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材料，基本上是根据柯灵的《遥寄张爱玲》（1985年2月《香港文学》第2期），当中所说：“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张爱玲的名字在内地消失了，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重现。到了1985年，柯灵那篇《遥寄张爱玲》重新介绍及肯定这一位被遗忘了的作家。张爱玲今天在大陆有这样的地位，可以说柯灵是功不可没，但当时柯灵可能对有些事不甚清楚。
我想要澄清《秧歌》与《赤地之恋》的事，但其实这两本书需要分开讨论。其中缘由是“张学”里面的一个“一点都不美丽的误会。”
误会的源头，来自1970年水晶上门拜访张爱玲后写成的《蝉-夜访张爱玲》一文。张爱玲当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研究员。当时两人聊了很久，聊到《秧歌》时，张爱玲告诉水晶：“《赤地之恋》是在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还有什么地方可供作者发挥的呢？”我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也提到：“这一段时期，她正在写《赤地之恋》，大纲是别人拟定的，不由她自由发挥，因此写起来不十分顺手。”水晶是听作者本人说的，而我父亲是深知内情的人，所以这点应该是没有错的。
至于《秧歌》的出版情况，是这样的：1953年先在《今日世界》期刊连载，1954年再由今日世界出版社集结成书。《今日世界》是半月刊，每逢1日、16日出刊。《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宣传杂志。
但唐文标在《张爱玲杂碎》（台湾联经出版，1976年）一书中竟说：“《秧歌》《赤地之恋》（1954）据水晶先生的专书，这两本书是commissioned写出来的。”此后有些人看了唐文标的书，就认为张爱玲曾经亲口告诉水晶这两本书都是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的宣传文稿。
后来我父亲用林以亮这个笔名写了《唐文标“方法论”》（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12月），批评唐文标的说法：“一本书变成两本书，《秧歌》竟为唐文标强逼陪葬。”看到我父亲这篇文章后，张爱玲来信跟父亲说：“他（唐文标）那本书我只翻一翻，但是也看到commissioned的话，不过即使我不是鸵鸟政策，不怕惹气，仔细看了，也还写不出Stephen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于我也太必要了。”（1978年4月23日）
可见张爱玲本人也不认同《秧歌》是commissioned，所以这两本书应该分开讨论。这种情形有点像当前的互联网--制造与散播谣言非常容易，但相对来说辟谣就艰难得多。
现在我们再仔细讨论一下，究竟《秧歌》是不是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授权/委任/委托）的？当事人有三位：作者张爱玲，香港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与翻译项目组长宋淇。
1991年6月20日，在写给皇冠编辑方丽婉的信中，我父亲宋淇回忆了他与麦卡锡一起会晤张爱玲，商议有关《老人与海》的翻译工作的往事：“其时爱玲正在用英文写《秧歌》，她拿了几章来，麦君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经纪，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为她高兴。”
对《秧歌》的写作出版过程，我父亲在《唐文标“方法论”》一文中有更详尽的说明：“《秧歌》是先用英文写，交给纽约Scribner出版，后来由张爱玲本人译成中文在《今日世界》上连载的，完全出于自己的主意。美国出版社印书没有香港快，所以英文版《秧歌》（1955）反而比中文版（1954）迟了一年。”
张爱玲看过这篇文章，没有异议。
我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说：“她一方面从事翻译，一方面还在撰写和润饰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本书，可能初次用英文创作，成败并无把握，不愿多说，而且那时我们方认识不久，友谊还没有发展到日后无话不谈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让我们看时，已是完整的初稿了。”
对这一过程，另一当事人，时任香港美新处处长的麦卡锡在接受高全之采访时也有回忆（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专访麦卡锡》），麦卡锡说：“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她是作家，你不能规定或提示她如何写作。不过，因我们资助她，难免会询问进度。她会告诉我们故事大概，坐下来与我们讨论。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妒忌她的文采……我们绝对没有尝试藉讨论来操纵或‘帮助’《秧歌》的写作。我们的会议简短而且扼要。我们无法使《秧歌》更好。我相信最佳的宣传--如果立意可取的话--是忠实报告社会现状。我们努力维护‘中国报告计划’的诚信，不惜拒绝虚假唬人的报道。比如有人宣称她全家在广东受拷刑，在雪地里跪了一整天。我在报告上写批语：广东的雪，该是北平运来的。”
根据三个当事人的说法，美国新闻处并没有commissioned张爱玲去写《秧歌》。根据上文所引的材料显示，在尚未接触美国新闻处之前，张爱玲已经动笔用英文写这部小说了。
有人说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张爱玲写了《赤地之恋》。但什么是“commissioned”呢？“commissioned”这个英文字真不容易翻译，因为它包含授权、委任与委托等意思。且看我父亲在《唐文标“方法论”》是如何阐明的：“唐文标重复用commissioned这个字来贬低这两本小说的价值，他应该知道文艺复兴时期三杰的画和雕刻，以及韩德尔（即亨德尔）、海顿、巴哈、甚至贝多芬的乐曲，一大部分作品都是王公贵族和教会commissioned创作的；汉代的赋，《六朝文絜》中的作品，以及后代文人迎合当朝的一些诗篇，也并不是为全体大多数人写的。这些作品怎么会留传至今，仍旧不朽呢？本人并无提倡commissioned作品之意。我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
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替《秧歌》与《赤地之恋》下了一句按语：“《今日世界》是美国新闻处的中文宣传杂志。”好像不需要再多做解释，读者也一定会明白个中意思，既然是宣传杂志，质素自然无从说起嘛。但这背后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看过《今日世界》或友联出版社的刊物，无从判断。我恰巧是长期看这些刊物长大的人。
先说说《今日世界》。1952年，驻港美国新闻处成立今日世界出版社，主要业务是翻译美国文学名著。当时我父亲受聘为项目经理，联络了一些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包括作家如张爱玲、徐訏、於梨华、叶维廉、叶珊等，香港的译者如汤新楣、乔志高、姚克、刘绍铭、思果、金圣华、王敬羲等，台湾的译者如梁实秋、夏济安、朱立民、颜元叔等，可以说是阵容鼎盛。《今日世界译丛》出版了三百余册的美国文学翻译作品，我家里现在还保留了《睡谷故事》（华盛顿·欧文著，张爱玲译）、《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威廉·范·俄康纳著，林以亮、张爱玲、於梨华、叶珊合译）、《碧庐冤孽》［亨利·詹姆斯著，秦羽与方馨（邝文美）合译］、《美国诗选》（张爱玲、林以亮、余光中、邢光祖合译）等等。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1952年又创办《今日世界》半月刊，共计发行598期，最高发行量达17.5万份，封面多以娱乐、文化带头，并与电影公司合作刊载台港女星照片。今日世界出版社前前后后的编辑则有董桥、林以亮、李如桐、韩迪厚、余也鲁、胡菊人、戴天、岑逸飞等人。
我家里还保存了《今日世界》第6期，封面女郎竟然是我的姐姐，里面的所谓宣传文稿包括《苏联是青年的天堂吗？》与《易俘问题是民心的测验》，同期其他文章包括《钱穆与庄子》《红拂的归宿》《百万富翁荣归香港》等等。
另外，我家里还有《今日世界》第49、50、51、54期。这几期除了连载张爱玲的《秧歌》，还有林以亮（宋淇）分析《红楼梦》的文章、南宫搏的长篇连载历史小说《荆轲刺秦王》、潘柳黛的电影明星专栏、罗节的《什么话！一字不易照抄中共报刊》等。
再说说友联出版社。1951年4月，友联出版社在亚洲基金会资助下成立，由燕归来等人负责。友联出版社除了图书出版经销之外，亦针对不同社群读者发行期刊，最著名的是《儿童乐园》与《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是当年差不多唯一给儿童看的期刊，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可言。我姐姐是忠实读者，但我觉得无趣。
《中国学生周报》的目标读者群是中学生与大学生。从1952年7月到1974年7月，共出版一千多期。周报中影响最大的是文艺版与电影版。文艺版主要从台湾约稿，文学创作上培养了许多港台文坛新人，如司马中原、白先勇、陈映真等，都曾有文章发表。电影版影响了一代青年人对外国电影的兴趣与欣赏，作者包括石琪、陆离、罗卡、小思、西西、亦舒、十三妹、吴昊、戴天、丁善玺、谭家明、杨凡等。我自己对外国电影的知识都是从那里学来的，相信不少人也是。虽然是美国资助，但《中国学生周报》的内容基本上没提美国（电影文学除外）或中国政治。
我家里还保留了《中国学生周报》1970年1月23日第914期。该期的主题包括《余光中的散文》《69年外国电影总评》与《阿根廷小说：神的手笔》。封面故事是陆离访问宋淇有关儿子在澳洲的事。陆离写道：“宋淇先生说：‘我这个孩子，一向不喜欢见人。很多朋友来坐，有些喜欢说，你的儿子，怎么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见过？也有的喜欢说，你的儿子，怎么我一直未听他讲过一句话？’”我父亲绝对没有想到，日后我会给报章做一个长达一年的专题访问，而访问的内容竟是围绕他！
说到这里，大家不妨自行判断，《今日世界》或友联出版社的刊物是否因为它们是美国资助的宣传杂志而质素平庸吧。
现在讨论另一问题：柯灵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事实是否如此呢？
2011年我曾出版张爱玲《异乡记》，这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游记式散文，原先写在一本有八十多页的笔记本里，三万多字，说的是1946年她从上海穿过华南到温州找胡兰成的所见所闻。当时胡兰成正被通缉，她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找胡兰成，所以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她姑姑。《秧歌》中关于乡下的情节在《异乡记》里率先出现，可以说《异乡记》就是《秧歌》的原型。例子有很多：《秧歌》第一章写茅厕、店子、矮石墙，以及谭大娘买黑芝麻棒糖一段，都见于《异乡记》第四章；《秧歌》第二章写金根在田径上所见景象，即《异乡记》第一章火车窗外的风景；《秧歌》第六章写“赵八哥”一节，则本于《异乡记》第八章写的“孙八哥”；《秧歌》第十一章把做年糕比作“女娲炼石”，见《异乡记》的第三章；《秧歌》第十二章写杀猪，则出自《异乡记》的第六章。试比较：
“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极度愉快似的。”（《异乡记》第六章）
“他们让那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它脸朝下，身上雪白滚壮的，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撮黑毛，看上去真有点像个人，很有一种恐怖的意味。剃完了头，谭老大与谭大娘把那个尸身扳了过来，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弯弯的，眯成一丝，极度愉快似的。”（《秧歌》第十二章）
对比这两个文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张爱玲在1946至1947年间，曾经花了几个月从上海穿过华南乡下去温州，她将当时的所闻所见写进了生前没有出版的《异乡记》，部分内容日后就出现在她的《秧歌》里。事实上，《异乡记》也为其他作品如《赤地之恋》《半生缘》《怨女》《小团圆》等提供了素材，但这里我只讨论《秧歌》，其余的不做论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