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nte但丁
根据薄伽丘《但丁传》（约1360）中的记述，这位诗人去世时，《神曲》并没有写完，还缺少最后13章，朋友们劝说他的儿子雅各布和皮特罗将它完成。但丁死后8个月，一天晚上进入到雅各布的梦中，牵着他的手将他带到一个房间，把一张墙上的芦席指给他看。第二天就在那张芦席下面奇迹般地出现了缺失的、已经发了霉的原稿。
哪种说法更蠢呢？是儿子们完成了父亲未完成的作品，还是但丁将原稿最后的章节藏了起来，而不是寄给他的保护者坎格兰德·德拉斯卡拉去整理，最后还因为一个梦被发现了呢？
两千年来，人们还傻傻地认为《申命记》[18]是摩西所著，后来才不得不承认是约西亚[19]的作品，是他伪造了发现《妥拉》[20]遗失卷的故事。现在我们也经常在扮演或真或假的傻瓜，相信或假装相信一个知名作家身后留下了一系列遗稿，而显然作者另有其人：通常这些人在所谓的作者还健在时就已经开始替他们写作了。
Datazione纪元
在西方，人们使用一种以理论上应该是耶稣诞生那年为时间轴起点的纪元方式，然而，专家又告诉我们，基督其实生于纪元前4年——这显然是他的第一个神迹喽。但因为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说，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我们这种纪元方式。犹太人按照《旧约》以创始之初为元年；佛教徒则是从佛陀诞生开始计算；伊斯兰教的元年是以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往麦地那的时间为起始的，至少这还算个历史事件吧。这类纪元法大致如是。
法国大革命试图用一种更为理性的纪元法来代替前者，却由于蠢人们的反对，未能如愿。其他近现代的提议，如以标志帝国主义起源的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或是被视作技术新纪元的人类登月之年1969年为元年，也没有更幸运地被采纳。对我们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保持现有元年不变，但将它称为“我们的公元前”或“我们的公元后”——这样一来，基督就还是诞生于我们的公元前4年，而不需要引发神迹。然而，即使是这种人畜无害的提议，也不能博得蠢人们的欢心。
Dean（James）詹姆斯·迪恩
詹姆斯·迪恩是一位好莱坞电影明星，24岁时遭遇车祸，死在一辆保时捷里，因他的早逝而更加知名。他的死因，与其在短暂演艺生涯中仅有的几部电影中演绎的叛逆青年形象十分相称。尤其是《燃烧的青春》（1955）中游手好闲的青年。这部电影的片名使人想起格特鲁德·斯坦因所说的“垮掉的一代”和托马索·帕多阿·斯乔巴所谓的“巨婴”。
这部影片如今看来依然很现实，因为它超前地表现了现代年轻人作为无聊的存在主义者的生活态度，人们可以每晚站在小镇发出震耳欲聋响声的酒吧前，观赏自己手里的酒杯；也因为片中青少年互相飙车，冲向悬崖，看谁有勇气最后踩下刹车，这样的场景已经被列入当下青年的冒险手册。
在那些愚蠢游戏中，每个人都冒着生命危险，希望对方认输。然而遗憾的是，这种游戏不仅叛逆青年在玩，历史上的政客们也在玩：从古巴导弹危机到美苏军备竞赛。理论告诉我们，这种游戏不容许理性的战略——所以，任何年龄段的智者都不会去玩。
Democrazia民主
基于投票选举的民主，是西方政客最爱玩的游戏，他们热衷于此，甚至想把它强制出口到对此并不感冒的国家。不过，这个游戏只有在结果尽如人意时人们才想玩，反之则会终止游戏，并将参与者三振出局。这并不只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
比如1972年在澳大利亚，在保守党执政四分之一世纪后高夫·惠特拉姆带领工党取得了胜利。此后，1974年英国女王在他的要求下下令解散不受欢迎的议会两院，这一事件成为了“澳大利亚宪政危机”事件的开端，戳穿了英国在英联邦国家只行使形式上的领导权这一骗局。
2011年，贝卢斯科尼政府在欧盟的操控和国家总统的执行下被罢免。而2015年在希腊，人民公投反对欧洲银行举措的结果也被齐普拉斯政府颠覆，即使他曾表示支持民众的决定。谁还会这么傻地相信政府会对人民施行民主，难道仅仅是因为“民主”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主权在民？
Diderot（Denis）德尼·狄德罗
德尼·狄德罗是历史上抨击愚昧最激烈的人。他的《哲学沉思》（1746）被判“撕毁和焚烧”，自己也遭遇了几个月的牢狱之灾。这并非偶然，因为他的思想和作品被认为是“可耻的，与宗教和道德唱反调的”。在他的研究中有一些在当时非常前卫的东西，如后来得到达尔文证实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
在《宿命论者雅克》（1773）一书中，狄德罗又超前地使用了现代小说的写法，记录了那些涌入一个才华横溢的人脑中的纷乱思想。这种手法，后来被运用到那部划时代的《百科全书》（1745—1772）中，起初由德尼罗与数学家达朗贝尔进行对话，最后，前者百折不挠地独自完成。这部作品，立刻获得了知识分子及反愚昧人士的盛赞，成为启蒙时代留给我们的重要精神遗产。
《怀疑论者的漫步》（1754）则建立了一种世俗的教义。开篇写道：“上帝，我不知道你是否存在。”结尾则是：“假如另一个世界存在，我希望得到你的奖赏，但在现世我所做的一切都由我自己完成。”
Dio上帝
“上帝是一种完全虚幻而无法理解之物，用于解释可见却无法理解的事情。”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在小说《傀儡十四》（1981）中如是说。确实上帝总是被人们徒劳地祈求着，希望他为自己指点迷津，但又往往把事情变得更复杂。
“一切归于上帝”是一种逻辑谬误，一句经常空洞地重复而显得相当滑稽的蠢话。比如，在回答一些关于宇宙的问题时，这种理论使用的是老式的宣教手册体：“谁创造了世界？是上帝。谁创造了地球上的生命？是上帝。谁赋予人类意识？是上帝。”
这些看起来正确，实际上却一无是处的回答，并不能为我们解释世界、生命和意识存在的原因。而真正的科学理论，却能在同样的问题上通过准确的宇宙学、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机制向我们很好地说明世界、生命和意识的起源。
Discalculia计算障碍
9乘以7等于几？一旦回答者不能脱口而出地回答“63”，就会被认为愚蠢、无知，如今，他们被称为“计算障碍者”。这类人不仅有对数学感到吃力或提不起兴趣的儿童，也包括很多对一些十分简单的计算同样要愚蠢地求助于计算器的“正常”的成年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变得越来越不精通算数，越来越依赖机器。当下，如果我们要去银行办理存取现金业务，一旦遇到系统故障，必须耐心等待故障修复，因为工作人员无法人工完成这项业务。
阿西莫夫在短篇小说《9×7》（1958）里想象了一个由机器垄断计算的世界，小说中有个人突然发现，人类也可以计算！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机器所做的人都可以做到这个概念。这与如今所谓人工智能的理念——机器可以做到人能做的一切——是一脉相承而又恰恰相反的。
Discorsi演讲
一天，桑丘想对堂吉诃德讲一件事，堂吉诃德便告诫他：“你的演讲要简短，因为太长不招人喜欢。”即使是一些令人无法忘怀的演说，我们最后记住的也不过是其中一两句名言：从温斯顿·丘吉尔的《热血、汗水与眼泪》（1940）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3），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1963）到史蒂夫·乔布斯的《保持饥饿，保持愚蠢》（2005），都是如此。
尽管政客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长篇演讲，却鲜有自己亲手写稿的。甚至有一种名为演讲写手的职业，专门为各位教宗、政府及国家领袖、部长、议员和各级官员写讲稿，再由这些人向同事或公众宣读，就像是自己创作的一样。
但有时也会遇到麻烦。就像2009年贝拉克·奥巴马在爱尔兰总理访问华盛顿时错拿了为对方准备的讲稿，其中包含对奥巴马总统也就是他本人的致谢。又像是2011年印度外交部长索玛纳哈利·克里希纳在联合国意外宣读了葡萄牙外交部长的讲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公众人物有时候只会愚蠢地鹦鹉学舌。
Dittatura专政
美国的国父们非常清楚，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悍卫美国宪法》（1788）中提出的“多数人专政”会对民主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这一表述后来又因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835）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论自由》（1859）而广为人知。
显然，“多数人专政”的威胁来自多数人的权利和意愿可以推行强制“民主”，形成唯一思想，这与独裁主义本质上并无不同。尤其当投票权受到限制，大部分投票者实际上只是选民中的少数人，即现今所谓“发达民主”或是“正面民主”趋势发生时，威胁就更为明显。
另一种类似的趋势是，通过多数选举制实现民主与可统治性的交换，允许少数投票者，也就是少数选民中的少数人，获得议会多数席位。这样，“多数人专政”就被愚蠢地偷梁换柱，变成了“少数人专政”，即“压缩专政”。
Divi明星
“明星”，最早是指《荷马史诗》里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后来又指恺撒之类的罗马君主，慢慢过渡到指代爱莲诺拉·杜丝这样的戏剧名角，或是葛丽泰·嘉宝这样的电影明星。这一词语的意义就是这样一步步逐渐演化，不再代表历史的主角，而是那些扮演他们的人。
追星族的愚蠢，在从戛纳到威尼斯等各大电影节的红地毯上格外闪耀。在这里挤满了无所事事、不分老幼的蠢人，希望能亲眼看看那些开屏孔雀一般的男女明星。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在电影里，演员们不过是露露脸，然后挤眉弄眼地做出表演，而向观众传递思想的实际上却是导演和编剧。
在流行乐演唱会上情况也不尽相同。歌迷们的欢呼和喝彩使他们无法认真感受歌手的演奏和演唱。甲壳虫乐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66年，他们决定停止这样愚蠢的巡演，但50多年后，他们的决定依然只是愚蠢的音乐马戏团里的一个智慧的例外。
Divise制服
在纪录片《发现的乐趣》（1981）中，理查德·费曼对制服和领章进行了猛烈抨击，他的父亲曾教他鄙视它们。这对父子的观点是，不看一个人做什么或做过什么，而仅仅因为他身着制服或炫耀自己在军队、政界或宗教界的等级就对其大加尊崇是非常愚昧的。
在科学领域自然也一样。事实上费曼的抨击也延伸到了诺贝尔奖及其他荣誉称号上，因为这些奖项与一名科学家的价值毫无关系。正如费曼为这部纪录片和他死后出版的另一部杂文集（1999）定下的题目，科学的价值就在于发现的乐趣。
费曼所提到的制服显然也包括教宗的那一身。他的制服与国王及女王的制服一起构成了范例：这些人不因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却因为戴在他们头上的王冠而受到尊敬。即使他们拒绝佩戴，那些王冠依然牢牢地长在他们头上。世上还有狡猾的教宗和国王，竟然还有愚蠢的信徒和臣民对他们顶礼膜拜，这真是对人类尊严的一种侮辱。
Divorzio离婚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1721）中这样写道：“多神教允许离婚，基督徒则禁止离婚。这一变化起初似乎并不要紧，但却渐渐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后果。它不仅使婚姻的所有甜蜜遗失殆尽，更损害了婚姻的目的：希望加强婚姻的纽带却使它更为松散，希望夫妻同心却让双方渐行渐远。”
因此，在孟德斯鸠看来，基督教的婚姻道德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十分愚蠢。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埃德·沙普利却因为事实不如自己设想中乐观而显得愚蠢。
在与戴维·盖尔合写的杂文《高校招生与婚姻的稳定性》（1962）中，沙普利认为，经过一系列离婚、再婚，有可能形成一种稳定的、所有人都感到幸福的婚姻关系。
人们必须这样做：假如一对夫妻中丈夫感到不幸福，原因是存在着他觉得比起妻子更加让他喜欢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同样认为他要比自己的丈夫更好，他便离婚与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再婚。反之，妻子也是如此。每次离婚情况都会有所好转，当这种离婚的数量大于所有男性和女性数量的乘积时，所有的婚姻就都稳定了，因为所有配偶都是幸福结合的。
Dogmi教义
当科学因观察和推论不断前行时，教会靠的是启示和宣告。神学经过几十个世纪被概括成一系列不可抛弃的真理，称作教义。根据迪勒里诺·文森佐的阐述，理论上无论“何地、何时、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教义。
但实际上，今天，无论“何地、何时、何人”都没有遵守这些教义，因为它们诞生于时代错误的荒谬。一方面，整个教会自上而下都对此默契地保持沉默，用以掩饰无法解释却又不得不维护它们的尴尬。另一方面，假如信徒们发现自己必须相信“圣子与圣父是一体的，圣灵既出自圣父又出自圣子，基督是一个人却有两种本性、两个意志，圣母马利亚没有原罪，在产子前、产子中、产子后都为童贞，耶稣复活并升天，圣母后来也去到了那里，在宗教范畴内教宗是不会犯错的”这些所谓的教义时，应该会拔腿就跑。每一条教义，教会的人都弄丢了一些片段，这不奇怪，若是他们保留了一部分反倒会使人惊讶。
Donne女人
有人开玩笑说，女人是愚蠢的，因为她们喜欢男人。大卫·希尔伯特则严肃地认为，从来没有伟大的女性数学家。有些人提醒他还有俄罗斯人索菲娅·柯瓦列夫斯卡娅和德国人艾米·诺特，他的回答是，前者不是伟大的数学家，后者不是女人。另外，也没有过伟大的女国际象棋手和女作曲家。
面对必须涉及生理性别的假设，政治正确者往往嗤之以鼻。他们嗅到了性别歧视的臭味，更愿意归结于历史社会条件对女性理性发展的抑制。这是个愚蠢的说法，因为这些条件并没有阻止像居里夫人这样的女性成为大科学家，或是像简·奥斯汀这样的人成为大作家。
一种还不算太蠢的解释来自詹姆斯·沃森，他认为女性的平均智商要高于男性，但浮动率较低。也就是说，女性平均都是聪明的，男性中则既有更多的天才，同时也有更多自闭和精神分裂者。这些极端个体中往往就能诞生伟大的数学家、国际象棋手和作曲家。
Dostoevskij（Fjodor）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托马斯·曼的文章《写在托尔斯泰的百岁诞辰》（1928）里他回忆到：一些俄罗斯人将托尔斯泰称为“肉体的先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精神的先知”。他写道：“某些东西一旦与心理学相关，就一定也与病理学相关。精神世界是疾病的世界，而健康世界则是肉体的世界。”
即使托马斯·曼对健康的托尔斯泰很生气，因为“托尔斯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无所知，对他作出的批判是愚蠢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病，因此，他做的一切也是病态的”，幸好他还是承认心理小说作家都有病。
情况有点复杂了，托马斯·曼认为托尔斯泰是愚蠢的，因为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病，但他自己也这么认为。人们弄不明白托尔斯泰和他究竟谁是愚蠢的，但可以确定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都是愚蠢的，因为他们写下的蠢话：精神和它的疾病。而托尔斯泰并不愚蠢，因为他写的是明智的肉体与健康。至少在他也染上同样的疾病，并最终加入蠢人的队伍之前，他还算个聪明人。
Droghe毒品
卡尔·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会对信徒产生心理镇静作用。翁贝托·艾柯说“宗教是人民的可卡因，刺激了基要主义的产生”。为了让这类比喻更加圆满，我还可以说宗教是人民的麦司卡林[21]，对神秘主义者起到致幻作用。不过除了这些比喻，毒品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是确定的。如“众神的食物与美酒”一般存在着印度婆罗门教的苏摩、犹太教的吗哪、《荷马史诗》中的莲花、狄俄尼索斯的葡萄酒、印第安人的大麻、墨西哥人的乌羽玉、印加人的古柯、亚马逊人的死藤水、牙买加人的大麻、斐济人的卡瓦胡椒[22]。
那些希望禁止毒品的傻瓜因此应该也要求禁止宗教信仰的存在。
其实上帝还有许多不同的方式：隔绝感官的漂浮罐，沙漠，修道院或监狱的小隔间，斋戒与通宵祷告，喋喋不休的舞蹈、歌曲或赞美诗引起的恍惚，各种冥想技术的呼吸练习，等等，均是将人与现实世界隔离，控制人的思想的方式。所以，要达到宗教意义上的疯狂，毒品并不是必需品，尤其是对本来就疯疯癫癫的人来说。
Dubbi怀疑
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诗人威廉·叶芝在《基督再临》（1920）中写下：“上焉者毫无信心，下焉者满腔是激情的狂热。”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则在散文《如何避免愚蠢的见识》（1933）里再次阐明：“当今世界蠢人总是自命不凡，智者却满怀疑虑。”
这两句名言都故意使用了反论，因为按照常识，往往认为那些迟疑的、犹豫不决的人是愚蠢的、低级的，而坚定的决策者则是智慧的、高级的代表。据此，生物学家马丁·施瓦茨还写下了题为《愚蠢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2008）的文章。
事实上，科学领域盛产愚人。第一，科学问题刚出现时往往给人以无法解决的印象，且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难以被攻克的状态。第二，科学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出其不意的。第三，得出结论后，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个结论是多么自然又显而易见，于是发出感叹：“我太蠢啦！居然没有立刻想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