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辜鸿铭的谩骂，严、林二人无言以对，只好默不作声。
20世纪20年代，印度大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来华访问讲学，国内学人纷纷大加赞赏，将泰氏奉若神明，梁启超甚至恭维他说中国文明的母胎正在印度。与梁启超投其所好的做法截然相反，辜鸿铭则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来华不久，泰戈尔便登门拜访辜鸿铭。辜氏非但没给泰氏好脸看，反而对他的文学、哲学、宗教主张大加非难。他说:
泰戈尔博士的文章，是不是太过于华丽了，文章若是过于华丽，反而会失去力量……
泰戈尔博士的著作中，也蕴藏着一些□□精神，但是你不通《易经》，没资格讲演“惟精惟一”那种最高神的真理，所以，我警告你，我要把你送到疯人院去；我又劝你，回印度去整理你的诗集吧，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把讲演东方文化的工作让给我……
泰戈尔刚欲进行辩解，辜鸿铭不等他张嘴，又大声说道：
泰戈尔博士还是不要到中国来讲学了，就在印度唱吧！
在辜鸿铭这一番好似连珠炮的奚落下，享誉世界文坛的泰戈尔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搞得很不痛快。
那么辜鸿铭缘何如此之“怪”？怪就是异常，就是所思所行出人意表，不合世俗常人的逻辑。温源宁先生曾这样概括辜鸿铭的“怪”：
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奴隶标识（辫子）的□□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这种概括很聪明也很有趣，但是它却还没有抓住辜氏之“怪”的□□。在世人眼中，辜鸿铭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一点，是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的内在矛盾。其实仔细想来，辜的诸多矛盾举动并非无法解释，从其一生的经历当中不难发现答案。虽然生于南洋，学于西洋，然而辜鸿铭体内毕竟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一旦他被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所吸引，就会义无反顾地去了解它、维护它。倘若有人对传统文化表示不敬，辜鸿铭自然挺身而出，加以反击。但由于辜鸿铭本人性格偏激好走极端，于是在处理国学与西学的问题上，往往情感战胜理智，无论国粹还是国渣，只要是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即便是皇帝、太监、辫子、立妾、缠足此等腐朽得不能再腐朽的糟粕，都不许外人加以评点。谁若是越雷池一步，等待的后果便是辜鸿铭的一顿酣畅淋漓的痛骂。
身逢中西文化交汇、清廷江河日下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的虔诚笃信者，辜鸿铭有心卫道，却无力回天，这是时代赋予他的悲剧，而他仅是时代所孕育的一个“怪胎”而已。故而，作为今人，在审视辜鸿铭对儒家学说的狂热追求、对封建旧物的顽固依恋、对新派理论的强烈抵制时，是不是应当多一份同情，少一份嘲讽呢？毕竟其行为可笑，但精神可嘉。毁之过甚并无意义，尊之太高也不符史实。
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肺病发作，撒手人寰，世间又少了一根男辫子。《大公报》简讯中写道：“他（辜鸿铭）为学好推崇儒家，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又主忠君之说。性孤僻，发辫至死犹存。”而时隔4个多月，据9月16日《申报》统计，截至当时，在北京各色人等中（包括郊区），共剩下男辫子4689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