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加深了全党对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认识。在此之后，秋收起义进入了具体筹划和准备阶段。在策划和组织起义的过程中，湖南省委曾多次开会讨论，向中央作书面报告，并派人赴武汉向中央汇报情况。中央则多次开会讨论湖南等地的秋收暴动计划，给省委作出书面的或口头的指示。经过毛泽东、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反复筹划安排，制订了秋收起义的详细计划。
（一）“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秋收起义的初步计划
在“八七”会议之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就已经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起义。
1927年7月底8月初，一直奉命在武汉指导湖南省委工作的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研究湖南军事形势，筹划湖南秋收暴动，他拟定并向中央递交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个大纲经中央常委讨论通过后，成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初行动方案。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颁发《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对4省的秋收起义作出了规划。在暴动的依靠力量方面，指出这次暴动的战略是要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力量聚集在农会周围；在政权方面，提出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还应于可能的范围内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贫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50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50亩以下之地主实行减租，其租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的佃农应对革命政权（农会）交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由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分配问题；在暴动的区域方面，大纲对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省的暴动都作出了规定，特别是对于湖南，明确提出要准备建立湘南政府，现在就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成员有夏曦、郭亮、毛泽东、任卓宣等。
8月初，由周恩来、叶挺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已经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为中国革命昭示了黎明的曙光。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南省委的信，强调秋收暴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动土地革命，指示湖南省委在城市和乡村广泛宣传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采取措施扰乱湖南政府的金融，鼓动兵士闹饷要求发现洋，破坏湖南的水陆交通，特别是要尽力破坏粤汉、株萍铁路，捣毁城乡税收机关，炸毁军事机关，以牵制国民党镇压南昌起义的军事力量。还要求湖南省委尽快制订出秋收起义的详细计划上报中央。
之所以确定在湘、鄂、粤、赣4省发动秋收起义，是因为这几个省有比较好的革命基础。毛泽东在谈到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时曾经指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1926和1927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这些组织和斗争，为秋收起义和以南昌起义为开端的土地革命战争以及红色政权的产生，“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湘赣边界正是湘鄂粤赣4省中工农兵士群众大大地起来过、工农的组织和斗争有过广阔发展的许多地方之一。大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在湘鄂赣粤等地区得到迅速发展。
安源和水口山两个矿山的工人运动，在大革命前就有很好的基础，广东尤其是东江的农民运动，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曾经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以湖南为例，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村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革命大风暴，许多地区的地主政权、地主武装被打得落花流水。到1927年1月，湖南的农民协会会员已经达到200万人。毛泽东对农民问题十分重视，1926年9月，他发表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论述了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的关系，指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1927年初，他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烈赞颂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1927年，上述4个省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虽然也遭到了反革命势力的严重摧残，但是还是具有比其他各省较为深厚的革命群众基础，许多人手里还保存有武器，易于组织暴动。
选择在秋收时节开展暴动，是因为这个时候历来是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广大贫苦农民，一年到头流血流汗辛勤劳作，换来的稻黄菽香，还没有能够吃上顿饱饭，等上门来的却是像恶狼一样的地主的管家、衙门的差役们，他们催租、逼捐、讨账，对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剥削。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年的劳动果实流进地主老爷的粮仓，对地主恶霸等封建旧势力有着深深的仇恨，在这个时候号召农民起来向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发动进攻，最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二）毛泽东赴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8月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对湖南工作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湖南省委仍执行毛泽东8月初提出的、经原中央常委批准的《湘南工作计划》。这一计划，仍由原定组织的湘南特别委员会负责执行，毛泽东、任卓宣、郭亮仍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仍以毛泽东为书记。会议对于湖南全省秋收暴动的布置、秋收暴动的目的和意义、暴动的纲领和计划、暴动的指挥机关以及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等等，都有一个大略的讨论。会议并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由毛泽东赴湖南主持改组省委，无论从职务来说，还是从他在湖南党内的声望来说，都极为恰当；而由他到湖南执行中央新政策，领导秋收暴动．则既符合他本人长久以来的愿望，又适合当时湖南的实际需要和湖南省委的迫切要求，并且后来的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他才能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
会后，毛泽东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彭公达（1903—1928），字振尧，号镇远。湖南韶山人。1919年从湘潭县西路高等小学毕业后，曾一度回乡当小学教员。1920年，考入湘潭县立中学附设的师范科，曾积极参加反对旧学制的斗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冬季被中共湖南省委派回湘潭从事建党活动，任中共湘潭城区支部委员。不久，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任国民党湘潭县党部常务委员。1925年，联络当地进步教师，发起成立“湖南平民教育会湘潭分会”，并创办平民夜校，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思想。
1926年春，经毛泽东介绍，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和中共农民运动讲习所支部书记。同年6月中旬返回湖南，任中共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积极进行迎接北伐军的准备工作。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先后组织宣传队、慰劳队、运输队、敢死队配合北伐军作战。同时，还深入乡村，大力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使湘潭成为当时湖南全省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县份之一。1927年春，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农民部长、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同年4月底，赴武昌出席中共五大。同年5月20日，即“马日事变”的前一天，按照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与林蔚等5人组成秘密临时省委，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发生后，立即奔赴湘潭，出席由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根据会议精神，亲自到湘潭各区乡发动组织工农义勇军万余人，准备配合长沙附近各县10万农军围攻长沙。后根据中央“停止进攻”的命令，中止行动计划。同年6月24日，毛泽东在重新组建中共湖南省委时，继续担任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同年8月，代表湖南省委出席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的“八七”会议。会上，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8月中旬，与毛泽东一道返回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湖南秋收起义。9月，协助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鉴于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作出停止执行在长沙城内举行起义的计划，因而遭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指责。同年10月底至11月初，接连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撤销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省委委员职务，降为中共湘西特委书记。虽受不公正处分，但仍服从组织安排，积极为党工作。很快恢复了常德、桃源、慈利等10多个县的党组织，并建立了工农武装。1928年7月，前往安源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幸被捕。不久，被押送到长沙监禁。同年8月27日被杀害。
8月12日，毛泽东秘密回到长沙。毛泽东、彭公达回湖南策划秋收起义的时候，湖南同全国一样，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已经荡然无存，全省继续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县杀人仍未停止。这时候，深入工农群众之中，倾听他们的心声，据此制定出足以振奋群众革命热情和有效地把群众团结起来的革命纲领，就成为成功组织暴动的关键所在。所以，在投入实际工作之前，毛泽东首先对正在剧烈变动的湖南社会情况和群众心理状态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他在板仓村杨开慧家里，邀请5位农民、1位篾匠和1位小学教师开了2天调查会，了解到当地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回到长沙城里后，他又征询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的意见。经过同他们的会商，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包括“没收一切土地”等。毛泽东进行调查的另一个结果是了解到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后，群众对他们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这次调查使毛泽东认识到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
8月16日，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共湖南省委进行改组，选举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等9人为省委委员。秋收起义就是由新成立的湖南省委领导发动的。
（三）制订暴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