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篇
据张爱玲在《存稿》中所说，她最早尝试写小说大约是七岁，第一篇是《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接着是历史小说，两篇都没有写完，稿子也早已散失。那个年纪已经能够创作小说，她当然是早慧的。我以前看过一篇心理学论文，研究五六岁早慧小孩子的特质，说神童们都喜欢通过写作来学习，即是说，不论是有意抑或无意，他们喜欢把写作视为自学手段，而不是目的。我认为童年的张爱玲也属于这类型孩子，她只是想利用小说创作来练习文字技巧，这类“少作”日后当然也不适合发表。
张爱玲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短篇小说《不幸的她》，那是1932年，她十二岁，刊登在上海圣玛利女校年刊《凤藻》上。直到1937年中学毕业为止，她先后在校刊《凤藻》和《国光》上发表了多篇散文、短篇小说和书评，但张爱玲不是随便写了什么都拿去投稿的，她自小已懂得怎样建立自己的形象。
1933至1935年间，她私下还写了《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等，但都没有发表。张爱玲在《存稿》中说，《摩登红楼梦》仿效鸳鸯蝴蝶派，是“通俗小说”，而她另外在《国光》上却写着些“较雅驯的东西”-那是指《牛》和《霸王别姬》。她形容这两篇小说“新文艺腔很重”“较雅驯”，也许她认为这样会更讨人欢心，便把它们拿出来发表。我认为她早在中学时代，已擅长捕捉读者心理，对“市场”有天生的触觉。
1938年，她把自己被父亲幽禁半年的惨痛经历写成一篇英文散文，题目很吸引眼球，叫“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投到《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结果被刊出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张爱玲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六年后，她把这篇英文改写为中文的《私语》。之后她到香港读书，有三年没有用中文写作，为了练习英文，平时写信、记笔记都用英文。
这种密集式的英文操练，终于在1942年她回到上海后大派用场。当时她首先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和影评，但她文学事业的真正开始大概要从1943年1月算起，从那时起直到同年12月，她为英文《二十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月刊写了三篇关于中国的散文和六篇影评，当中有好几篇，后来都被她自己改写成中文。《二十世纪》的主编是德国人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月刊除了分析国际时局，也有些小品、影评之类，主要读者群是当时留在亚洲的欧美人士。
张爱玲选择用英文展开她的写作事业，我相信不是偶然的。她小时候已说“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且一向希望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投稿到《二十世纪》也顺理成章。她的几篇英文散文讲中国人的生活、时装、京剧和宗教，写得机智幽默，观察敏锐。梅奈特曾这样赞赏她（我译为中文）：“她没有像她大多数的同胞一样，把中国视为理所当然。她对自己国家的人民深感好奇，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向西方解释中国人。”
在大多数作品中，张爱玲总喜欢处于一个抽离的位置，她从旁观察，角度别开生面，这可能是她的本性，也可能跟她因为“市场需要”而刻意“用洋人眼光来看中国”的习惯有关。当她针对西方读者来写中国时，她便需要一个新鲜的视角，发掘日常生活中有趣的一面，甚至要深入思考很多事物的本质，然后尝试解释，否则西方人便不会明白，也不感兴趣。我认为这种“转换角度”的方法，跟她在《传奇》初版题词中说的“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面寻找传奇”，是可以互相阐释的。
1943年，张爱玲除了向《二十世纪》供稿外，还决心打开中文市场。那年春天，她认识了《紫罗兰》总编周瘦鹃，给他看《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问他能否刊登。周瘦鹃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以下是他在1943年4月《写在〈紫罗兰〉前头》中所说：“当夜我就在灯下读起她的《沉香屑》来，一壁读，一壁击节，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 （萨默塞特·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以为如何，而我却是深喜之的了。”
于是《沉香屑》便在《紫罗兰》上发表。1943年4月，《紫罗兰》出版那天，周瘦鹃带了样本到张爱玲和她姑姑的公寓去，她们预备了茶点招呼。照周瘦鹃的说法，那次茶会十分融洽：“我们三人谈了许多文艺和园艺上的话，张女士又拿出一份在《二十世纪》杂志中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生活与服装》来送给我，所有妇女新旧服装的插图，也都是她自己画的。我约略一读，就觉得她英文的高明，而画笔也十分生动，不由得深深地佩服她的天才。”
关于这次聚会，张爱玲在三十多年后的《小团圆》中却有另一版本，像罗生门。小说中她以“汤孤鹜”一角影射周瘦鹃，有这样的描述：“汤孤鹜大概还像他当年，瘦长，穿长袍，清瘦的脸，不过头秃了，戴着个薄黑壳子假发。”后面又说：“他当然意会到请客是要他捧场，他又并不激赏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没多少话说。”跟周瘦鹃在1943年所说的话明显矛盾。实情是怎样的呢？
1943年5月至7月，《第一炉香》在《紫罗兰》上分三期发表，《第二炉香》则在8月和9月分两期发表。之后，张爱玲便没有再给《紫罗兰》任何稿子。周瘦鹃既然是她中文写作事业上的第一个伯乐，为什么一部《沉香屑》发表后两人便不相往来了呢？周瘦鹃在1943年8月的《紫罗兰》第五期中说：“张女士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已烧完了，得到了读者很多的好评。本期又烧上了第二炉香……张女士因为要出单行本，本来要求我一期登完的；可是篇幅实在太长了，不能如命，抱歉得很！”
张爱玲认为“出名要趁早”，所以她希望把作品尽快推出市场，尽快结集成书。但杂志为了提高商业利润，总喜欢把受欢迎的作品慢慢连载，吸引读者追看。周瘦鹃自然也是这样想，结果令张爱玲很不满，不但终止合作关系，几十年后在小说中还要怨他“并不激赏她的文字”。正因为杂志社有这种运作模式，张爱玲宁愿向四面八方投稿，而不想受制于某一杂志，结果她真的很快便出名了。
在《紫罗兰》之后，张爱玲迅速向其他刊物投稿，主要是《杂志》《万象》和《天地》三部月刊，另外还有《古今》《苦竹》《小天地》等等。当时到底有多少是杂志约稿，多少是她写完后找人刊登的呢？我不清楚，但照我见过的文献所载，她刚出道时多是自荐的：《紫罗兰》固然是她找上门的，至于《万象》，也是她亲自带了原稿到万象书屋找老板平襟亚（即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的叔父），想让他把作品推荐给编辑柯灵。说到《万象》，不得不提那“一千元灰钿”疑案。
自1943年8月开始，张爱玲在《万象》上陆续发表《心经》《琉璃瓦》和《连环套》。《连环套》在1944年1月开始连载，到6月刊出第六期后，张爱玲腰斩了它。有人认为导火线是5月时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万象》上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也有人认为是为了“一千元灰钿”的纠纷。张爱玲在《不得不说的废话》中则说：“我替《万象》写《连环套》，当时言明每月预付稿费一千元，陆续写了六个月，我觉得这样一期一期地赶，太逼促了，就没有写下去。”
最近学者谢其章旧事重提，但还是没法释疑。我自己认为，“一千元灰钿”的笔战始于1944年8月，但张爱玲在6月已没有续写《连环套》，这显然是两件事。先讲“灰钿”案：争议始于8月，平襟亚在《海报》发表《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文中说当初协定，写《连环套》是一千元一期，他账目上付了七千，但张爱玲只交了六期稿，所以是多拿了一千。
直到1945年1月，平襟亚先后就此事在《海报》《语林》上写了四篇文章，最后一篇《语林》上的《一千元的经过》还列出一张稿费清单，详注了张爱玲1943年11月至1944年7月的收款日期、数目和取款方式，更说有她亲笔签的收据可查，似乎铁证如山。清单第一条是：“十一月二十四日付二千元（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稿一二月分两次刊出。”
张爱玲的《不得不说的废话》在同一天的《语林》上发表，对照着《一千元的经过》。文章中，她坚持自己并未多拿钱，我觉得以下一段就是重点：“其实错的地方是在《连环套》还未起头刊载的时候--三十二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即平襟亚）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了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上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这“官司”看似复杂，但其实只要搞清楚一件事，即张爱玲有没有在“三十二年十一月底”（据清单日期，即1943年11月24日）当面退回一千元，便可水落石出。如果张爱玲当时只收一千，平襟亚便没有预支过第七期稿费，那清单上第一条的“二千元”便有问题；如果张爱玲的确拿了二千，那平襟亚应该立即拆穿她的谎言，对吗？但平襟亚的四篇文章对此却只字未提。
既然那天是张、平二人当面交收，那么平襟亚只要亲口确认或否认张爱玲的解释，便足以对事件下判断了，根本不必把之后几个月那些不相干的账目和收据都牵扯进去，仿佛自己证据确凿。到底哪一方较可信？大家不妨自己判断。
至于腰斩《连环套》，我相信是张爱玲对稿费不满，而不是为了之后发生的“一千元灰钿”纠纷。谢其章最近撰文考据，指出当年货币贬值得很快，以《万象》的售价为例，《连环套》初刊那期（1944年1月），售价每册三十元，到7月已涨价至一百元，换言之，1月份张爱玲的一千元能买三十三册《万象》，到了7月就只能买十册。事实上，当年早有人替张爱玲抱不平。1944年8月30日，柳絮在《力报》上写了一篇《灰钿案平议》，说大半年间物价高涨，但张爱玲的稿费则“九月如一日”，也难怪她不交稿。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为与胡兰成的关系，加上她在沦陷区曾大出风头，招来很多批评。于是她变得低调起来，小说创作大减，反而转当电影编剧。很多人说，随着抗战胜利，张爱玲的“黄金时期”也结束了，从作品数量和写作速度而言，这的确是事实。
自1950年1月起，张爱玲在《亦报》上以“梁京”为笔名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后来改写为《半生缘》），翌年11月出小说单行本。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谁是“梁京”，包括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夏衍，后来得《亦报》社长龚之方告诉他，夏衍才恍然大悟。关于“梁京”这笔名，外间有很多揣测，张爱玲曾跟我父亲说，这笔名是桑弧代取的，但桑弧没加解释，她自己相信“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1952年张爱玲离开内地时，身边没有带走任何自己的书或稿子。后来她甚至不记得写过些什么，看见人家发掘出来的旧作才蓦然记起。但为了将《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她找了一本初版《十八春》，繁体字，印于1951年11月，只有2500册。
1951年，张爱玲在《亦报》连载中篇小说《小艾》。翌年，她以回到香港大学复学为由离开内地，而她在中国内地的出版史也暂时告一段落。回顾一下1943、1944短短两年间，张爱玲几乎把她一生最有名的中、短篇小说都发表了。她之所以专攻这种体裁，我想至少有两个主因：一、当时她是新手，写长篇未必可以驾驭；二、假如她写长篇，便要预先跟杂志社定一个价作为稿费，但那时的货币贬值太快，无论预支抑或连载后收费，都一定是她吃亏，所以宁愿趁着势头好，在不同刊物上发表短作，每次立即收钱。正因为这种打游击的投稿方式，长篇便很不适合。从她在上海这时期的出版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写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也由环境决定。也许我们可以半开玩笑地说，是因为超级通货膨胀，才成全了张爱玲的一部《传奇》。
港台篇
现在我讲讲张爱玲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史。张爱玲在上海出道时四处投稿，不愿受制于某个出版社，但下半生却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什么？
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替美国新闻处翻译英文。在香港期间，她出版了《秧歌》和《赤地之恋》。她当时没什么关系网，出版主要靠美国新闻处，她未必满意，例如天风版的《赤地之恋》校对很差，出书后也未认真推销。关于这两本书的出版，我之前已讨论过，现在没必要重复。1955年年底，她离开香港，移居美国，希望在当地文坛大展拳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