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耿玉崑带着治保主任乌四郎倌儿和会计王守业已经在江边等候多时了，待小船靠岸后，他们帮着把郑学礼的行李搬到牛车上。
现如今的乌四郎倌儿，早就不再是那个趿拉着露脚趾头的破布鞋四处抓吃抓喝的二流子了，不仅穿上了崭新的解放鞋，这还不算，看到下来检查工作的干部穿着气派的中山装，他也穿且不分季节，蓝色的，口袋上还插着一只钢笔和两只圆珠笔，不管能不能写出字来，要的就是这个相儿。乌四郎倌儿虽说是“革命后代”，却没人不恨他，只有白凤鸣他这个姑伯兄弟能跟他尿到一个壶里……
世事荒唐。1924年驼龙大开杀戒，仅东荒地就有几十条性命在她手里丧生，若不是乌白两家拼死抵抗，东荒地死的人会更多，而乌四郎倌儿他爹乌常荣那时已经上山当了土匪，只不过不在驼龙的绺子里。
乌常荣被乌子玉逐出家门，跑到“雷公”徐相九绺子充当了一名贤助。绺子上的贤助又叫翻垛师爷，相当于正规军队里的参谋长，又像是古代的军师谋士，这类人原本不受跨马提枪之苦，只负责为绺子出谋划策。江湖上把这些人视为仁义的化身、才能的象征，是江湖上共同尊重的人物，而乌常荣却顶了个贤助的名声，倚仗着跟徐相九和二当家的李百恒磕头拜过把子，在绺子里横踢马槽不说，还背着徐相九，跟李百恒两个干了不少坏事。故此，人送绰号白脸曹操，是出了名的笑面阎王。
1932年夏，抗日斗争出现第一个高潮，东北军余部纷纷改编成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各种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抗日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乱世豪杰起四方，许多关东绿林也纷纷举起了抗日大旗。红枪会、黄枪会、大刀会、抗日山林队等民间抗日武装纷纷建立，出现了“司令如毛，义师如潮”的壮观景象。丁超联合李杜、冯占海等东北军高级将领组建了吉林自卫军，在李杜将军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的感召下，徐相九带领全部人马加入到抗日的洪流……
蜂拥而起的抗日武装连打带敲频繁出击，有时候大打出手，有时候则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弄得日伪宪警特鸡飞狗跳。“太君”被惹毛了，为了清除这些“满洲之癌”，出动了全满洲的日伪军和伪警察，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东南部地区肃整工作”，对抗日武装进行讨伐。然而，所谓的“肃整”工作持续了半年多却未见成效，见来硬的不行，日本人遂改用了暗杀、策反、拉拢、腐蚀、瓦解等软招数，对抗日将领采用明码标价重金高官进行收买。
日本人这一套对徐相九根本不奏效，派去游说的汉奸不仅没有说服他归顺满洲国，反而都丢掉了性命。更可气的是，雷公使出土匪“催票儿”的手段，在每个人头底下都压着一封信，信中例数着这些汉奸和他准备除掉的汉奸所犯下的罪行，然后装进土篮子，派人趁天黑挂在这些人家的大门上。还有一次，徐相九干脆亲自出马，把前去劝降的周铁嘴的脑袋扔进了桦甸县日本宪兵队的院子里，还捎带着干掉了几个铁杆儿的亲日分子。一时间，徐相九部声名鹊起，汉奸伪属家里哭声不断。
徐相九软硬不吃死缠烂打，激怒了日本关东军。一日，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徐家集，不仅杀了这个“八格牙路”的全家，还对方圆百里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把凡是与雷公有瓜葛的人家全部杀光，他那年迈的父母连同妻儿被活活烧死了。
这年秋天，日军投入三个师团，对抗日武装进行围剿，李杜率领部队向北转移，准备赴宝清与丁超会合，岂料丁超已投降了日寇，李杜只好改变计划，撤入苏联境内，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
多年的悍匪生涯，养成了李百恒凶残暴躁、好吃懒做的性格。他认为，不能白托生一回人，要享福，要有酒、有肉、有钱、有女人。义勇军军纪森严，明确规定“不杀不抢不威胁百姓，不准强奸妇女，不准翻箱倒柜，不准强要饮食，违者枪毙”，这些规定结束了他的好日子。在留还是撤（到境外）的问题上，军官层出现了严重分歧，李百恒趁机煽动部队闹分裂，想趁机干掉李杜，用李杜的人头向日本人邀功请赏，而那些不明真相的军官则想拉出去另立山头儿，还有一部分人要散伙回家，不想跟李杜干了。
这股分裂主义思潮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日益激化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军人哗变。在平息哗变过程中，徐相九忍痛处决了李百恒和主张逃跑的骨干分子，尽管哗变平息，可军心却涣散了。
徐相九像一条走投无路的孤狼，望着火堆旁情绪低落的弟兄们，万分痛苦。他找到李杜，提出要投奔抗联继续打鬼子。
李杜明白，这支由土匪改编过来的队伍成分复杂，而今战局失利，他们一时看不到胜利的曙光，不愿跟他走也是情理之中的，他最担心的是，怕这些人一旦经不住诱惑，势必会成为日寇的帮凶，如果加入抗联也不失为一条出路。
李杜和徐相九彻夜交谈，直到窗户纸发白谈话才告结束。当天下午，李杜与邢占清、杨耀钧等人先后率残部二千余人由虎林渡江进入海参葳，徐相九带领部队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团，在宋铁岩将军麾下继续与日寇作战。1937年农历正月初一，抗联密营突遭日伪部队偷袭，宋铁岩将军阵亡，徐相九部惨败。
经过长途跋涉，徐相九与魏拯民领导的东南满游击队汇合了。徐相九部被改编为八区抗日游击独立大队，徐相九被任命为大队长，魏拯民重新派来了政治教导员，又补充了几名分队的指导员，带来一批武器弹药、烟土、布匹和医药器械。八区抗日游击独立大队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休整了三个月，完善了党支部和革命军人委员会，秣马厉兵，休整后的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雷公绺子过去打仗就像赶集凑热闹，呼啸而起，一哄而散，不讲究什么战略战术，打败了跑得快算本事，腿脚慢活该倒霉。乌常荣虽说参与了哗变，徐相九念及袍泽故旧又不是主谋而没有深究他。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遵循持久战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靠的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样，乌常荣原来偷鸡摸狗打家劫舍时，用“搬竿子”、“推八门”预测吉凶胜败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曾经倍受推崇的军师能人如今成了人嫌狗臭的废物，再加上他不能冲不能打又好吃懒做，便失去了往日的地位，特别是他还时常散布不满和消极言论，日子久了，人们都对他很有意见。
在吉东地区和长白山地区，有许多朝鲜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朝鲜共产党一度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被共产国际解散，许多朝鲜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魏拯民派来的教导员，就是朝鲜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祖国光复会成员，是个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朝鲜同志。他知道徐大队长江湖气很重，不想为了乌常荣这个无足轻重、怪头怪脑的家伙影响团结抗日的大局，在对待乌常荣的问题上，采取了一定的策略，让他负责管理马夫伙房之类的后勤工作。1941年3月6日，徐相九去四道沟向魏拯民汇报工作，途中与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遭遇，为了不暴露抗联密营，徐相九带领警卫员突围后朝相反方向转移，终因寡不敌众，徐相九和警卫员不幸殉难，抱病中的魏拯民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第三天便病逝了。
随着抗战战争的不断深入，抗日民主政府建立起敌后根据地，成立了村公所、互救会等救亡机构，乌常荣被派到吉林城，以山货庄老板身份做掩护负责地下交通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乌常荣也没有回到部队，但他毕竟还算是抗战有功人员，自然成了功臣，可好景不长，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
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针对敌特猖狂的破坏活动，特别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焚烧工厂、抢劫物资、暗杀干部和组织地下武装公然举行叛乱活动进行了镇压。政务院于1950年7月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提出了要重点对土匪、特务、恶霸、反动组织骨干和会道门头子等恶势力予以打击。各级党政机关发动群众揭发、检举、追查和斗争，搞出了枪，搞出了电台，揪出了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分子，又查出了一大批人的历史问题。
看到昔日的“革命同志”成了反革命被押赴刑场，乌常荣想起了自己利用交通站做掩护贩卖粮食、贩卖烧酒、贩卖烟土，特别是向敌伪特务机关出卖党的区委书记，导致区委书记和护送过封锁线的交通员被杀害的罪行。乌常荣清楚，比起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来，他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是不折不扣的“镇反”对象，隐藏是隐藏不了的，历史终究无法篡改。他每天都在做噩梦，担心哪天冲进一伙军管人员，把他从被窝儿里拖出去，或者在会上给他戴上冰冷的手铐，然后审判，然后枪毙。
白脸曹操用酒精麻痹着自己，以求摆脱梦魇的纠缠。无可奈何花落去。乌常荣试着搬了一卦，结果令他更加沮丧：卦辞上说，他此番命犯“空亡”，诸事不祥属凶兆。但他仍不甘心，又翻出了被他奉为天书的《邵子皇极数正传》，用皇极数的条法定论推算吉凶祸福，末了，结果还是一样——主凶。
乌常荣绝望地端详着《皇极数》，呼吸困难，张大了嘴喘气仍觉着憋得慌，就像一条跳到岸上的鱼，他觉着自己快要死了。
乌常荣的精神已经到达了崩溃的边缘，恍惚听到了排山倒海般的呼声。他看见了数不清如同黄豆粒般的小人儿，打着小旗儿，举着标语，从四面八方向他狂奔而来，愤怒地呼喊着，这群激愤的小人儿很快跑光了，最后剩下一个摔倒在地上，仰面朝天，四肢抽搐……他把脸凑上去，发现正是被他出卖的那个交通员。
交通员大哭：“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汉奸，是你出卖了我们！”不知怎么搞的，交通员被自己流出的眼泪腐蚀了，先是眼睛，接下来是脸，于是整个面孔变得狰狞可怖，最后，整个人化成了一滩水……乌常荣感到粘乎乎的液体陷住了脚，低头一看，一汪无边无涯的鲜血，像败坏的沼泽一样散发出腥臭的气味儿，他想跑出这片血的沼泽，可一抬头却看见一个蓝幽幽的枪口。那是他佩带的手枪的枪口，那只枪口一直对着他，对着他的太阳穴。有个声音大声地告诉他：“你的死期到了！”不绝于耳的喊杀声使他猛地惊醒过来，可那喊杀声余音未绝：“你的死期到了！你的死期到了……”黑洞洞的枪口凝然悬于黑暗中。他鬼使神差地抓起手枪顶在了太阳穴上。就在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他闻到了一股擦枪油的味道，又倏然清醒了。
乌常荣把手枪放回抽屉，忽然想起来他还有个儿子。被父亲逐出家门时，儿子尚在襁褓之中。二十八年啦，那个叫四郎的孩子，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
乌常荣把军用茶缸里剩下的最后一口酒喝了，一动不动地趴在了桌子上满脸是泪……当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最后的结论是：为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乌常荣同志积劳成疾，英年早逝——那年是1952年。
“镇反”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乌常荣死后转过年的春天，东荒地忽然来了几个骑洋车挎手枪的干部，见到四郎倌儿像见到失散多年的亲人。乌四郎倌儿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革命的后代，由此迎来了一道五彩斑斓的曙光。
当上治保主任的四郎倌儿神气活现，显示身份的还有他佩戴的一支驳壳枪，这是他父亲的遗物也是他特有的标志性符号。走起路来，紫檀色的枪套拍打着屁股，反射着牛皮闪闪的阳光，散发着强大的革命的时髦的气味。人走时运马走膘，兔子落运遭鹰叼，他的时运如同山洪迸发，不仅手下那帮混吃混喝的亲信视他如同玉皇大帝，手下的民兵队更是狐假虎威，只要他一声号令，绑人打人都不在话下。故此，老百姓背地里都骂他是六亲不认的“张三儿”。
张三儿是句骂人话，是关东对狼的别称。传说，有个叫张三的穷光蛋，不知道从哪整到一块破手帕，饿急眼了只要用它蒙上脑袋，不管看见什么都是一块肥肉。没用多久，张三不仅把全村的鸡鸭鹅狗吃了个精光，就连父母和亲妹妹也都被他当作了盘中之物，而别人看到的则是一条饿红了眼的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