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独自一人坐在厨房小桌旁。他一天的工作时间通常开始于早上七点，晚上下班往往要拖至十点。那天他突然要去医院割阑尾，收拾好了一只包裹在等哥哥桑迪和我放学，叫我们不必惊慌。他向我们保证“没事的”。我们清楚，早在一九二〇年代，他的两个兄弟都死于阑尾切除术的并发症。那一年，母亲是我们学校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主席，正好在大西洋城过夜，为了参加全州范围的家长教师联谊大会，这颇不寻常。在父亲打电话到酒店告知她后，她立即准备回家。我相信，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妈妈的治家才干可与《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相提并论；她护理我们战胜所有的疾病，即使在弗洛伦丝·南丁格尔那里，我们也得不到更好的照料。事事都会在妥善的掌握之中，那就是我家当时的惯常状态。
那天晚上，当她的火车缓缓驶进纽瓦克车站时，外科医生已打开父亲的腹腔，看到的情形一塌糊涂，开始为他的康复感到绝望。他才四十三岁，就上了病危名单，存活率低于百分之五十。
只有大人才知道当时情形有多糟糕。我和桑迪被允许继续相信，父亲是坚不可摧的——结果，我们的信念还真灵验。尽管父亲多情善感，极易陷入顽固的忧虑，但他的人生标记仍是他东山再起的毅力。我亲密相知的人士中——除了哥哥和我自己——真还没人能比得上他。他情绪的跌宕起伏，幅度既大，速度又快；他对各种事物认真在乎；遇上严重的挫折，坦然地承受折磨；等挫败感渐渐平息下来，他又积极攀爬回去，收复失地，再次向前。
他因新近问世的磺胺粉剂而获救，该药开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用来救治战场上的伤兵。无论如何，幸存的过程仍是一段可怕的考验。近乎致命的腹膜炎令他非常衰弱，一连十天的打嗝更是雪上加霜。那段时间他无法入睡或进食，体重掉了近三十磅。在我们的眼中，他皱缩的脸庞简直就是我们老祖母的拷贝。他和兄弟们都崇拜自己的母亲（对父亲——一名话不多、专断、冷漠的新移民，在老家加利西亚时学做拉比，来美国后一直在帽厂工作——则怀抱比较复杂的感情）。伯莎·罗斯是一名简单善良的乡村女子，既不郁郁寡欢，也不牢骚满腹。但她日常的面部表情显示，她对安逸的生活从不抱任何幻想。父亲的长相与祖母的神似，这点要到他八十多岁时，才再一次诡异地呈现出来。其时，他陷入了一场生死博弈。这位体格尚算健康的老人，外表上的坚不可摧已被剥夺，只剩下一脸茫然。他的视力问题或行走困难，严重损害了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更主要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拥有意志力；在过去，意志力一直是帮他排忧解难的卓越助手。
他在纽瓦克的贝斯·以色列医院足足躺了六个星期，出院坐车回家后，尽管有我们的搀扶，却几乎无力爬上我们二楼公寓并不太高的后梯。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冬天。透过窗户的阳光照亮了父母的卧室，桑迪和我进来问候，既害羞又心存感激，为他的无助感到震惊。他有气无力地坐在角落里一把孤独的椅子上，看到我俩时再也无法自控，开始抽泣。他还活着，阳光明媚，他的妻子不是寡妇，他的儿子仍有父亲——家庭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一个十一岁小男孩无法理解父亲的眼泪，这一点都不复杂。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我当时实在看不透，难道还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我知道，在我们的街坊中，只有两个男孩的家里少了父亲。在我眼中，他们的不幸不亚于当时的一名盲人女同学。她曾来我们学校一段时间，全靠他人的朗读和引路。没有父亲的男孩似乎与众不同，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有点可怕，甚至带点禁忌。其中一个是模范服从者，另一个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父亲已经死去的事实有关。这种想法尽管天真，但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街坊中有离婚家庭的孩子。除了在电影杂志和小报的头条新闻中，离婚是不存在的，肯定不会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中间。犹太人不离婚——不是因为犹太法律禁止离婚，而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犹太父亲喝醉回家，殴打自己的妻子——在我看来，我们的街坊就是犹太人的街坊，从没听闻此类轶事——也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意识中，犹太家庭是不容侵犯的避风港，它对抗一切威胁，不管是个人孤立，还是非犹太人的敌意。它被认作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团结堡垒，无论有多少内部的摩擦和冲突。听吧，以色列，家庭就是上帝，家庭就是一个整体。
不可分割的家庭是第一条诫命。
在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当父亲的弟弟伯尼宣布，打算与育有两个女儿、相处近二十年的妻子离婚时，母亲和父亲都惊呆了，仿佛听到他犯了命案。伯尼如果真的杀了人，被关进监狱，尽管这是可憎和费解的罪行，但父母仍可团结在他的背后。但是，当他打定主意，不仅要离婚，还要去娶一名更为年轻的女子，他们的支持马上倒向“受害者”，即弟媳妇和侄女们。由于他的罪过，即违信于自己的妻子、孩子、家族——抛弃他作为犹太人和罗斯家族一员的职责——伯尼受到几乎一致的谴责。
时过境迁，离婚并没摧毁任何一个人，家庭的分裂才得以慢慢愈合。事实上，伯尼的前妻和两个女儿，虽因家庭解体而忍受痛苦，却从没像其他亲戚那样地愤愤不平。很大程度上，愈合的成功归功于伯尼本人，他比审判他的大多数亲戚更善于外交。另外一个原因是，对父亲来说，家庭团结的必需和家庭历史的纽带，战胜了他喜欢劝诫他人的本能。不过要到四十多年后，两兄弟才张臂拥抱，以一个明确无误的行为，来昭示他们无条件的和解。这发生在伯尼去世的数星期前，他已七十多岁，心脏急速衰竭，没人指望他能活多久，包括他自己。
我开车带父亲去看伯尼和他的妻子露丝，他们的公寓坐落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一个退休村，离我家二十英里。这一次轮到伯尼换上他那坚忍老母亲的小脸开门让我们进来时，他的容貌就呈现出这一神似。一遇到这样的困难时刻，它似乎会在所有罗斯兄弟的脸上出现。
通常，两个男人见面时握个手就行了。但当父亲步入走廊，大家一下子变得心知肚明：伯尼的时间不多了，几十年的分隔追溯到最初，那时两人都还是父母膝下的小兄弟。于是，握手被有力的拥抱替代，持续整整几分钟，两人都热泪盈眶。他们似乎在说再见，跟已经过世的人，也跟对方。他们是严厉的制帽匠森德和冷静的伯莎幸存下来的最后两个孩子。伯尼安稳地靠在哥哥怀里，似乎也在向自己告别，没有丁点的防范、抵抗、反感，甚至没有回忆。兄弟俩之间尽管有差异，但都深切感受到同样的亲情煎熬；所忆起的一切都是沉淀下来的纯真性情，简直叫人难以承受。
父亲回到车上说：“上一次这样拥抱，我俩还只是小男孩。我的弟弟快死了，菲利普。他坐在婴儿车里，我曾推着他到处闲逛。我母亲和父亲共养育了九个孩子，我将是最后一个。”
在开车回到我家（他就睡在我家楼上的后卧室，声称每次都能像婴儿一样倒头就睡）的途中，他重述了他五个兄弟坎坷的人生——破产、疾病、亲家争执、婚姻纠纷、不良贷款、子女麻烦、他们的高纳里尔、里根、考狄利娅[2]。他还忆起他唯一的妹妹的殉难，以及她和所有亲戚所承受的苦楚，她的簿记员丈夫喜欢赛马，因贪污坐牢。
我并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他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
作为一个孩子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我永远有一个父亲，现实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有时相处得尴尬，很容易发生分歧和误解，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有同样的不耐烦和任性，相互碰撞，徒增紧张，外加男人的笨拙。尽管如此，我与他的联系仍无所不在。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再以鼓起的肱二头肌和道德约束来攫取我的注意力，也不再是我必须抗衡的庞然大物——我自己也在渐渐步入老境——我变得能够享受他的笑话，握着他的手，关心他的健康，以自己十六、十七、十八岁时所憧憬的方式来爱他。当年，既要与他打交道，又觉得抵牾迭起，这种形式的爱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所承受的特殊负担，以及他在无法自选的制度中的挣扎，我对他素来怀揣尊敬。在我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犹太男孩需要扮演一个神话角色——成为父亲未能成为的英雄人物——我可能已获成功，只是没有通过预定的途径。我远离家人将近四十年，现已做好准备，极欲充当一名最有爱心的儿子。然而，他却拾起了另一日程，就是为死做准备。他嘴上不说，可能也不作此类的思考，但这就是他眼前的工作。他会尽量求生，但一如既往的，很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
为死做准备不同于尝试自杀——事实上可能更难，因为你在试图做的，却是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你惧怕它，它又客观存在。这份工作必须完成，没人帮忙，全凭自己。过去几年中，他已有两次在鬼门关外徘徊，突然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病得很重。我当时一年中有一半时间住在国外，赶紧飞回美国，发现他如果没有椅子的支撑，几乎无力从沙发那儿走到电视机前。医生每次为他做细致的检查，都找不出病因，他仍旧每天晚上上床，做好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过来的准备；醒来之后又需要足足十五分钟，让自己在床沿上坐起来；接下来的剃须和穿衣，还得花费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天晓得是多久，他伛偻着坐在一碗麦片粥面前，一动也不动，全无食欲。
我和他都认为，这可能就是他生命的终点，结果他却没死成。经过数星期，他得以恢复体力，再次成为早先的自己，厌恶里根总统，维护以色列，打电话给亲戚，参加葬礼，写信给报纸，咒骂威廉·巴克利[3]，观看《麦克尼尔·莱勒》[4]，告诫已成年的孙子，巨细无遗地回忆离世的亲人，正确无情地——全是自告奋勇的——监督善良的同居女子的热量摄入。尽管有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欠缺，他曾在保险业取得显著的成功；相比之下，现在尝试死去，似乎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他最终也会成功——尽管对分配在自己名下的每一份工作都尽职尽责，但很明显，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过，他的遭遇从来都不简单。
毋庸置疑，我与父亲的联系，从不像我与母亲的纽带那样有形、能带来身体上的愉悦。她的身躯已化成一件光滑的黑色海豹皮外套，而幸福地钻进这外套取暖的，就是我这个最年幼、享有特权、受到溺爱的小男孩。那是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我们每半年去一次曼哈顿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和唐人街，父亲正开车把我们送回新泽西的家。我好比一头无以名状的小动物，冠上了已逝外祖父的名字；又好比仍处原生状态的小男孩自身，正在学习如何掘穴藏身；通过每一根神经末梢，与母亲的微笑和海豹皮外套相连。而父亲彻底的尽责、不懈的勤奋、不通情理的固执、苛刻的怨恨、幻想、无辜、忠诚、恐惧，也都是我的原型，让我成为今日的美国人、犹太人、公民、男人，甚至作家。活着本身就是以她的菲利普活着；但在与动荡世界的碰撞中，我的历史仍要以他的罗斯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