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
地址：青岛观海一路4号
上次去台北时，一到大名鼎鼎的西门町，我便问向导附近可有当年铁路的旧迹，却因年代久远，向导又不在台北长大而不得答案。我又问他可知道杨唤，他懵然摇头，我又说，据说台湾中学生课本里有他的诗，还是某册的首篇，名为《夏夜》，他立刻恍然大悟状，连声说“有印象”。
那是一首儿童诗，恬静美好，亦充满童趣，极适合放在课本中。台湾还曾出版《杨唤全集》，不过我在台湾诚品和金石堂两大书店中均未寻到，反倒是回到广东后，于广州方所寻得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的这套集子。
杨唤是一位诗人，未满20岁便以诗成名，却于24岁时辞世，只留下二十余首儿童诗。1980年，《布谷鸟》诗刊设立杨唤儿童诗奖，1988年，“杨唤儿童文学奖”成立，每年颁奖一次，那是惠及两岸儿童文学作家的奖项。
我之所以问及西门町的铁路故迹，是因为那是杨唤意外去世的地方。据载，那是1954年3月7日，有雨，他在台北路遇同事，得赠电影《安徒生传》的劳军票，而安徒生恰恰是他的偶像，若非囊中羞涩，他早已自己购票。于是，他匆匆跑向西门町电影院，穿越铁路时，竟不慎把脚夹在两条铁轨的缝隙中，而列车却随之呼啸而来……如今站在西门町的喧闹街头，入眼只有一派繁华，不见当年风貌，更不会有关于杨唤的蛛丝马迹——即使在当年悲剧发生时，也乏人关心杨唤的命运，因为他只是个卑微潦倒的青年。他的一生实在太过短暂与贫苦，1930年出生，1947年到青岛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至台湾，1954年意外去世。
如今能寻得的杨唤故迹，也许唯有他在青岛的故居。
那是我外婆家附近的青岛观海一路4号。年少时，我常在这一带厮混，在我印象中，这里永远是静谧的，想来是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因为此路环绕观海山，小路间彼此石阶相连，只有一个路口可通车，便少了喧闹。
沿石阶走上观海一路，宛若走进欧洲小镇，一栋栋德式小楼自顾自地残旧着，院子里总有茂密树丛和绚烂的花。这一带总有着一种破败的美，我少时无从察觉，可多年后，一个人站在这条街上感受这宁静，那破败便扑面袭来。路口右边的一栋平平无奇的斜顶红瓦建筑便是观海一路4号，探访那天，房顶的红瓦边沿顽强地生出一束紫色小花。
那顽强，一如杨唤本人。杨唤一生坎坷，颠沛流离。他不满周岁时，母亲便因病去世，两年后，对他极好的祖父母也相继去世，父亲再娶，可后母一直虐待杨唤。1947年，17岁的杨唤从农校毕业，同年父亲病故，他无法留在家中，只能四处流浪，先是到天津投奔亲戚，因寄人篱下而饱受白眼，然后前往青岛，在《青报》找了份校对工作。不久，副刊编辑因病休假，他临时顶班，却表现出色，结果成功转正。据友人回忆，杨唤认为在青岛那段时间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报社恰好补发薪水，他立刻买了两大竹箱的文学名著，他也结识了不少作家，并尝试自己写诗写文，第一本诗集《乌拉草》便在青岛结集。
可惜好景不长，当时中国兵荒马乱，他连工作都保不住。不久《青报》关门，他又流浪至厦门，迫于生计，进入一支国民党军队当电影放映兵，1949年春随军去了台湾。
在台湾，他找到了自己的梦想，1952年，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儿童诗。我曾认为，特别幸运的人与特别不幸的人都会有纯真童心，杨唤属于后者。
他早年在大陆时创作抒情诗，赴台后专注于儿童诗；前者是忧郁的表达，后者却欢畅温暖。少时的悲惨生活让他愤懑，却也是让他无比憧憬甜美的童年：“我笑我那萎谢的童年，我笑我那童年里的苦难，虽然我笑得很凄然。”
他写儿童诗，友人并不支持，认为以他的才气应写更“高级”的东西，杨唤则说：“儿童文艺在中国是最弱的一环，虽然目前儿童读物多如春笋，严格地说来又有几种合格的呢！较之英、美、日本，可谓少得可怜又可怜。我不敢说我的儿童诗写得怎么好，但是在这里就没有人肯花工夫去给孩子们写东西。你想，一般成了名或出了名的，或不成名的也不出名的都想用大块文章去换得奖金，有谁肯花大半天的力气，去换两包香烟钱呢……你知道，群众是最好的考验，孩子也有他们的鉴赏力。”
他的儿童诗，如今读来亦是优美动人，童真总被唤起。那些童年遭受的艰难困顿，似乎更激发了杨唤的爱与真挚，就如有研究杨唤的学者所说：“他在长期呐喊、内心孤独的生活中，却能以丰富的情感驰骋于无涯的联想领域，用纯美语言，酿成当时特有的天真儿语，实在堪称一绝。”他的儿童诗并非只是写给孩子看，也写给自己看。那些美丽幻想，那些童话情境，都是他梦中期盼，比如故乡的“月光，银色的海，蓝色的海，美丽的美人鱼，美丽的星子，红红的灯笼，红红的珊瑚”。
世间万物，都成了他诗中素材，再以拟人修辞表达，尽是童趣。当然，也有怅惘——在他不写儿童诗的时候。比如他写《乡愁》，便是我爱的腔调，尤其是那句“站在神经错乱的街头，我不知道该走向哪里”。可惜，这个世界给他的时间委实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