楼的官员讨论之后，又向麦克阿瑟提出了另一个选择：“如果你认为朝鲜的形势使你不能脱身去从事这样的长途旅行的话”，用威克岛取而代之倒是恰如其分的。麦克阿瑟简明扼要地答道：“我将十分愉快地于15日上午在威克岛和总统会面。”杜鲁门同意了，尽管他的一些助手仍然提议去夏威夷。他们知道麦克阿瑟极要“面子”，并且怀疑杜鲁门在会面地点问题上的让步是否会给这位将军以心理上的优势。杜鲁门驳回了这种论点。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他应该前往麦克阿瑟将军统管的地区，这样做是恰如其分的。……按照常理，他有权召回麦克阿瑟将军，但是麦克阿瑟将军每天都身负指挥作战的重任。”这样，为这次晤面，杜鲁门要飞行4 700英里，麦克阿瑟要飞行1900英里。
白宫事先没有把这次会见的议程发给东京，这使麦克阿瑟迷惑不解。据考特尼·惠特尼将军说，麦克阿瑟想知道，美国是否在计划采取一项外交或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如此重要，以致总统认为他必须不辞辛劳，长途跋涉”。杜鲁门能够对麦克阿瑟的观点“了如指掌”，想要做任何进一步澄清也很容易。惠特尼坚持说（但正如麦克阿瑟在“盟军最高司令号”上与穆乔的谈话所表明，此说并不符合实际），麦克阿瑟“拒绝接受”这样的联想，即这次晤面是为了“在选民的心中，把政府与刚刚取得的（仁川）大捷进一步联系起来。……他不会赞成对总统的最为轻微的批评”。然而，麦克阿瑟却找到机会对驻东京大使馆的威廉·西博尔德说，这是一次“政治公款旅游”，而且拒绝让他随同前往，还劝他应该“避免与这次会见有牵连”。
麦克阿瑟确有理由把注意力集中在战场上。第10军正准备“入侵”元山，向三八线以北的仓促进军仍在进行，美国和韩国部队竞相推进，每天都在接近鸭绿江附近的险恶地形。由于决定对第10军和第8集团军实施分别指挥，因此对前者的控制来自东京。麦克阿瑟于胜利在望时，显然不愿意离开战场，哪怕是暂时的。
这次会见的计划细节也使麦克阿瑟十分不满。一封关于会见安排的电报强调说，对会见的任何公开报道都应由白宫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掌握，采访白宫的记者团要与总统同行。麦克阿瑟通过他的下属提出要求，也应该邀请采访他司令部的记者们一同前往。其中一些记者长期采访这位将军，他们实际上认为自己是麦克阿瑟家族的正式成员。如果有他们跟随左右，麦克阿瑟就能确保其中一些报道不会出自他认为是“敌对的”华盛顿记者团。当他的要求被“立即和无理地驳回”时，他感到“吃惊”——也十分气愤。此时此刻，他已认识到哈里·杜鲁门此行的政治目的。
杜鲁门的担忧
尽管杜鲁门当时坚持自己的策略，但他后来向艾奇逊承认说，他在准备威克岛之行时内心颇为不安。他“意识到事情有可能搞糟”，并且看到了某种说不清的“陷阱”的危险。艾奇逊请求不参加会见。“我说过，我对自己的职责有自知之明，即与世界强权打交道。尽管麦克阿瑟似乎也常常像是一个强权者，但我认为不应予以认可。”艾奇逊说。国务卿认为这次晤面策划有欠妥当，私下会谈是：
一种对国家元首们很是要命的东西。此时此刻，麦克阿瑟实际上就是一国之首——他是日本和朝鲜的天皇老子。……这简直就是谋杀，就是对一条狗也不能这样。人们不知道会见时谈了些什么。总统可以告诉你们他认为谈了些什么，另一个家伙也颇有把握地说谈了另外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无法搞清的。……
马歇尔将军也不愿参加会见。由于麦克阿瑟离开了远东战区司令部，五角大楼应留有某位决策人物，以应付军事上的紧急情况。据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说，另一个原因是“马歇尔将军对麦克阿瑟将军很不感兴趣……而麦克阿瑟也这样看待马歇尔”。
由于飞往太平洋中部涉及时差问题，杜鲁门便分几步飞往威克岛。他在他的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停下过夜，然后飞往夏威夷。按照总统的要求，海军在那里为他安排了轻松的活动。他当天晚上离开夏威夷，进行飞往威克岛的最后2 300英里的航程，这时，他的随员和新闻界人士已增至满满三飞机（记者名单上有38人）。《时代》周刊记者罗伯特·谢罗德把总统和麦克阿瑟比作“不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地前往一块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并察言观色”。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却十分生气。在起自东京的八小时飞行中，他焦虑不安地在“盟军最高司令号”的过道中踱来踱去。他认为整个出行“极为令人厌恶”，并琢磨怎样对付“杜鲁门那易于暴怒的脾气和偏见”。由于有三小时的时差，他差不多是在当地时间午夜降落在威克岛，而东京时间是9时。接待规格之高有违礼节：泛美航空公司在当地的经理出于好意，把他的带游廊的平房让给了他认为是来自东京一行人中地位最高的成员——麦克阿瑟和穆乔。使穆乔暗暗自喜的是，这种安排使惠特尼将军“勃然大怒”，他不愿意让他的偶像与另一个人共享一个洗澡间。麦克阿瑟坐在那里不停地抽他的烟斗，直至凌晨2时惠特尼来劝他上床睡觉。六年来，麦克阿瑟第一次必须与一位上司在会议桌两边面面相对。此番前景并不令人愉快。
晤面的时间和场景使这种对峙的戏剧性有增无减。“独立号”在拂晓前飞临威克岛上空，在笼罩着海面的一块巨大黑色雷云前从容不迫地盘旋了几圈。麦克阿瑟冲了淋浴，刮了胡子，用过早餐后，已在机场的简易房屋里等了总统半个小时。杜鲁门俯视着机下荒芜的海滩上堆放着的破烂的日本坦克和登陆艇，它们是1941年12月那场战斗的残迹。当时，寡不敌众的海军陆战队被击败而投降，这是美国第一次把领土丢失给了一个外国入侵者。
麦克阿瑟坐着一辆破旧的1948年造的雪佛兰轿车驶向“独立号”座机。当他走近飞机时，杜鲁门也走下扶梯。总统注意到，将军“衬衣扣子未扣好，戴着一顶显然已经用了20年的油迹斑斑的普通军帽”。（尽管是在热带气候，但杜鲁门仍然与往常一样，穿着得体，衣冠楚楚。）《华盛顿邮报》记者爱德华·福利亚德注意到，麦克阿瑟没有给总统敬礼，尽管他们握了握手。“我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杜鲁门笑了笑说。“我希望，”麦克阿瑟回答道，“下次见面不要再隔这么久。”
这时，冉冉升起的旭日把天空染得色彩缤纷，二人攀上老掉牙的雪佛兰汽车，因为车后门卡住了，他们只好从前排爬到后座。200多名机场工人——关岛人、菲律宾人和马绍尔群岛人——鼓掌欢呼。在一辆载有4名士兵的吉普车的引导下，他们驱车前往跑道尽头的一座小活动房屋，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
没有其他人参加会面。紧追不舍的记者们记录下来的仅仅是将军坐在一张藤椅上，总统坐在一张柳条椅上的场面。麦克阿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幕只字未提，他后来对惠特尼说，那次会面是一次“相对来说不很重要的谈话”。他对惠特尼说，当他对他给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的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误解表示遗憾时，杜鲁门把话岔开说：“噢，别再想那件事了。”
杜鲁门对这件事的记述也是寥寥数笔。根据杜鲁门应国务院的要求在第二年4月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记载，麦克阿瑟向总统保证说，朝鲜战争已获胜利，日本已准备签署和约，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
我们泛泛地谈论了台湾。将军提起了他向全国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宿营大会发表的声明。……将军说他对给政府造成的任何为难感到抱歉，他当时不是在搞政治。1948年政客们让他当了一次“傻瓜”（他的原话），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他向总统保证说，他毫无政治野心。
他再次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参战，我们已经赢得了战争。我们将在1951年1月调一师人去欧洲。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走出小屋时，炎炎赤日已高悬中天。吱嘎作响的雪佛兰轿车把他们拉到一座矮小的粉红色建筑前。这座珊瑚敷墙的建筑是民用航空局的办事处。徐徐微风中飘荡着一只风袋，而不是美国国旗。双方的随行人员差异甚大。簇拥着杜鲁门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无任所大使菲利普·杰塞普、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艾夫里尔·哈里曼，以及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麦克阿瑟一方的人只有穆乔、考特尼·惠特尼和他的副官劳伦斯·邦克上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