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羊城，今年23岁，老家就在广州市，毕业于广州的一所普通大学，现在广州某报社广告部工作。2002年3月，我进入大学4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到某报社毕业实习，因为我学的是新闻专业，报社工作是我的本专业，包括采访、选稿、划版、校对、传媒、广告等。不久，我认识了也是来这家报社实习的另一所大学念中文的女孩信儿。她也是大四生，老家在贵州省的长顺县农村，比我小1岁，在文艺副刊实习采访、编辑、创作。实习期间，我被她优美的文笔、朴实的作风、泼辣的性格迷住了，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我一直没有当面向她表白，不知道她是否知道，也不知道她是否爱我。
7月，我们都大学毕业了，我留在该报社广告部。该报社副刊部也愿意接收信儿，但她执意回贵阳市，应聘到某中学担任语文老师。我当初疑惑不解，后来听她的大学同学告诉我，她有个中学时很要好的男友从贵阳某大学毕业后留在该市工作，她是去与她相会了。这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知道自己此生是不能离开她的，我要去争取。在我数次亲自乘列车去贵阳之后，2002年12月，她跟我回到了广州，我们终于是在一起了。
从今年3月到5月在报社实习的两个月当中，我与信儿有过多次一起出去做采访报道的机会，就这样互相产生了了解。信儿并不是那种外表非常出众、逗人喜爱的女孩类型，但她聪明、有才气，而且气质绝对超尘脱俗，个性也很有型。所以，一开始她的容貌没有灿烂得刺痛我的眼睛，而是慢慢地以她丰富、独特的魅力征服了我，我不可救药地把她当成了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我与信儿在一起时相处很愉快，工作上配合也颇融洽。我们共同报道了几场大型的音乐会和文艺演出、几条社会新闻，并采访了几个着名青年歌星、影视界当红演员、大学教授，发稿时都是一起署名，每次我都让她的名字在我前面。她也老实不客气，可谓当仁不让，的确她所写的文字占发表后的一半以上的篇幅，而且文章的主要面貌是由她确定的。甚至到后来，我在一个人写作时，不管什么体裁，行文风格也很受她的影响。不过，每次的新闻线索，当初都是我提供的呀！否则她去哪要新闻？她只有老是呆在副刊部，咬文嚼字、冥思苦想地写她的散文、随笔了。她每次署名都用“信儿”为笔名，而我就用“羊城”。大家也就彼此这么叫唤对方。
信儿除了才气过人外，最打动我的还是她那快言快语、不避锋芒的气势，果断泼辣，很有巾帼豪气。这种正直大胆、爱憎分明的性格，很适合干记者工作。比如说，她跟一般的所谓“娱记”不同，在采访几个歌星、演员时，实事求是，客观评价，非常冷静，而不是一味的用溢美之词，甚至肉麻地吹捧。而在采访老教授们时，她却不吝称赞，感情洋溢。在报道一次水灾时，她不是仅仅记录一些间接的数据，而是亲自去现场调查。在采写某次交通纠纷时，她近前向肇事者提问，差点被人家揍伤。此外，她还写了几篇有关社会问题的小杂感，针砭时弊，有理有据，淋漓尽致。
我由佩服信儿到逐渐爱上了她。我觉得，我们在一块干新闻事业，是很合适的，是非常完美的搭档。我去抓新闻线索，两人一起去采访、找材料，一起撰文，而她最后负责定稿。并且我们的性情也很相配，由她出面打头炮，冲锋陷阵；而我通力协助，为她保驾护航。可是，我应该是属于比较内向的那类人，总没能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她。而她那么聪明的人，竟然也看不出来。再说，我原以为她必定要留在广州，而且是留在该报社的，所以打我们6月份实习结束，各自回自己学校完成学位论文与其他的毕业事项后，我就一直没去她的学校找她，向她倾诉。我想，等我们分配到该报社后，再慢慢“从长计议”。可是，当我7月初去该报社报到时，我才知道，她没有答应留下来，而是回贵州老家了。我急了，风风火火地跑到了她的学校，傻眼了。我是第一次来这里，一个人我也不认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好不容易找到了曾经与她同一个寝室、如今在她们学校历史系念研究生的文芳，方明白了事情真相。
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马上找到信儿，向她表白。尽管文芳告诉我，她跟那个中学同学的感情非常深，两人在初中、高中一起有6年时间，大学时又鸿雁传书，彼此思念，山盟海誓，互诉衷肠。所以，她在大学期间，班上、学校里有不少男生追她，都全不动心，专一守侯。“说不定他们早已经生活在一起了。”说完后，文芳深深地睇了我一眼，似乎非常同情我，但又觉得我难以理解。可我不顾那么多了，只要他们还没确定关系，还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就还有希望。我要告诉她，我才是最爱她的；而且，我有充分的、确凿的证据说明，我是最适合她的，她跟我一起工作、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文芳虽然对我的行为很不以为然，但还是把她目前在贵阳的单位、地址告诉了我。
我立即去买火车票，顶着盛夏的烈日，行程3000华里，来到了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那时，信儿所在的中学还没开学，她已经回长顺农村老家避暑去了。我不好向校方作过多的打听，好在文芳把她的家庭地址也给了我，于是我又马上转乘长途汽车，赶到她家。当我出现在她面前，她惊讶极了。我顾足勇气，结结巴巴地向她表达了我的心意。
信儿更加吃惊，她没想到我会有这种想法，这怪我始终没有跟她摊牌，甚至连暗示都没有。她的脸红了，她说，你应该知道，我已经与他约定好了，我们有多年的、很深厚的感情。他刚从我家回贵阳，他在省电视台工作，他们单位开始上班了。我父母对他也很好。我说，那就让我与他来一次公平竞争吧，看看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我会有理由证明，我比他做得更好。她瞪大了眼睛。
信儿与她家人还是招待得我不错的。趁离正式工作还有2个星期，我在她家帮她干了几天农活。尽管天气炎热，下田下地劳动很辛苦，我还是顶住了。她父母原本担心我是从大城市来的，会吃不消，这时都竖起了大拇指。她的弟弟则偷偷告诉我，他的未来“姐夫”就是怕吃苦，才“缩”回贵阳了（他家在长顺县城）。
在信儿家住了几天，欣赏够了这儿的奇山异水，也学会了做一些基本的农事，我就要赶回广州上班了。信儿父母要她到贵阳市送我搭火车回去。在路上，信儿犹豫了许久，终于说，你是个好男孩，你的所作所为令我感动；可是，有些事情，我只能对不起你。我说，你不要这么绝对，给我一次机会吧。信儿轻轻摇了摇头，我的心就直往下坠。回到广州，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但我决不轻易放弃。
9月，信儿到贵阳上班了。从9月到12月，我又抽空去了贵阳4次，加上回的1次，我在广州与贵阳之间来回达5次，一共3万华里。从7月的烈日酷暑，到10月的秋高气爽，到12月的寒风冷雨；从7月的满怀希望而去，到以后几次的越来越失望（但我还是一腔爱心对她，否则便没有大团圆结局了），到12月的双双高兴返穗（广州市的简称）。除了亲自去，还有平时大量的电话、书信，包括小诗、自制精美礼卡。这就是我近半年的轨迹。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由于我去贵阳的次数太多，后来差点惊动了她的单位领导，以为我想挖走他们的人才。再说，明知信儿已有男友还这样死乞白赖，我是不是神经有毛病了。经她拼命为我解释，他们才没对我怎么样。另外，我经常去贵阳，在自己报社不断请假，我们领导也对我有意见了，甚至想炒我的“鱿鱼”。有些同事干脆嘲笑我，你成了我们报社在贵阳的办事处代理人了。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只好对领导说，我一定帮你把曾经差点进我们报社的那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要回来。我简直要立“军令状”。这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背水一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前面我几次去见信儿，尽管我始终没碰到她的“那位”（后来我才明白，聪明的她想尽了办法，让我们没法见面），但我看过他的照片、他写给她的一些文字，知道她跟他很般配。他是贵州大学的高材生，否则会那么容易进省电视台？而且，我见她挺开心的，满脸的幸福状，知道他对她很好，也放心了。因为我后来又改变了思想，爱一个人，并不等于占有她（他），而是为她（他）奉献，希望她（他）幸福。她（他）只要过得好，跟自己跟其他人是一样的。这种爱才是伟大的。
可我还是不死心。思想上我是理顺了，但感情上一时还无法超脱，内心隐隐作痛。我深爱信儿，而她正在与别人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我是凡夫俗子，我接受不了。不过，当我看到她的春风满面时，又马上笑脸相迎了。电话里的问候与交流，也是很友好的。这大概便是爱情的力量吧。
直到2002年12月下旬我来到贵阳，先没有跟信儿联系，就去了她的单人宿舍。我轻轻推开门，见她正一个人坐在窗前小声抽泣，满脸是毫不掩饰的伤感与委屈。我很惊讶，更是气愤。以前每次我都见她很快活，脸盘如银月，灿烂开朗。今天，是谁得罪我的女神了？我可要对他不客气。女神是可以亵渎的吗？
信儿乍看见我，起初是一阵惊喜，继而有一股惶惑与羞愧掠过她的双眸，这没有逃脱我的眼睛。我把背包望地上一扔，冲动地问道：“是谁胆大包天，惹你生气了？是他？是你们单位？还是……”
信儿摇摇头。我还想追问，这时她却突然冲过来抱住我，似乎是从心底喊出了几声已经压抑了许久的短句：“羊城，你带我走吧，你带我走吧，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了。”她这架势可把我吓着了。她竟然抱住了我！这让我与其说是兴奋，不如说是害怕。我们还没有真正拉过手呢！只有几次她送我走时，我们象征性的轻轻碰了碰手指，算是握手告别。另外，她那涕泗横流、双眼惊慌的狼狈样子，与无法遮掩、可能也不想遮掩的凄楚无助，使我非常惊愕。因为这与昔日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情、斩钉截铁的气势、笑语喧喧的个性，以及她来贵阳后快乐、幸福的外表，简直判若两人。那么谁更真实？还有，她说的这些话，令我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突然拱手捧上的喜讯，让我还不敢过早高兴，仿佛它是个什么大陷阱似的，在引诱我上当。
我把信儿扶到床沿坐下，听她慢慢道来。原来，她才到贵阳没多久，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她那快乐、幸福的外表，都是她装出来的，是准备用来吓走我的。幸亏她没有吓走我，否则也许她就更惨了。她是在考验我，拿自己作代价。
信儿来贵阳，先是与那个“他”慢慢有了隔阂。他们在性格上有许多差异，经常发生冲突。而且，“他”的心胸很狭小，当知道她跟我有往来后，非常生气，就屡屡以此为导火线，跟她吵得不可开交，惹她伤心。另外，她在单位也不是很适意。她那出类拔萃的才学，使她被部分领导、同事们所嫉妒，“木秀于林，风必吹之”，天下哪儿都一样。而她又不避锋芒，好挑刺，对学校的一些不良现象难免不指责，得罪了个别干部、职工。有些“消息灵通人士”还打听到我在跟她交往，四处造谣，说她“脚踩两只船”，“吃着碗里，望着锅里”。这便让她日子不大好过了。
而聪明的信儿，一直瞒着我。说实话，她开始总是想委曲求全，希望长期、安稳地呆在这个学校，并与“他”好好生活下去。他们毕竟有10年交情了——尽管这个数字的“水份”非常大。她还不太相信我，不想给我知道事件的真面目。她只望我识趣，退出角逐，还她自由空间，但又不好强迫我走。后来，这种欺骗实际上成了考验，在这种考验中她却一步步接纳了我。如今她已下决心离开“他”，也不想在自己单位当“调和派”，就将真实的一面向我敞开。
我们热烈地拥抱着，亲密地吻着。信儿“梨花一枝春带雨”，楚楚可怜。我想，女人就是感性动物，多愁善感。别看她平时很坚强的样子，也有脆弱的另一面呢！以后我要对她更好点才行。
几天后，信儿给单位打了辞职报告（还交了1万元的“违约金”），把档案要了出来，跟我回到广州，应聘到了我们报社的记者部。我们仍然像从前那样一块出去调查、报道，配合很精彩，很快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重头的新闻稿件。而我的父母（他们是着名的小说家与翻译，我一直没告诉信儿）正为我俩筹划婚事，好让我俩早日生活到一起来。
含情的眼睛未必是为着谁/潮湿的桃花乃有胭脂的颜色/水珠斜打在玻璃车窗上/南方的雨天是爱人的
——林庚
当生产线成为“导电（恋）体”
肖飞/文
“听人说，爱情是很复杂、曲折、恼人的。可是，我俩的爱情却非常简单、顺利、浪漫。而且，我俩的‘导电（恋）体’，竟就是那冷冰冰、无感情、无感觉的工业产品生产线。”刚接受笔者的采访时，快人快语的韦仔就讲道。而他那小鸟依人般偎依在他身畔的新婚夫人晓英，也在轻轻地点头，面带羞赧，以证明新郎此言不虚。晓英姑娘大大的眼睛、妩媚的外型、温顺的举止，的确很漂亮。这小子艳福不浅。
然后韦仔开始回忆，其中部分内容是由晓英补充的。晓英的记忆力比韦仔好——至少在这方面。韦仔其实不叫韦仔，他是姓韦，大名韦国栋。国栋者，国家栋梁之才也！晓英亦只是名，她姓蒙。
韦仔1977年出生，今年27岁。晓英1981年出生，今年23岁，比夫君少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