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古称番禺，别名五羊城，简称羊城，每一个名字都寓意着对未来的期盼、对幸福的追求和对和平的向往。史书上更有“珠犀如山，花鸟如海，饮食歌舞之盛，过于秦淮”的记载。可见广州曾经是中国最为繁华的商埠之一。近代以来，广州又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与陆皓东、杨衢云等人策划于1895年（乙未年）发动广州起义，并着手联络广东各地会党、绿林、防营和游勇，于广州陆续设立“农学会”等秘密机构数十处，筹措经费，购运枪支弹药。预定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举事，分道攻城，夺取广州为根据地。又草拟反清檄文和对外宣言，制定青天白日旗，发布“除暴安民”口号。起义前夕，因香港杨衢云约期未至，步调参差，又被叛徒告密，清政府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参加起义的群众70多人被捕，陆皓东等英勇牺牲，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起义未发动而告失败。这次起义是以后革命党人一系列武装起义的起点。
从20世纪初年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断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12月，同盟会推动和领导了规模巨大的萍浏澧起义。1907年、1908年，同盟会又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光复会也在1908年11月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这些起义因准备不足，单纯冒险，结果都归于失败。
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3000人起义，又遭失败。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中国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集同盟会精英，再次在广州起义，和清朝政府决一死战。1911年1月，黄兴、赵声、胡汉民在香港成立起义领导机关──“统筹部”，并在当时的香港屯门青山农场策划起义，又派人到广州附近各地，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以备响应；同时在广州设立38处秘密机关，刺探敌情，转运军火，为起义作准备。4月8日，统筹部召集会议，会议议定起义时间为4月13日（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计划10路大军攻打广州：第一路由赵声率领江苏军攻打水师行台；第二路由黄兴带领南洋、福建同志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驻所）；第三路由陈炯明领东江健儿堵截满界；第四路由朱执信领顺德队伍守截旗界；第五路由徐维扬领北江队伍进攻督练公所；第六路由黄侠毅领东莞队员打巡警道；第七路由莫纪彭领军策应徐维扬、黄侠毅两队；第八路由姚雨平率领陆军响应；第九路由洪承点派队分途攻守；第十路由刘古善领队分途攻守。因同盟会会员南洋华侨温生才4月8日当天单独行动，枪杀广州将军孚琦，以及吴镜运炸药被捕，原定起义被迫改期。1911年4月23日，起义组织者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越华街小东营5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赵声任总指挥（留守香港），黄兴任副总指挥。将原定10路进军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
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800名敢死队员分4路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小北门、巡警教练所和守南大门。黄兴率队攻入总督衙门，决心生擒两广总督张鸣岐。不料张越墙逃遁。由于清朝部队人数众多，起义队伍得不到接应，各路队伍虽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彻夜相攻，但都先后失败。黄兴侥幸脱险。由于实际起义以黄兴率部为主，黄兴为实际起义领导人。赵声、胡汉民29日率200先锋队员出发，30日凌晨抵达广州城外，但是大势已去，遂返回。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城东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姓名达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文中高度评价了黄花岗之役：“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广州再次成为革命的策源地。
1925年5月，上海发生工潮，工人领袖顾正红被杀。学生示威声援，被租界的英籍巡捕开枪射杀，13人死亡，数十人重伤，史称“五卅惨案”。“五卅惨案”引起全中国反抗外国在华势力的运动，各地直接参加声援运动的人数约有1200万人。其中日本和英国更为矛头所指。香港的工会由共产党人邓中夏（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及苏兆征（香港海员工会联合总会委员）等人以中国国民党员身份组织，以全国总工会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关于声援上海人民斗争的指示，决定指派邓中夏、黄平、杨殷、杨匏安、苏兆征组成党团，到香港组织罢工。经过短短几天的发动，工人们纷纷表示赞成举行罢工，声援上海反帝爱国运动，并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作为香港组织罢工的公开指挥机关。香港各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严正的要求条件：（1）拥护并坚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17项条件，包括省港大罢工撤退外国驻华的武装等；（2）港英当局要保证华人享有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港英对以上要求不予答复。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罢工工人不顾英帝国主义者的阻挠和威胁，回到广东各地。3天内即有2万人离开岗位，返回广东各地。21日，广州沙面洋务工人开始罢工，市内其他洋务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各学校学生亦同时罢课。在广州，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亦于6月21日起响应，拒向英商及领事馆提供服务。23日，罢工工人和各界群众10万余人在广州东校场集会，追悼上海死难同胞，抗议帝国主义暴行。会场分为三部分：工农界会场由谭平山主持；学商界会场由伍朝枢、邹鲁主持；军界会场由汪精卫主持。并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胡汉民宣读国民党决议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廖仲恺演说，广州特别市代表孙哲生演说，商界协会代表甘乃光演说。赴会者包括省港澳各团体，省内国立，市公立、私立等大小男女学校、商界各团体、农民团体及黄埔学生军、粤军、湘军、警卫军等，人数多达数十万。会后广东各界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途经沙基路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法军警的机关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轻伤不计其数，史称“沙基惨案”。“沙基惨案”发生后，广州革命政府立即照会英法等国提出抗议，并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同时封锁出海口。
同时，广州革命政府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工人部长廖仲恺的主持下，决定援助香港工人回广州生活。香港和沙面工人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下设武装、纠察、审判等办事机构，处理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广州革命政府对这次罢工采取支持态度，每月资助罢工委员会经费1万元。共产党员徐成章、陈赓等分别担任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纠察队总教练、教练等职务。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了2000多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封锁香港，禁止粮食输出香港及经香港之货物入口。至7月8日，已有十三四万人离港，前往广州、佛山等地。香港市面一度恐慌，至7月中旬后才稍为平复。但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1925年香港出入口货总值只有1924年的一半，大量商户倒闭，政府收入大减，向伦敦借款300万英镑以渡过难关。港英政府对事件最初持强硬态度，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受俄国共产党资助，要求伦敦派遣海军封锁华南各港口；并且试图煽动反对广州政府的地方军事力量进攻广州。1925年年底，对峙开始出现缓和迹象。原本主张强硬的港督司徒拔离任，新任港督金文泰11月到任后，表现出较为友善态度，派出辅政司到广州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
至1926年初，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微妙变化。廖仲恺先于1925年8月底被暗杀。而省港罢工委员会于1926年3月初因中山舰事件而被蒋介石缴械。4月初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北伐，注意力有所转移，大罢工逐渐松懈。至6月，国民政府派宋子文、陈公博及陈友仁与英国政府谈判罢工问题，港督复函指“罢工实际已成过去”。至9月18日，国民政府宣布将于10月10日解除对香港封锁。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解散，省港大罢工正式宣告结束。
省港大罢工是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政治大罢工。在全国人民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大力支援下，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这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属罕见。省港大罢工在经济上、政治上给英帝国主义者以沉重打击。组织严密、战斗性很强的10多万罢工工人集中在广州，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维护社会秩序，为准备北伐战争作出了突出贡献。省港大罢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