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说：“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温文尔雅的。”
谢芳说：“他特漂亮，眉清目秀，特别文雅。”
张瑞芳说：“反正他挺神气的吧。”
陈凯歌说：“单凭一部《早春二月》，他的表演已达艺术顶峰！”
陈红说：“从未见过他衣服皱巴巴的或头发没弄好。一看就是一个自爱和热爱生活的长者。”
黄宗江说：“过去没有‘酷’这个词，他就是‘酷’和‘帅’！”
半个多世纪前，一部《乌鸦与麻雀》令年仅二十七岁的孙道临立足影坛。之后，从《渡江侦察记》之“李连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之“李侠”，到《早春二月》之“萧涧秋”，孙道临的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识。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老人过完生日后十天飞向天国。道临先生往生后，至爱亲朋纷纷表达惋惜与不舍之情。
与道临先生相识，可回溯至三十年前，一九八七年，上海电视台筹办《我们大学生》节目，在全市高校遴选节目主持人。我被当时就读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推选参赛，经层层筛选，终于闯入决赛，而孙道临先生正是总决赛评委会主席。虽然素昧平生，但道临先生给予鼓励和关怀。之后，我便有机会去道临先生家请益。道临先生家位于淮海中路武康路交界的武康大楼，这幢颇似巨轮的庞大建筑原为“诺曼底公寓”，由犹太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设计建造，环境幽静。道临先生曾在《忘归巢记》中对此有所记述：“……我格外庆幸窗外马路对面，是一位伟人（宋庆龄，编者注）的故居。托她的福，从我窗口望出去，因为是在楼的高层，所以望不到窗下的马路和熙熙攘攘的车辆，却只看到对面宅子中的绿树丛……”每回拜访道临先生，都是一杯清茶，相对而坐，聆听道临先生谈文论艺，有时我也会将诸多市井笑话告诉他，惹得他捧腹大笑。所以，他在一篇短文中，用文字为我画了一幅素描：
“我眼中的曹可凡是个豁达乐观的人，他圆圆的脸庞上时刻漾着笑意，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得到快乐的享受，因为各种各样的笑话随时会从他口中畅快地流出，而那时他自己的面容却是严肃的。当笑话讲完了，他镜片后面的眼睛才会狡黠地一闪一闪，接着嘴巴弯一弯……”
一个溽暑难耐的午后，我照例去道临先生家喝茶闲聊。道临先生向我吐露了一桩心事。原来，许久以前，他将历年诗文旧作整理成册，交一家出版社出版。不想文去书空，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多次催问，得到的却是搪塞与敷衍，甚至一些珍贵照片也遗落散失，不知去向，老人为此闷闷不乐。于是我自告奋勇，允诺设法帮先生完成夙愿。道临老师顿时愁眉舒展。凭多年交情，我找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崔美明女士，结果一拍即合，美明女士对道临先生的诗文颇感兴趣，于是经过一阵忙而不乱的索稿、定稿、校样之后，《走进阳光》一书得以面世。封面照片由道临老师亲自选定：他身着浅蓝色西装，墨绿底色配橘红色花纹领带，呈飘逸状，道临先生略微侧身凝视远方，一头白发与其红润的脸庞沐浴在阳光之中，一种浓浓的历史感与勃勃的生命力油然而生。道临先生一生的挚友与同窗黄宗江写来长达数千字的序文。文章回忆了他俩数十年的友情，并称“孙道临是一首诗，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回想这一经过，我心中满是欢欣与“得意”，道临先生更是幽默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谢可凡‘大媒’。”
道临先生在《走进阳光》一书中详尽回忆拍摄《家》《永不消逝的电波》《渡江侦察记》和《早春二月》等经典影片的表演体会，也谈到台词艺术的魅力和有声语言的创作。说起“生存还是毁灭”这句《哈姆雷特》中的著名台词时，人们自然会想起为电影《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配音的道临先生。在这部戏中，道临先生明晰纯正的语言，顿挫有致的节奏，生动、准确、传神地刻画了这位丹麦王子的性格特征，显示了他那超凡脱俗的语言技巧。
有人说，听道临先生朗诵是一种享受，它让你张开想象的翅膀，自由驰骋于作品所描绘的意境之中，领略其中的无穷韵味。殊不知，道临先生年轻时羞于在公众面前大声朗诵，因为他认为再好的作品一说便俗。然而一次偶然的演出却改变了他对朗诵的看法。大约六十多年前，他在上海文化广场面对成千上万名观众朗诵“黄河之水天上来”时，观众激昂的情绪与他内心的波澜形成强烈的共鸣。他深感“诗，不再只是环流于心底的孤独的潜流。它还能飞向观众，引起交叉共鸣的回响。它问道于千万人的心灵，共同融入一个时代的感情巨流之中。比起演戏来，朗诵需要与观众更直接地交流和相互感应，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和煽动力”。
尽管道临先生谦称朗诵仅为“业余”爱好，但事实上，他是业界公认的大家。二〇〇〇年，我与语言学家王群教授策划《银汉神韵——唐诗宋词经典吟诵》，责任编辑依然是崔美明女士。道临先生在其中吟诵十首古典诗词。虽说他对这些作品烂熟于心，但仍一丝不苟，认真准备，不放过哪怕细小的疑问。吟诵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时，他完全沉浸在诗人艰难凄苦的处境中，蓄积已久的悲恸之情犹如火山般迸发，悲怆激昂地吟咏出“天若有情天亦老”；又以低沉凝重的声调，念出最后两句诗“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最后将“波——声——小”重复吟咏，且声音、气息渐次减弱，细致入微地传达出诗中忧伤怅惘的思绪。朗诵陆游《钗头凤》时，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任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特别是最后破喉而出的三个“莫”字回环凄切，听来利箭穿心，让人悲痛欲绝。录音完毕，他伏案恸哭，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才慢慢从词的意境中抽离出来。而在李白名篇《将进酒》中，当读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时，道临先生出人意料地在“惟有饮者”后加了一个叹息。这一声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叹息，让人体悟人间苦涩，极富艺术感染力。古典诗词吟诵要表达作品所蕴含的千古神韵，这种神韵既来自作品悠远隽永的精神之美，让人有所感悟；同时也源于吟诵的韵律之美，让人击节而歌。从这个意义上说，道临先生朗诵艺术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二〇〇五年，道临先生因带状疱疹入院。不久记忆力急剧衰退。我去华东医院探视，他似乎认识，却又说不出名字，只是试探地询问：“最近可忙？仍在原单位工作？”我说：“道临老师，我是最爱吃的可凡，您怎么忘了？！”没想到，一番话说得老人有些不好意思，一边帮我削梨，一边喃喃自语：“知道！知道！怎会不知道！”可没过多久，他又重复刚才的问题。刹那间，我悲恸难忍，向来思维敏捷、谈吐优雅的他竟然病成那样。望着他那慈祥又略显木讷的脸庞，想起了与他交往的种种往事：有一次到北京参加朗诵会，他带着秦怡、乔榛、丁建华、袁鸣和我，去吃地道的北京小吃——豆汁儿和炸焦圈，豆汁儿的味道像泔水，难以下咽，我便使劲捏着鼻子一饮而尽。看着我那副狼狈样，他哈哈大笑。袁鸣给他学猩猩讨食模样，他也跟着模仿，如同孩童般纯真。《银汉神韵》首发时，他正在遥远的北方，冒着风雪拍摄《詹天佑》，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趁剧组转景时，匆匆赶回上海，还即兴朗诵了几首古诗……
大约一个月之后，偶然遇到张瑞芳老师，她问我是否去医院探望过道临先生，并说是道临先生亲口告知于她，我心中大喜，莫非老人记忆已然恢复？于是赶紧和文娟老师联系，次日清晨便赶往医院，与之录制《可凡倾听》。道临先生对此次访问也极为重视，特意让女儿庆原从家里带来烫好的西装、衬衣和领带。可他却觉得色调不配，不满意。不得已，文娟老师给他换成米色西装、白衬衣和绛红色领带。交谈过程中，我发现他记忆时断时续，常常陷入长时间停顿，但他仍然记得儿时放羊时那几头羊的名字；记得曾借给他尼采著作，体胖高大、满脸胡茬的同窗、朱自清之子朱迈先；记得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战友。当我低声朗读一段他写过的有关母亲的文字：“一九四二年春天，我离开了家，刚满二十岁的我异常孤独，在槐荫遮蔽的窗下，我感到周围全是黑暗，生命毫无价值。有一天，我在外面奔波一天后，回到那栖居的小屋，发现桌上放着两个覆盖着红色剪纸的茶杯，那是母亲嘱人带来的。剪纸的花样象征着吉祥，我呆望着它们，眼中充满泪水。”道临先生闭着眼，静静地聆听，潸然泪下：“这是……这是……母爱。母爱是最让人感动的。其实因为父亲长期得病，我父母当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但是她还是不忘记自己的儿子，我怎么能不感动呢！”
可是，说及他演过的经典银幕形象，有的他依稀记得，如聊及郑君里拍摄《乌鸦与麻雀》，他说：“君里拍摄时谨小慎微，往往沉默思索半天才开机”；聊及《渡江侦察记》，他说：“我让陈述给我画像，一个戴军帽的军人模样，从中得到塑造人物的自信”；聊及拍摄《家》时觉慧的扮演者，他笑言：“他是‘张恨水’，可我老哭，是‘孙大雨’，他总批评我。”不过，大多数角色记忆，却呈现空白状态，也许我不经意间流露出茫然的神情，他好像明白了什么，突然紧紧抓住我的手，哽咽道：“忘了，忘了，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知道你来做节目是为我好，可是我真的不行了！你们认识的那个孙道临已经没了！”说完，竟像孩子一般号啕大哭。我深知他内心的苦楚，但也无能为力，唯有陪他一同流泪。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敢看那段画面，节目也未采用，生怕热爱道临先生的朋友无法接受。我将那几句撕心裂肺的话语深深植入脑海深处，成为永久的记忆。道临先生常诙谐地将自己的姓“孙”（Sun）称为“天上的太阳”。其实，他在我心里，就是太阳，不落的太阳，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道临先生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时，曾给导演佐藤纯弥先生写过一首小诗，若将诗中“佐藤”改为“道临”，小诗也可视作道临先生一生的写照：
从来男儿多血性，
踏遍荆丛唱不平，
正是路转峰回处，
青山照眼看道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