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沉着与华盛顿早先安排好的头条新闻不期而遇。5月3日，美国宇航局发表声明，美国宇航局和空军从事气象合作研究的一架飞机显然在土耳其凡湖地区失事。“在土耳其东部飞行期间，”声明称，“飞行员在紧急频道上报告严重缺氧。”苏联当局一眼就识破这个诡计，但是，它还带来一个副作用——这是中情局长比斯尔从未想到的。联系到“紧急频道”，克格勃更不耐烦，他们要让被俘飞行员说出他所知道的U-2飞机的通讯秘密。
尽管对抓获鲍尔斯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客人还是在赫鲁晓夫感到难堪的时刻来了。两周后，苏联领导人就要赴巴黎参加期待已久的四国峰会，这是1945年打败纳粹德国以后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的聚会。因为一月发表了单边裁军协议，为给即将召开的峰会施加更大影响，赫鲁晓夫已经在开春时节访问法国，要让戴高乐参与此事，以便让北约接受限制核导弹的计划。
在国内，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寻求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对内对外计划的力量。传统上，苏联人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类似于向苏联全国发表讲话。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在5月1日召开。几个月来，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忙于准备赫鲁晓夫关于下一阶段苏联改进生活水平的报告。现在，赫鲁晓夫准备采取冒险措施，而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福尔采娃在1958年就曾反对过。他准备把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缩短为42小时，增加政府消费品开支。同时，苏联将“废除”所得税，尽管工资税的增加将会弱化减税措施的效果。如果他能和美国就冷战的非军事化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识，那么，就能保证国内消费品的优先供应。
不知为何，最近几周支持单边裁军政策的人越来越少。3月底4月初访问法国时，克里姆林宫曾收到一封批评他一月提出的裁军方案的匿名信，写信的人显然是个军官。赫鲁晓夫本可以把这封信压下，而他却把此事当成苏联军官对裁军不满的一个危险信号。因此，他选择要在不满情绪蔓延之前就直接化解。4月3日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大声朗读了这封信。然后，严厉抨击对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官有不同意见，说明他们并不完全忠诚于党的领导。他要求要改进政治思想工作，要考虑建立一个报告制度，以监控军官的言论。
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至少有一个人支持这封匿名信，他就是伏罗希洛夫元帅。军官们批评赫鲁晓夫的裁军政策，他表示同情。“为了建设民用防空设施而缩减经费，这么做是否合适？”4月底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无视赫鲁晓夫的裁军预算这样问道。赫鲁晓夫未参加会议，但有人把这番话报告给他。
一开始，有关鲍尔斯的消息还没有刺激赫鲁晓夫，以致他要改变其巴黎峰会策略。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一种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信念，即艾森豪威尔本人热爱和平。访美归来数月后的一次新年聚会上，赫鲁晓夫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只要艾森豪威尔能连任一届总统，他能肯定，我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几乎把美国总统看成他的一个顾问。
直到1959年5月福斯特·杜勒斯病死，赫鲁晓夫还不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走自己的路。艾森豪威尔似乎已经在华盛顿占了优势，赫鲁晓夫就认为，美国总统身边的那些强硬派正在尽其所能来破坏峰会。他还怀疑，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有意下令让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以破坏艾森豪威尔和他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苏联领导人不想让美国情报局长的阴谋得逞。
赫鲁晓夫既关心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峰会上的活动，同时也很关注美国代表团的组成。4月，美国总统通知赫鲁晓夫，如果会期延长一周，他不得不访问里斯本，以兑现先前向葡萄牙首相作出的承诺。理查德·尼克松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峰会。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他把尼克松和福斯特·杜勒斯对待冷战的态度联系了起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尼克松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率领美国代表团，那么美国的兴趣也将会改变。他向法国保证，不打算在巴黎转悠，来会见美国副总统。
赫鲁晓夫要让自己相信，可以利用U-2飞机事件来给艾森豪威尔助一臂之力，以对付他周围的那些鹰派。4月28日，利用纪念阿塞拜疆加入苏联40周年的机会，他在巴库发表讲话，告诫全世界，最近美国的行为在为破坏峰会作准备。美国飞行员鲍尔斯被捕，让他有了更有力的证据，以此来证明美国政府的那些精神失常行为。赫鲁晓夫计划披露更多U-2飞机的消息，以便为难那些强硬的好战分子，不让他们来逼迫艾森豪威尔总统，乃至破坏峰会。
卢比扬卡监狱开始审讯鲍尔斯之际，赫鲁晓夫就决定，要让即将访问的法国首先知道，他对华盛顿有些担心。5月3日，赫鲁晓夫会见了法国驻苏大使莫立斯·德让，就在这一天，美国宣布从事气象研究的飞机失踪。他向大使发出警告，“有理由怀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愿意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披露自己的理由，但借此次谈话，概括了自己的忧虑，即美国有些人无意于实现局势缓和。在4月30日的一封信中，戴高乐建议，巴黎峰会期间或许应该举行一些闭门会议。因为不想授西方鹰派人物把柄来破坏峰会，在与法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同意举行这些秘密会谈。他认为，秘密会谈不能让国际舆论听到那些反对缓和的声音。他认为，如果那样，峰会“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
赫鲁晓夫也向法国方面提到，他将在5月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和党的领导集体交换国际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我的报告将会证实，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缓和局势，而想重新回到冷战时代。”他补充道，“现在，还不能透露我谈到的这些证据。”
两天后，就像告诉法国大使的那样，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披露了一些证据。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发言概括了国内改革方案。他向大会报告，5月1日，一架负有“侵略挑衅使命，旨在破坏峰会”的美国飞机，因侵犯苏联领空而被击落。赫鲁晓夫认为，这个行为仅仅表明，围绕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正在积聚力量。他也表示了信心：尽管美国总统面临如何控制其政府的艰巨任务，但他仍然想让即将召开的峰会取得成功。苏联领导人把美国中情局新任局长赫脱、助理国务卿C.道格拉斯·狄龙和尼克松副总统单独挑了出来，称他们是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还谈道，尼克松将代替艾森豪威尔出席巴黎峰会，那就像“把白菜交给山羊来关照”一样。他谈到，裁军和“包括西柏林问题在内的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都是“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指出，尽管对巴黎峰会要达成的计划并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仍会出席峰会。
赫鲁晓夫是从一个强权人物的立场来讲这番话的。此前一天，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免了一批领导人，这是赫鲁晓夫借此来扩大其影响力的手段。勃列日涅夫代替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个只出席各类仪式的虚职，但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却利用它来夺权。到7月，伏罗希洛夫将会退出最高苏维埃。赫鲁晓夫也从最高苏维埃清除了以前拥护自己的两个人——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和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指责前者近年来在开垦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农业生产上犯了错误。而后者则在数周前就被新任命为苏联驻捷克大使，但是，他不再能保留其在最高苏维埃的职位。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自己三个新盟友增加为主席团正式委员，他们是阿列克谢·柯西金、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和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讲话中，赫鲁晓夫从未提及鲍尔斯。事实上，他一点也没有透露过被击落飞机飞行员的命运。从此时起，赫鲁晓夫宁愿让华盛顿陷入它们自己编织的谎言中。
一个最不可能的情报来源首先向华盛顿透露，鲍尔斯或许还活着。作为苏联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雅可布·马立克深受克里姆林宫的信任，不可能会向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透露任何消息。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不久，在埃塞俄比亚使馆的招待会上，或许喝多了，也或许年龄大了，当一个瑞典大使问及飞行员命运时，马立克答道：“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正在被审讯。”然而还没有人怀疑，美国飞行员还活着。马立克马上意识到犯了错误，试图解释自己的失礼。那天稍后时候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这件意外时，他解释道，不担心瑞典大使会把这件事告诉美国人，“毕竟他是中立的”。
出席招待会的美国大使汤普森正好在场，他听到了这次谈话，不再需要瑞典人的报告了。莫斯科时间晚上7点，他向美国政府发出第一封电文，称鲍尔斯还活着。汤普森还不是十拿九稳——他不能肯定马立克说的是真话。电文称，鲍尔斯“可能”还活着。
电文发出前的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掩盖此事。他谈到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飞机被击落一事，然而，还没有人料到飞行员会活下来或任何与飞机有关的东西会被保存下来。
艾森豪威尔的直觉是继续利用美国宇航局研究气象的说法来掩饰，不用再找其他借口。中情局长赫脱和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顾问则要求他授权再发布声明：尽管赫鲁晓夫进行恐吓，美国将会继续坚持其最初的（虚假）说法。“我接受了同事们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美国继续沿着欺骗国际社会的黑道往前走。国务院官员声称，总统已经授权，就这架飞机为何侵犯苏联领空进行“调查”。国务院同时也声明，赫鲁晓夫提到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美国宇航局从事研究的飞机，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完全有可能。它会导致飞行员失去知觉。在自动驾驶仪的操纵下，飞机继续飞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并意外侵犯了苏联领空”。
当天下午收到汤普森的电报后，美国政府仍然难以相信鲍尔斯还活着。然而，国务院还是灵活地准备了一份询问鲍尔斯消息的外交照会，定于次日送给苏联人。
对华盛顿的这场戏，鲍尔斯一无所知。莫斯科对他的审讯仍在进行，每天11个小时，一天也不停歇。5月6日，谢列平再次参与审讯，要给鲍尔斯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5日美国的声明称，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无意中坚定了克格勃的信念，即U-2飞行员一定与其基地保持着联系。谢列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鲍尔斯还是拒绝回答。“保持沉默对你并不利。”克格勃头子说道。
鲍尔斯首次被问及U-2飞机无线电功能时，他声称自己的母亲身体不好。他相信，母亲如果知道儿子还活着，她就能被挽救过来。这次谢列平决定直接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如实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允许你给你母亲写信。”鲍尔斯拒绝放弃他这张牌，他认为这是最后一张王牌，“我给我母亲写一封信，如果她收到回信，我将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正式“询问”鲍尔斯的情况，还有内部人雅可布·马立克的泄密，这两件事促使赫鲁晓夫最后向外界披露：鲍尔斯还活着，已被监禁。5月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把发生在五一节那天的事，细致入微地告诉了与会人员和全世界。面对一阵阵“羞耻、羞耻”的喊声，赫鲁晓夫展示了一些照片，据说是来自鲍尔斯的胶卷。又伴随着“强盗、强盗”的阵阵呼声，他出示了浸过毒液、供U-2飞机飞行员自杀使用的那根针。赫鲁晓夫还展示了鲍尔斯随身携带的外币和黄金，那是逃跑时用来行贿的。对中情局小心翼翼的做法，他嘲笑道：“这些东西在大气层还有用吗？或许飞行员还想飞得更高，要飞到火星去，准备勾引火星女郎吗？”
鲍尔斯还活着的消息让华盛顿不知所措。艾森豪威尔既吃惊又愤怒。赫鲁晓夫的讲话提及U-2飞机的许多细节，特别是那些高度机密的细节，如飞机实际是从巴基斯坦的一个秘密机场而不是土耳其起飞的。艾森豪威尔估计，“飞机一打下来，鲍尔斯就全招了。”
面对赫鲁晓夫披露的消息，美国驻苏大使主张承认这是一次间谍行为，但是却声称，并非总统本人亲自授权。
华盛顿最初采纳了汤普森大使的建议。在最近一次对赫鲁晓夫的回应中，美国政府正式承认，U-2飞机负有搜集情报的使命，但是，此次行动并未被授权，“总统下令询问的结果是，就当局所关切的事而言，已经证实，并未授权进行任何像赫鲁晓夫所描述的那种飞行任务。”就像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期望的那样，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声明，仿佛艾森豪威尔总统自己并未授权对苏联搜集情报，这样，就给人们一种印象，这是中情局的单独行为，联邦政府的某些坏人也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