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整个列宁格勒都在炫耀着自己的新色彩。这一年，鲜红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宣传标语旗帜开始有了一些不同平常的竞争对手。一些建筑物被漆成绿色或黄色，而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沿线的一排排树木也在发芽。苏联第二大城市正在改头换面，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二战期间，其英雄事迹为他赢得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位客人就是6月中旬即将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现任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一个美国人会在这个春天来到乌拉尔山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当地时间5月1日上午11点，村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空中腾起一股橘黄色的烟雾，一顶白色降落伞下似乎吊着一个人。五一节休假在家的P.E.阿萨宾被爆炸声吓了一跳，跑上街头，看到村子上方升起一股烟尘，然后又落了下来。他和邻居在谈论这次奇怪的爆炸声，却看到许多村民都向村外跑去。然后，在不到90英尺远的地方，看到乘着降落伞的男子向他落下来。“我马上向那边跑，刚刚落地，就抓住了他。”
在当地一家集体农场工作的V．N．格林斯基也看到了这个乘着降落伞的神秘客人。听到响声时，他正在地里施肥。“然后，我突然看见空中有什么东西，”格林斯基后来告诉克格勃官员，“看到高空中有一个球形的东西……它离我越来越近，原来那是个降落伞。”
那天还有一些官方目击者。斯维尔德洛夫一处民用机场有两位负责机要通信的克格勃官员。那天上午，V．P．潘科夫上尉和阿纳尼耶夫中尉也目睹了这一场景。想到这是敌人在空降，他们给当地集体农场主席打电话，要求抓住这个陌生人。不一会儿，两位克格勃官员就骑着摩托车来到附近村庄。
与此同时，村民也拥了过来。起先，他们都以为那是一个苏联人。“你没事吧？”他们问道，还试图帮助他解下降落伞、装有无线电的头盔和飞行服。但这个飞行员或者航天员听不懂他们的话，显然他不是俄国人。人们的好奇一下子就变成了怀疑和恐惧。一个村民看见了插着一把手枪的皮套，降落伞的背带上似乎还有一把芬兰猎刀。一个人还看见，另一个红白颜色的降落伞正从高空落下。村民们用手语问飞行员：“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外国人伸出一个指头。人们松了一口气。村民们决定在官员们到来之前就采取行动。陌生人被推入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是一辆两缸的“莫斯科人”，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主席司机的家里。司机可以用农场的汽车把他送到农场总部去见主席。
陌生人被送来时，潘科夫和阿纳尼耶夫已经到达农场总部。一个护士对陌生人做了检查。他的右腿有些擦伤，除了脉搏有些高，他看上去很正常。克格勃官员接手这件事。他们两人没有审讯过空降的外国人，但是，就像克格勃处理每件事情都有程序一样，处理这件事也有程序。村民们带来了他的头盔和服装。头盔上安装着一套无线电装置，这个人一定是飞行员。其服装令人奇怪。衣服内里缝着一小块布，上面有面美国国旗，还有包括俄文在内的各种文字说明：“我是美国人，不会讲你们的话。我需要食物、住处和帮助。我不会伤害你，对你们的人民绝无恶意。如果帮助我，你将会得到回报。”两人填写好这个飞行员的情况，就要把他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是最近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克格勃中心，还有英语翻译。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终于见到了一个至少会讲蹩脚英语的人。当被问及姓名时，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仿佛是一个战俘。村民们脱下来的衣服上有好几个口袋，从其中的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一根针，克格勃翻译对此很好奇：“这根针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一根普通的针，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自杀工具。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但是，从五一被叫醒的那一刻起，脑子里就一直惦记着U-2间谍飞机非法进入苏联领空的事。这天通常是家人陪着第一书记到红场参加传统的游行，今年的例行活动被清晨5点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搅黄了。国防部长报告赫鲁晓夫，不到半小时前，发现一架外国飞机从阿富汗北方进入苏联领空。4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马利诺夫斯基被严厉指责：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什么不打下来？这次，马利诺夫斯基决心不让这架美国间谍飞机再次逃走。他下令停止苏联大部分地区的飞行活动，以便追踪这架飞机。
赫鲁晓夫不想告诉家人这件事，只说要先去克里姆林宫，随后他们再坐车回来。他闷闷不乐，只是埋头吃早饭，一言不发。儿子谢尔盖知道，不能问有什么事。“在我们国家辽阔的土地上，可能会发生许多我们在家里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又不能总是掩饰这个秘密。和谢尔盖走向汽车时说道：“他们又飞来了。”“多少架？”谢尔盖问道。“和以前一样——一架。飞得很高。这次是在边界发现的，还是老地方。”
从最初的报告里，赫鲁晓夫得知，U-2飞机已经接近丘拉塔姆，苏联有5个洲际导弹发射场，其中的3个都在这里。出门时儿子问，苏联防空部队是否会抓住这个入侵者，他并不像平时那样乐观。让他愤怒的是美国间谍飞机如何轻易就发现了苏联国防的弱点。“苏联军方将领声称，将会打下它，除非失手。”赫鲁晓夫答道。“你很清楚，那里我们只有一些T-3高空截击机。在那个高度，导弹的作用有限。一切都取决于机会。”
赫鲁晓夫的高级轿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仿佛军方要验证其悲观主义的情绪。因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没有那么多的T-3截击机可以紧急起飞，而且鲍尔斯向北行经的地方，防空导弹基地甚至无人值班。但鲍尔斯将要经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却有两个导弹营装备了苏联最新型的萨姆75地对空导弹。
苏军指挥部给第一个导弹营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两枚导弹准备就绪，其中一枚发射成功，恰巧在U-2飞机后部爆炸，导致飞机解体。第二个萨姆导弹营也发射一枚导弹，结果击中一架在低空追击U-2飞机的米格-19战斗机，飞行员牺牲。鲍尔斯和当地人看见的那顶红白色降落伞就是这个受重伤的飞行员。
听到美国飞行员被活捉的消息时，赫鲁晓夫正站在列宁墓上层的观礼台上看着欢庆五一节的人流。苏联空防司令带着一股自豪，急匆匆来到观礼台。谢尔盖·比留佐夫元帅仍然穿着作战服，而没有穿那套五一节应穿的礼服。这种失礼行为引起观礼台后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家属的轻微骚动，而观礼台上的高官们则在紧张地捕捉着比留佐夫不同寻常的表情。
听到美国入侵者未能逃脱的消息，赫鲁晓夫异常兴奋，立即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把飞行员带到莫斯科。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和曾代表苏联参加过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检察长鲁登科将亲自指导审讯。鲍尔斯将被关押在令人恐惧的卢比扬卡接受审讯。这里是克格勃的总部，正好位于红场北边。
“比尔·贝利没有回家。”这是U-2飞机失踪的暗语，负责这次飞行的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很怕听到这句话。比斯尔相信，至少不用担心苏联人会从这次不幸中获取更多情报。U-2飞机的外表非常脆弱，飞得很高，如果飞机掉下去，那么飞机机体和飞行员都会被毁灭。就像对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飞行员存活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然而，失去鲍尔斯是一种耻辱。在中情局的四年中，他飞越苏联领空的次数最多。
还有一套应对失败的方案。四年前，比斯尔就虚构了这个故事，以备U-2飞机在敌人的国土上丢失时发布。美国宇航局将会发表声明，称一架从事气象研究的U-2高空飞机失去联系。比斯尔虚构这个故事时，曾遭到与艾森豪威尔最亲近的两位科学顾问的反对，他们是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在他们看来，美国最好立即承认：非常遗憾，这种高水平的间谍行为是冷战所需要的。然而白宫接受了比斯尔的方案，到1960年，这已经成为标准的操作程序。
计划并未说明，如果飞行员活了下来，到底要怎么做。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因为在训练中，U-2飞机的飞行员确实有活下来的。1956年1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试验场，因飞行高度太高，一名U-2飞机驾驶员得病，其飞机飞行速度失常，机体在高空解体。飞行员设法打开座舱盖，在28000英尺的高空被吸出座舱，乘降落伞安全着陆。还有其他几个飞行员因机械故障而成功逃生，但是，他们都不是被击落的。
5月1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接到电话，得知飞机失踪。他只是被告知，U-2飞机没有按时回来。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害怕听到此类消息，感觉要完全承担起U-2飞机的责任。他分别同意了每个人的方案，从未发现如此轻松地就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考虑到这类飞行是很大的挑衅，所以，艾森豪威尔曾经两次中止此类飞行。在期待已久的峰会召开前夕，又面临着峰会的失败。很难设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合时宜啊。
即使飞机可能被击落，艾森豪威尔也有理由希望，苏联人不会知道这次飞行的任务。有人向他保证，U-2飞机非常脆弱，实际上它是滑翔机而不是飞机。因此，飞行员和飞机上的那些敏感设备都会被撞毁。“这种设想很残酷，”艾森豪威尔后来承认，“但是，他们向我保证，那些年轻飞行员执行任务时都会睁大眼睛，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富有勇气，而且还要给他们物质奖励。”
5月1日下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一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他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张长条桌。屋里有12个人，但只有两人与审讯有关。现场刻板而又令人生畏，但是，鲍尔斯至少会心存感激，因为审讯者没有使用任何酷刑，包括那些不会让人致死却让人愤怒的手段，如用强光照射被审讯者的眼睛。克格勃第一次审讯报告的结论是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笔者是首先获准接触这些苏联官方审讯报告的学者。实际上，鲍尔斯并未供出重要内容，对中情局禁止被俘飞行员泄漏的内容更是只字未提。训练时的指示是，一旦被俘，“除有关飞机的一些特定问题外，完全可以告诉他们有关这次任务的真相”。严格遵守指示的鲍尔斯承认，他不是军人，只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但他却向审讯者隐瞒了U-2飞机的巡航高度、他驾机飞入苏联领空的次数，还有中情局内部上司的姓名。这根针也是他要交代的一件事。现在他承认，这不是一根普通的针，“它有剧毒，扎一下人会马上死。”鲍尔斯补充道，这是特别为他“防备暴行或酷刑而准备的，但是，除了用于自己，他从未打算要针对别人”。这是真话，飞行员执行任务时确实有不带自杀装备的权利，他们也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它，都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鲍尔斯之所以决定在针的问题上打破沉默，因为虽然没有因意外而死在克格勃手里，但处境确实很糟。
两天后，即5月3日，艰难的审讯开始了。克格勃主席谢列平问鲍尔斯，如何在高空保持无线电联络。这个问题让鲍尔斯烦恼不已。他很清楚，U-2飞机装备无线电，但是，何时使用无线电，对飞行员有严格要求。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准备进入敌国领空时，他们会被要求扳动一下无线电开关，发出一个信号，以示一切顺利。然后，就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降落到一个友好的基地。5月1日，鲍尔斯就执行了这个程序。即使后来听到附近的爆炸声时，他仍然让无线电保持静默。
鲍尔斯担心，如果老老实实回答，又会引出其他问题，那会使苏联人猜到，美国政府并不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认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认为华盛顿知道他仍然活着，那么，苏联人不可能杀他。被俘以来，鲍尔斯第一次放弃合作。“我不认为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我不感兴趣。”
审讯者推了他一下：“但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有好处。”鲍尔斯仍然拒绝回答，然后，他想到要利用审讯者对无线电感兴趣这个有利条件，或许能以此来迫使苏联人公开宣布他还活着。因此，可以保证不会被无限期关押或处死而不为国际社会知悉。“我母亲病得很重，”鲍尔斯答道，“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政府或许会在新闻里报道说，我仍然活着，那将会非常令人愉快。”
鲍尔斯的举动起了作用。谢列平和鲁登科现在都已经相信美国飞行员确实隐藏了一些重要情报。起初，鲍尔斯的U-2飞机沿着之字形线路飞行，避开一个萨姆导弹阵地。苏联人怀疑，飞行中中情局一直可以向他发出警告，要小心这个导弹阵地。谢列平和鲁登科要迫使鲍尔斯说出更多的细节：“你何时回答这个问题？”
鲍尔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决定拖延下去，不再讨论这些交易。“我不知道……”他答道，“不回答似乎比回答对我更有利。”
克格勃主席和检察长对他的顽固都感到束手无策。“我们要求你回答问题。”他们说道。如果达不成交易，或许还要恐吓他。“如果不回答，那么，你不但不会感到有趣，而且还会受到伤害。”鲍尔斯不会放弃。“我宁可不回答。”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