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刹那间，中国大地上风云突变，山河变色，“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法西斯口号下，中国大地上到处是反革命的刀光剑影，遍地是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的上空。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牺牲在反革命屠刀之下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就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我们党的优秀领导人李大钊、张太雷、陈延年、赵世炎、向警予、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翰等同志，惨遭反动派的毒手，为革命英勇牺牲。党员队伍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的组织遭到极大破坏，被迫转入地下活动。革命的群众团体不是被捣毁，就是被查封，工会、农民协会几乎被摧残一空。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了武装的抵抗”。正像毛泽东所说的，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革命的血腥屠杀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光辉旗帜，更重要的是，在血的教训面前，他们学会了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而由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则在起义遭到挫折后适时地走上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1927年7月中旬，为在危难中挽救革命，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3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时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1927年8月7日，为了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等。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议。
这次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作了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随后，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还批评了中央在处理国民党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方面的右倾错误，也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苏联顾问及共产国际代表的一些错误。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首先批判了陈独秀自动放弃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严重右倾错误。他形象地把作为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比作一座空房子，等人去住，但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却始终把这空房子当作是别人家的，后来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是一大错误。他强调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农民，必须当革命统一战线的主人。毛泽东根据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所看到的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伟力和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强烈要求，极力强调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的发言已经触及到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明确提出了军事问题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军事斗争问题上，他批评党过去“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的偏向，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著名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是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对于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毛泽东特别建议：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关于土地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应当规定大、中地主的标准，并建议以50亩为限，50亩以上不管肥田瘦田通通没收。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那么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就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才可以安民。这个建议符合湘鄂赣粤一带的土地占有情况，对于日后开展土地革命，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会议只开了一天。却在短时间内决定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等重要文件。
首先，会议要求坚决纠正党在过去的错误，号召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继续战斗。会议特别指出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的严重错误。（1）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共产党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2）在革命武装问题上，中央始终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3）中央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4）中央不受群众的监督，党内缺乏民主生活。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明确宣告：“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表现了共产党勇敢纠正错误的精神。
第二，会议通过了以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屠杀政策的方针。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人民的公敌，国民政府已经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不要再有丝毫的幻想！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扑灭反革命。会议决定利用秋收时节组织农民暴动，并强调工人运动和农民武装暴动必须结合，要注意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痛的牺牲后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第三，会议决定开展土地革命战争。会议分析了中国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分是依据于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地剥削中国民众的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又在维持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必须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破坏，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以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严厉，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就愈巩固。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决议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时期，在极短期间调派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这次会议明确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
第四，“八七”会议还通过了在武装起义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的问题。众所周知，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在武装起义成功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八七”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和《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中，曾提出“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的口号和实现“工农独裁”的目标。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在致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政权，具体为：在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在城市，一切权力归革命委员会；宣传上提出革命委员会胜利后应当召集工会、农会代表及革命的小商人代表选举会议，成立正式的“民权政府”。
至于何时可以组织这种“民权政府”，则应待当地革命委员会权力巩固后再定。这时，中共中央虽然确定了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但仍提出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左派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特别的旗帜，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成为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党员的行动与宣传，使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一部分工人群众中已有很高的革命威信。
共产党现在不应当丢掉这个旗帜。同时，中共中央还认为，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组织暴动，可以吸引更多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参加。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因为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