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临时中央再次给苏区中央局发出指示，对周恩来到苏区后的工作仍不满意，电文说：“伍豪同志到苏区后，有些错误已经纠正，或部分的纠正，在某些工作上有相当的转变，但是，未估计到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再次强调，“目前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
简直是逼命！
这种明知是错还要被迫去执行的痛苦，胜过任何痛苦，是一种心灵的煎熬。他又想起与瞿秋白握别的那个夜晚，再次深感红十字架的沉重。
周在临时中央的斥责和督促下，于5月30日在苏区中央机关刊物《实话》第五期上发表《拥护全国红军的胜利，坚决执行积极进攻的路线》。
在四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体会到了同样左右为难的极端痛苦的心灵煎熬感，背着红十字架走到生命的终点。
1932年5月下旬，国民党调集十九路军赴闽“剿共”，粤军三个师侵入赣南，向于都窥进。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会剿”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后移兵中央苏区。
6月下旬，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辖一、三、五军团，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
1932年6月25日，周恩来在瑞金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下仿苏内战例，组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周恩来任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主席。负责主持“计划并指导关于革命战争的一切军事上、经济上、财政上、劳动上的动员事宜。”
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1932年7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赣南、粤北的池江、水口圩，击溃粤军十五个团。中央苏区南部得到稳定。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上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于7月21日在信丰致电苏区中央并转项英，报告一方面军情况，并将在月底前渡赣江北进，准备与敌作战。
同天，临时中央发出给苏区中央局及赣闽两省委指示信，继续批评“没有及时采取进攻的策略，积极地扩大苏区。”犹如一个执枪在后的督战队！
中共苏区中央局(此时任弼时代理书记)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
周恩来认为不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于7月25日致电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委一级，改设总政委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鉴于苏区中央局(这是临时中央的意旨？)仍坚持由他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便致信陈述说：“这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强调“有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请你们再考虑。”
1932年8月初，周恩来在兴国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继续整编，在前方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最高军事会议，以周恩来为主席，并随军行动。
9月上旬，在前方的周、毛、朱、王，与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顶牛，后方由于有临时中央的尚方宝剑，不顾前方实际困难，一味督战。
前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实现后方越来越高的超过实际可能的过高要求。
又加此时周、毛、朱、王接到临时中央9月14日转来的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失利，已经撤离苏区的电报，复电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并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显然，这些战略战术是正确的。
正确的战略战术未必能取得胜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报告下一步行动方针，说：“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的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这几乎是等于违抗命令。跟临时中央的要求南辕北辙。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对他们的行动方针提出不同意见，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安乐，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而不能结合呼应鄂豫皖、湘鄂西，可以演成严重错误。”
周、毛、朱、王立即致电苏区中央局进行反驳，坚持原定作战计划。
以正确来服从错误太使人难以忍受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痛恨别人握有瞎指挥的权力而又痛恨自己无权决定，成了希求专断权的必然性，他们不能不据理力争：
“马上可能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三，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劳而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并提议即刻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来讨论红军行动的方针与发展方向。
在前线与后方的矛盾过程中，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独撑中央苏区局面时，在执行中央的许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指示时，所运用的艺术。独撑局面，他要求主要负责人具有非凡的品格，要求他不仅有善于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而且要有对构成政权、战争、社会生活的巨大综合体，有一种内在的洞察力和下意识的感知力！
中央苏区，这个集党、政、军、民在战争中运转的综合体。包罗万象：敌方及其统帅部的战役战略意图，红军的情况和与之对抗的方针。必须了解敌我双方在整个战争态势中的地位、技术装备、精神和战斗力；必须了解地形特点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种种因素和条件；必须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有胆有识地挥洒自如地推动着战争机器的运转，使之向有利于我方的主动与胜利转化！
周恩来深感毛泽东在这方面眼界的开阔，思路的清晰和想像力的活跃！
9月26日，苏区中央局也是当即回电，犹如面对面的争吵：他们既不懂军事，也不了解实情，但为了完成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注定达不到的目标，一味督战，这就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了！
后方的中央局仍坚持“向西进击永丰”的意见。并以“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而且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为理由，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
你们还是执行命令吧！罗嗦什么？
但是前方无论如何难以从命。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治(二十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这已经不是争吵、而是命令与抗命了！
周恩来从这些往事的回忆里，仍然不能确定中央是因为前方不执行命令而撤掉毛泽东，还是以不执行命令为借口，以改变领导，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夺过来、或许两者都是。
如果仅仅是前者，那比较好办，他可以把不执行命令的责任承担下来。如果是后者，要让毛泽东继续指挥部队就不可能了。
三、洪峰下的芦苇
列席这样的会议，对陈毅来说是一种心灵的煎熬。
一场并不遥远的噩梦老是缠着他不放，他的面前老是恍惚着一个年轻秀丽的面影。
他是绝对没有想到她会投井自杀的！
那是1930年多雨的春天，赣西南地区在中央“反对和驱逐AB团的指示”下，开始打AB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到了七八月，在河西红军学校抓了一些，杀了一些。那时打击对象主要是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AB团的范围，凡是要打击的对象都冠以AB的罪名加以处置。
到了十月份，越打越多，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赣西南地方党都认为从军队到地方从党组织到政府机关和民众团体，到处充满着AB团，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群众被发动起来，都痴狂地屈从于一股迷误的昏乱的热情。从11月起红一方面军的打AB团运动就推向轰轰烈烈地高潮。接着春风野火似地漫卷到地方。
极“左”路线推行者，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场扩大化的灾难，再把这种灾难的责任让群众去承担。
一个医院的女护士与一个伤员在山林里幽会，被人看到了，受到严厉的审问：“你们在树林里干什么？”
“我们开学习会。”
“什么学习会要到树林里开？一定是AB团的反革命会。”
当这两个男女青年感到问题比谈情说爱严重百倍时，改口也无人相信了。
刑讯、诱供的方法是高超的——先对男的说：“她已经承认是AB团了，你能不是？她说是你发展了她！坦白从宽，抗拒死罪！”
于是，男方为了从宽写了认罪书。
这份认罪书又摆到了女方面前：
“你看，他都认罪了，你怎么还敢抵赖？！”
女的实在傻了眼：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啊？难道拥抱着亲个嘴，就是AB团？
“那好，我也是！”
女护士的心破碎了，签字的手颤抖抖地握不住笔。
“终于成功了！打了两个AB团！”
那种兴高采烈，那种沾沾自喜，那种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自豪，一时间忘了他们是在践踏战友的那颗已经滴血的心。不久，那男那女抱着坦白从宽的希冀被红缨枪戳透了心脏，处死AB团，不值得浪费子弹。
把不是AB团的战友打成AB团，那是误伤，还算不上残忍；那种明明知道不是而硬把他打成是，也还算不上残忍，最最残忍的是干得那么虔诚，那么自觉，那么欣慰！而且把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恶作剧，当作成功的经验推行。
这也许还不够残忍，残忍的是，那两个冤死的男女，在死前已经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真正罪人：
“你们两个既然是AB团，是哪个发展了你们？你们又发展了谁？”
这种上连下挂，使那等候坦白从宽的男女，更为目瞪口呆。他们知道，已经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洲，自杀而死吧。
死不成的，自杀，正说明你真正有罪，不然，好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自杀？
于是，在严刑拷打下，就乱啃乱咬起来，使许多战友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死境。
他们是多么无辜，又是多么罪孽深重！
真正的反革命、阴谋家和坏蛋，趁机兴风作浪，匿名信，假证据，打击报复，诬陷，消除异己，公报私仇，……不愿作恶的好人，反而不被信任，坏蛋成了积极分子，因为他们乱抓乱杀毫不心慈手软。
这时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只要有人背后告了你的黑状，你还在梦中，睁开眼就成了反革命。
赣西南地区的大打，波及到闽西，……由“AB团”进一步扩展到“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
1931年2月21日赣西南的《通告》中提出《集中大力进行这一肃反工作》，3月，闽西的虎冈地区，开公审大会，杀了数以千计的好同志。
这是怎么回事？一时间人们全都疯了，全都傻了，平时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互相成了仇敌。你怀疑我，我怀疑你，甚至夫妻也不能相信了。甚至正在战场上对敌作战的人也是AB团了。人人自危，人人噤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总前委派作风极坏的李韶九当了肃反委员会负责人，他抓了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大部分负责人，又抓了红二十军的领导干部，严刑拷打，逼供信，酿成了“富田事变”。
那时，陈毅被派往赣南去领导肃反工作，这是对他的一种考验。“你不打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即使你打反革命也可能说你袒护反革命而被清除。他认为反革命即使有，也不会那么多。
“不久我就有匹好马骑！”李韶九放出风来说。
他指的就是陈毅那匹白龙驹。
陈毅也知道，很可能有人要把他当成AB团的黑后台，早晚要把他揪出来。他也拍拍腰中的白朗宁说：“我陈毅的枪也不是吃素的！”
这跟十年动乱中“继续深挖五·一六”是多么相似！不挖到预想的那个黑后台是绝对不会停止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多么革命的口号，多么可怖的口号！我要挖多少就挖多少。要有，成千上万；要无，一个也没有。
陈毅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他对刚满二十岁的妻子说：
“菊英，若是我被打成AB团，你怎么办？”
肖菊英，这个信丰城里的柔弱的姑娘，愕然一愣，脸色变得熬白，薄薄的嘴唇哆嗦起来：
“……你……你干么吓唬我呢？”
“我吓唬你？”陈毅对肖菊英的稚气表示惊诧，“你怎么会这样想？当前的情势你还看不出来吗？”
“那我就去死！”
肖菊英恍若变了一个人，浑身透射出一种决绝冷凝的森然之气。
“不！不！你要跑回娘家，避避风头，等运动过去……若是我不回来，你也就不要回来了，是不准反革命的妻子革命的！”
陈毅不敢把更可怕的后果说出来。
肖菊英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