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伟人的死，于我，都有着一段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2007年7月5日
你从哪里来？——从《生命科学史》中找寻自己
贺兰山岩画约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记录人类童年时期的艺术珍品。岩画向后人展示着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认知。
（2007年7月摄于贺兰山岩画景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这并非美国女学者洛伊斯·N·玛格纳在《生命科学史》中提出的问题，而是我在一年半前，开始啃读这本如砖巨着时，想从中找到答案的自命题。
多少年了，上帝一直千方百计想让世代人相信：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真正的始祖。可我要问：亚当、夏娃的父母又是谁？上帝想说是自己吗？那么谁能证明上帝的这个有名的智慧呢？
人类远祖时代，猿人们只会对猎物发出含混不清的怪叫声。混沌初开的原始人，正忙着钻木取火、制造石器或打造各种赖以生存的工具，这样尖端的问题，自然不是他们所能够想到或找到答案的。但他们会创造神话，所以，华夏的女娲或会吹气的耶和华，便会用鞭子抽泥巴变人，或取下自己的肋骨变人，这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混沌时期各自民族的神只。
大概直到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关于生命的起源，才有了科学的味道。这首先要归功于米利都的泰勒斯及其他哲学家们。那时的古希腊，庸人们忙着追名逐利，哲学家则在孤独地寻找着真理。他们比科学家们更早地注意到了人自身的起源问题。但科学家并没闲着。阿那克西曼德的学说就认为，人起源于一种已经适应了陆地生活，并已经脱去了鱼皮的类似鱼一样的动物。又据说，为了了解人类自己是怎么回事，一个叫阿尔克梅翁的人，以真正的科学精神第一个从事起解剖学的研究，而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总是把判了死刑的囚犯交给解剖学家。
那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古老、最野蛮、亦最残忍的解剖了。从玛格纳书中的介绍可以想象：紧张至极的医生，活像个屠夫，扭过死囚来，举一把极为粗笨的解剖刀，在他们惨痛的嚎叫声中，极其艰难地进行活体解剖。那绝对称得上是剜心剖肚。即使将时空迅速切换到近10个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也同样是这么干的。他每年要进行30例左右的活体解剖，所以，他才能画出那么逼真而又充满生气的人体解剖图。16世纪时的维萨里，真正开创了现代解剖学的新纪元。19世纪时的法国人比夏，则一年至少要解剖600具尸体。
后来的认识手段虽然有了革命性的进步，即第一批粗笨的显微镜问世——尽管它的放大率还不到十倍——为科学家们寻求生命的起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但对生命起源的前赴后继的探讨，仍旧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进程。直到17世纪，某些科学家们还在郑重其事地、反复地作着这样的论证：古今所有的人类，都是以“微型小人”的形状，蹲挤在夏娃巨大的卵巢里、等待着被生出来见人世的。
17世纪的哈特索克是位科学家，但却天真地做过这样的计算题：上帝创世时，第一代的兔子要具备多大的体积，才足以容纳开天辟地以后、所有等待降生的兔子？他甚至画过一幅有名的“微型小人草图”，来证明夏娃是人类的老祖母。这听起来太过荒唐，但确实是包括近代这样的伟大时代，一些科学家对动植物胚胎学潜心研究的结论与郑重其事的解释。那时的科学，总像宗教的小奴仆，不停地在为上帝造人的学说前后忙活着。
生物学早被定义为是关于研究生命物体的科学。早在23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有了关于遗传学的基本概念。但因历史的局限性，使亚氏这样的伟人，也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他赞许“自然发生论”，反对米利都派哲学家们的进化理论，这对生物学的发展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的思想一直统治着生物学。所以，直到19世纪，科学家们还站在遗传学的门前，耐心而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着“芝麻开门、芝麻开门”的魔语，祈望科学的大门尽早开启。
玛格纳在书中极其认真地告诉我们，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在生命起源的重大课题上，“自然发生论”占据了长达两千多年的霸主地位。从最受人类敬仰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到万有引力的发明家牛顿，都在执掌“物种突变”这个科学神话的不容置疑的解释权。
这两千多年里，对“你从哪里来”的问题，自然发生论与进化论、预成论与渐成论、卵源论与精源论等等学说不分轩轾，科学家之间唇枪舌战争论不休，新研究新发现亦从未间断。生命科学在各种论说中、争辩中和发现中，曲折地却从未停步地前进着——直到19世纪，细胞学说的创立，才真正解决了生命科学史上的这个关键问题。执牛耳者，是傲慢暴躁、反复无常的施莱登和胆怯、内向、一贯虔诚的施旺及其后继者们。新型显微镜亦功不可没。
为生命起源的研究付出艰辛努力并且不朽的科学家们层出不穷。本书共14章，736页，作为专题章节论述的人物就达130多位，加上提到姓名的就更多。玛格纳的《生命科学史》让今人乃至后人永远记住：在生命科学发展的史册中，这些科学家及其学说成果，将永远令世人颂扬。
洛伊斯·N·玛格纳，在美国普渡大学长期从事医学史、科学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本书首译并在国内发行是在1985年，当时大有“洛阳纸贵”之势，被誉为“国内第一部有分量的生物学史译书。”
2004年3月29日《现代生活报》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从朱学勤《启蒙三题》读开去
那个三百多年前的老伏尔泰，死前留下了这句名言。
18世纪末的塞纳河畔，为伏尔泰补行国葬的那天，骨灰盒里就盛放着他的心脏，这句名言，镌刻在骨灰盒上。而他，死去已有30年了。
这世上，有几人敢说出、能说出如此至狂独尊的名言？
老伏尔泰有理由这样自命不凡。
作为文学家，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戏剧、史诗、书信、论文和历181谋D史着作。他在笑声中流泪，在流泪中，写下了15部悲剧。如我们所知道的《中国孤儿》，即是经他写出、移植成法语演唱的。但那个大名鼎鼎的房龙对他的文学成就却不以为然，认为在同时代，比他强的诗人多得是，他不足以占据重要席位。当然，这并不影响房龙对他褒奖有加，将他说成是一切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的英勇不屈的敌人，说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朱学勤说：“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老伏尔泰的精神何处可见？
房龙在《人的解放》一书中，用整整一个篇幅，叙述伏尔泰传奇的命运以及他的不屈精神。即使是写伏尔泰这样伟大的人物，房龙一开始只把他称之为脸色苍白、体弱多病的小公证员之子，说他被爱开玩笑的命运推进了鲨鱼和蝌蚪的旋涡。在展开后的篇幅里，一个斗士形象的伏尔泰却显现在我们面前：法庭靠宗教力量置人于死地，伏尔泰则靠理性精神，不惜用10年、20年的时间，为一切宗教迫害者鸣冤叫屈打官司，向政教合一的强大势力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而朱学勤在他的书斋写下《教士和帝国一致的制度——启蒙三题》时，则向我们介绍了笑着的伏尔泰，说连马克思都听到了伏尔泰的一阵开怀大笑。
极端的时代，往往辈出不屈不挠的优秀思想家。伏尔泰是法国哲学家、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卓越代表。他那非凡的智慧、反对封建贵族的辛辣言论，使他一会儿成为宫廷的宠儿，一会儿又被教会当作心腹之患。
因此，他今天被这个国王赶出巴黎，明天又被那个国王恭敬地请回法国。他进过两次巴士底狱，几次被迫流放他国，直到客死凡尔内。
命运如此糟糕之人，面对“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却常常在捧腹大笑中，敢于单枪匹马地迎战整个狂热的宗教社会，在笑声中，对宗教迫害发出惊世骇俗的人权言论、自由之声。即使在他垂暮之年，亦如此。
伏尔泰一年里只有一天不笑——即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纪念日。他为了200年前惨死于宗教屠杀的2000多亡灵（历史学家则认为是7万人）而每每陷于身心病患的熬煎之中。
“这里是我的心脏，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如果我们了解了几百年前伏尔泰生活的那个时代，政教两把利剑高悬于一切人的头顶，随时会以各种理由刺下来，宗教裁判所种种野蛮得令人发指的判决酷刑，让无辜的“罪人”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才会深刻地认识到，伏尔泰倡导法治，宣扬财产、言论、出版自由和信仰自由等思想的历史意义。今天，这样的思想和精神已经融进了文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今天的社会，到处是他的精神，因此而变得更加追求光明。
2002年8月25日“宽容”是一个奢侈品——读《房龙文集·人的解放》
房龙在《人的解放》一书中想要告诉世人：关于宽容我们发现了什么？
这部着作如果由政治家来写，一定充满了故作高深的哲理似的大篇幅黑块字，或装腔作势说教的老掉牙理论。看那些诘屈聱牙、艰深晦涩的语句，不如去听一个农妇满口掉土渣的朴实道理或许更直白形象些。
但在房龙的笔下，“宽容”的主题像一眼汩汩流出的泉，让我们在关于人类成长进步的故事中，一点一滴地，感到了一股理性美的清泉在向我们的心田流淌、渗透。字里行间，思想的火花随处可见，而真理是唯一的，那就是——宽容。
《序言》拉开了“宽容”的序幕。房龙开宗明义先讲一个从黑暗中爬出的男人的故事。这个流浪者给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全知长老们带来了山那边的消息。但先驱者的下场正是因为他思想的叛逆（他怀疑祖先的智慧）而被乱石砸死——尽管后人承认了他，为他立了石碑。
这个故事结束时，房龙不无忧虑地叹道：这样的事情从前发生过，现在也还有。但愿以后不再发生。
然而，历史这个巨人也是会走弯路的。
果然，在《无知之祸》中，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一世、这个不喜欢“书本知识”的塞尔维亚农民，一声令下，便使雅典学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关闭埃及神庙、将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赶尽杀绝、使世界上一种古老文字的破译难题难到让后人各个挠头——这个农民皇帝留给万世一个巨大的遗憾……
这是房龙在长至三十章的篇幅里，给我们讲一个又一个故事的同时，在让我们猜测什么是“宽容”的真正含义吗？两千多年来，理性的光芒透过专制的浓云密雾时隐时现，无知的力量一直在试图摧毁人类文明，直到18世纪时，卢梭沉思世界厄运的伤感式的眼泪，才开始让人类扪心自问：“宽容”——究竟是什么？
房龙从《大英百科全书》中撷取道：“宽容（源自拉丁语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与此定义恰恰相反，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发展史。在长达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进程中，走出野蛮、摆脱野蛮的首要做法，却恰恰是历经野蛮——从“野蛮人”被白人的无情劫掠、基督教开始征服世界、十字军攻打异端教派、中世纪无所不在的精神的牢笼与肉体的控制，到近代社会对科学与理性思想的巨大恐惧与残酷迫害——教会和教廷的一切罪恶、一切臭名昭着的行径是用“不宽容”三个字能概括得了、能准确定性的吗？公元4世纪，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主宰时，立即开始清理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每一个角落，以毁灭那些与自己的宗教统治相对抗的势力。这种“超级国家”的统治达五百年之久。
这期间，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人被莫名其妙地处死，而不知道自己所犯的“罪行”。在公元5世纪的前半叶，克里索斯托大主教曾得意地宣布：“过去那些作家的着作，和哲学家一起，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独尊和宗教专制牢牢地控制了世界，宽容精神被彻底打翻在地。新暴政取代了旧的统治的标志，是一把象征王权的椅子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经书，守卫它们的，是一柄利剑。王权需要经书开路，经书借助王权，成为先知用来发号施令的唯一渠道，为它们充当宪兵的，则是那把利剑！政教合一的铁幕，使那个时代治下的民众，给既定的文字加一字或减一字，都可能招致杀身大祸。
直到20世纪的前150多年，可怜的民众还会因莫须有的“渎神罪”，而被施以“用烧红的烙铁撕下‘罪犯’的舌头”“灌水使其身体很快膨胀到自然尺寸的两倍”、再用火慢慢烤死或被碾死等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我们今天熟知而需仰视的近代思想的先驱、理性的启蒙家如卢梭、伏尔泰、狄德罗、汤姆·佩恩等等，都曾遭受过宗教专制的迫害，或被冠之以“肮脏的无神论者”的骂名。
今天的文明，是砸碎了昨天的镣铐换来的。掩书合卷，房龙使我们明白了一点：人类每向真理靠近一步，都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尽管如此，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真理的追随者众多。
而关于“宽容”，房龙则认为是一种奢侈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因为，我们还与穴居部落是同时代的人，是手拿香烟、坐着福特车的新石器时代的人，是乘电梯回家的山顶洞人。人类能真正把握宽容，也许还需要一万年，甚至更长。房龙还说，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