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香港
1949年5月4日，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女佣出发，从上海来香港。女佣抱着两岁的姐姐，母亲抱着我，父亲则负责提行李（包括我用的尿布）。入境时，香港海关要求检查行李，说可以带钱过关，甚至可以把汽车运过来，唯独不能带黄金。可能他们怕大量黄金涌进香港，影响金价，令本地黄金贬值。我们当时带了些金器，是姐姐满月时祖母送的长命锁。这批金器被海关没收，发还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如有不满，可到法庭上诉。
后来父亲真的到法庭上诉。审理这类案件的不是法官，而是裁判官（裁判法院是香港最初级的刑事法院，而法官则审理更大的案件）。父亲在庭上等候时，发现裁判官的工作挺无趣，审理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例如闯红灯、黄包车牌照过期等等，用英文问一两句“服不服”，由翻译员传达，当事人用中文认罪交罚款即可了事。裁判官是英国人，未必听得懂中文，所以没法跟中国人交流。轮到我父亲时，他用英文问我父亲：“是否同意判决？”虽然旁边有翻译员，但我父亲直接用流利英文回答：“不同意。”这位裁判官见终于有人用英语跟他对话，立刻精神一振，大感兴趣。我父亲向他解释，海关的原意是防止走私金器，但他这次被没收的，是我祖母在姐姐满月时送她的中国传统礼物，是纪念品，不是走私货，所以海关的做法极不妥当。裁判官很同意这说法，立即发还金饰，那长命锁也一直在家里保存至今。
抵港后，我们一开始住在半山宝云道。那时我年纪小，完全没有印象。现在家里有一张照片，可看到当时情景：我和姐姐、表姐站在父亲的美国大房车前合照，后面是我们的独立房子。拍照时我才两岁，据说我当时中气十足，哭声震天，更可以不停地哭，所以左邻右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
有资料说，父亲于1949至1951年间，在北角堡垒街拥有一间酒店。我没有听他说过这件事。但他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而且他既然有本事把上海老家的餐桌与美国大房车都运过来，想必十分富有，能买下一整间酒店自然也不足为奇。
可是到香港后不久，我们的财产便化为乌有。为什么呢？原来，父亲把从上海带来香港的积蓄存进了同乡开的四海银行，但这同乡竟亏空公款，逃之夭夭；当时又没有存户保险，结果父亲一生的积蓄，就这样付诸流水。幸好他生性豁达，顺境逆境都可以继续生活。1951年，我父亲开始在香港找工作，不久他便在美国新闻处找到工作，负责文学翻译，后来又进入了电影圈。我们家不是一直都那么富有，反而经历过多番大起大落，也许正是这样，父亲才会逼不得已涉足多个领域，成为多才多艺的“通人”。
钱没有了，没办法再租半山的大房子，一家人就搬到北角继园台。那是一栋两层的房子，我们一家九口人住二楼，楼下则住着一家姓黄的。
从1953年的购物证上，可以知道我们家的九个人是谁：父亲宋淇（当时又叫宋之淇）、母亲邝文美、叔父宋希、表姐叶纹（后来移民美国）、姐姐宋元琳、我，以及三个工人陆春莉、李登月和袁根珠。我姐姐叫宋元琳，而我当时叫宋元琅，用上海话说就是“呤呤啷啷”。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元朗，父亲怕人家误会我在元朗长大，便把我的名字改为“以朗”。为什么香港会有购物证？当年上海有商人囤积物品，哄抬物价，蒋介石就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而香港也有商人把米囤积起来。港府要制止这种情况，便决定根据每家每户的人数派发购物证，米价和可买入的分量都是有规定的。我们就是凭着这张购物证，到北角书局街16号的“广兴”粮店买米。
双双任职美国新闻处
我父亲很快便找到一份翻译工作。1951年，他到美国新闻处当翻译书籍的主编，当时他们的主管是文化部主任麦卡锡（Richard M.McCarthy）。麦卡锡毕业于爱荷华大学，主修美国文学，1947至1950年派驻中国，任副领事，后转至美新处服务，在北平亲历解放；1950年至1957年派驻香港，历任资讯官、美新处副处长及处长等职；其后也派驻泰国、中国台湾、越南和美国，多年来跟父亲都有通信。他在2008年去世。
我父亲加入美国新闻处后，便和麦卡锡合作整顿译书部。在任内，他提高稿费五六倍来聘请翻译高手，先后请到夏济安、夏志清、徐诚斌、汤新楣、张爱玲等名家。作为主编，我父亲一方面要联络译者，跟进翻译进度；另一方面，他又和我母亲一起翻译书籍。到了1953年1月30日，父亲写信向麦卡锡请辞，理由是病情恶化，无法工作。我不清楚他当时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但据我所知，他身体最大的问题始终都是肺疾。辞职后，他继续和我母亲做翻译工作，尚能维持生活。
我母亲从1951年起就替美国新闻处做翻译。1951年至1955年，她用方馨、杨文静、梅文静等不同的笔名翻译了六本书，分别是《胜利在握--罗斯福夫人回忆录》（1952年）、《苏联的戏剧》和《苏联的音乐》（1952年）、《地球真有趣》（1953年）、《李伯大梦》（这短篇小说收录在《欧文小说选》中，全书由张爱玲、方馨、汤新楣等人共同完成，1954年）、《黛丝·密勒》（亨利·詹姆斯的小说，1955年）。
从1955年开始，她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新闻处任行政助理，也就是秘书，直到1971年。职责包括：做协调员和办公室经理，整理文书记录和处理行政事务，帮助官员准备官方文件，监督、调配本地制作的电台节目和美国之音提供的节目，处理听众邮件并制定电台节目时间表，跟本地广播电台维持联系，等等。简单来说，她的工作就是管理办公室，以及一切跟电台相关的文件和记录。
上世纪50年代，美新处美国之音的办公室就设在我现在住的山景大楼二楼。他们把储物室改造成录音室，在墙上装隔音板，然后打通一间睡房，中间安装玻璃。录音室里只有麦克风，工程师调校好设备后，广播员就开始在里面读稿。那时我们还住在北角，但房子太旧，几乎成为危楼。我母亲因为在山景大楼上班，知道三楼招租，便赶快把它租下来。我们在1958年夏天搬到这里，当时月租金大概是三百块左右。后来美国之音搬到太子道近喇沙利道，母亲上班依然很方便，我在喇沙书院（是一所男子天主教中学）就读，放学后也常常去找她。
加多利山的房子我们一开始只是租的，因为租金一直不算贵。后来我们能买下这里，其实要“感谢”“文革”。当时国务院辖下的一间中资公司是这房子的业主，他们担心自己早晚被“斗地主”，急着要把名下的房产卖掉。要知道卖一间已经有租客的房子很麻烦，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问我们买不买。1978年，这房子的成交价是十八万九千。这个价钱很划算，因为卖家只想尽快脱手，比市价还低。现在这个价钱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因为楼下一个露天车位现在也叫价四十万了。但当时我父母钱还不够，只好向银行借款，这才买了下来。
父亲的翻译作品大多是自己的选择，而我母亲译的，例如《地理真有趣》之类，实在很难想象是她真觉得有趣的。她翻译这些无非是为了谋生，正如张爱玲在上海时也要翻译牙医的书，到了香港又要译自己不感兴趣的华盛顿·欧文，也是迫于生计。
父亲那时用林以亮和余怀做笔名，编译了杜威的《自由与文化》（林以亮、娄贻哲合译，1954年）、《攻心记》（1956年）、《美国文学批评选》（1961年）、《美国诗选》（1961年）与《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1967年）。这些作品中，我父亲最满意的应该是《攻心记》，由火炬编译社于1956年出版，署名余怀。那时没什么人听说过波兰籍的原作者米沃什（父亲译为捷斯劳·米洛兹），那部书看起来又像是美国人资助的反共宣传八股，所以译本很快就被遗忘。但到了1980年，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一夜成名，于是父亲当年翻译的《攻心记》立刻由皇冠出版社再版，译者的一番心血终于没有白费。
另外，父亲也译过英国作家瓦欧（Evelyn Waugh）的《兴仁岭重临记》（Brideshead Revisited，简体中文版译作伊夫林·沃《旧地重游》）第三章。这部分译文首先发表在1953年11月第21期的《人人文学》上，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968年出版的《前言与后语》中。（《前言与后语》署名林以亮，初版由香港正文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同年11月15日又由仙人掌出版社再版。）翻译《兴仁岭重临记》出于父亲的兴趣，完全自主，虽然没有译出整本书，但总算自得其乐。
为什么没译毕全书呢？只怪他对翻译工作太认真了。他认为要翻译就该全力以赴，但他毕竟要养家，不可能把精力、时间都投放在个人兴趣之上，便决定“情愿委屈翻译，不愿委屈妻子”，毅然腰斩了翻译《兴仁岭重临记》的计划。其实在《兴仁岭重临记》的译序中，父亲已自道苦衷：“本章虽然不到一万三千字，而我却整整译了一个多月，看见别人信手译书，只能埋怨自己不济。”
关于这书名的翻译，父亲曾做解释：Brideshead是地名，可是同时在发音上有双关的意思，隐示Bride（新娘），所以译成中文只能用“兴仁”以隐示新人之意。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由英国电视公司拍成剧集，并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放，取得空前成功。我父亲在香港看到这部轰动一时的电视剧后，也觉得很开心，证明了自己当年眼光独到。香港电视台播映此剧时，译为《故园风雨后》。董桥曾评论云：“林以亮则把它译成《兴仁岭重临记》，的确比较接近瓦欧的旨趣。瓦欧到底是’最忍得住情的一位作家‘；’故园‘的’故‘字显得情不自禁；居然用到’风雨后‘，未免滥情！”
进入电影圈
在这时期，父亲除翻译外还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叫《有口难言》，改编自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剧作《哑妻》（The Man Who Married a Dumb Wife）。1955年，电影在中国台湾、泰国上映，娄贻哲是导演，由严俊、林黛等主演。但电影在香港送检时出现了问题，电影审查官认为一个哑妻会令观众不安，结果延至1962年才在香港公映。
1958年，张爱玲在美国看了《有口难言》，来信说：“前些时我们走过华人城一家电影院，我忽然吓一跳，看见《有口难言》正上演。立刻进去看，不料广东话配音，我一时蒙住了，简直一句也听不懂，渐渐才习惯了，但还是错过许多对白。但是我主要的感觉是relief（松一口气），因为我对于国语片的种种保留，使我提心吊胆，只怕糟蹋了剧本。演员除水××外都不差，林黛活色生香，不怪红得这样。光线嫌黯淡，不知道是否因为拷贝旧，配音与嘴唇不吻合，有点损害妹妹代（片中角色）说话的效果。观众的反应很好。看剧本的时候觉得玲珑剔透，像个水晶塔，看戏也同样印象，有些地方（如广播场面）反比看剧本时味道更泡出来些。”
因为我父亲有话剧和电影经验，加上出色的生意头脑，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就找上了他。1956年，父亲加入电懋，任制片总监，排名第二，仅在总经理钟启文之下。每一部电影由个别制片负责，父亲则负责管理所有制片的工作，另外他还要处理公司财务。
电懋是国泰集团的一部分。国泰是大公司，涉及多门生意，如银行、地产、酒店、锡矿、果园、当铺、电影院等。国泰之所以投资电影，是因为陆运涛对电影非常有兴趣。陆运涛，原籍广东，生于吉隆坡，是马来西亚富商陆佑的儿子-李安《色，戒》里面的学生话剧就是在香港大学陆佑堂演出。陆运涛曾往瑞士、英国留学，1940年回新加坡接管家业。1955年，他收购了永华片厂，组织国际电懋影业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因为电懋财雄势大，不但签了几十个明星，还可以同时开拍多部电影。于是它在短期内出品了大量高质素国语影片，成为东南亚及香港电影圈举足轻重的公司。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的一个宣传惯技就是参加“亚洲影展”-先上映，然后参加影展，夺奖后再重映。这个亚洲影展其实是所谓的“分猪肉”，每个国家都有奖项，各国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分配奖项。电懋当时最希望拿到“影后”这个奖项，因为它的影响力比“最佳电影”有过之而无不及。
电懋当时主要拍国语片，因为粤语片的市场只限香港，而国语片则可以卖到台湾甚至东南亚。但卖埠到台湾则会涉及一些政治问题。原本大凡是卖到台湾的影片，制作团队必须是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的成员。这是香港电影业的一个右派工会组织，制作团队只要有一个主要成员（编剧、演员、制片）不属于这工会，那么该电影就不能进入台湾。举个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许鞍华拍《倾城之恋》，因为她不是自由总会的人，这部电影就无法卖到台湾市场。我记得每逢“双十节”，电懋就会组织一个团队庆祝；我父亲也当过领队，带着一批明星浩浩荡荡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