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六十岁的哥哥
他在讲话，我却在思考那些由人生演变成的故事，以及由故事演变成的人生。
——内森·祖克曼，《反生活》
亲爱的祖克曼：
你知道，在过去，相关事实始终是我笔记本中的随手记录，也是我小说创作的必由之路。对我来说，或对大多数小说家来说，每一个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事件，无不起源于具体的事实，而与哲学、意识形态、抽象的东西无关。然而，出乎自己的意料，我现在似乎要写一本绝对是本末倒置的书。要拿起冥思苦想之后定了型的东西，榨干其中添加的水分，再让体验重新回到虚构前的原始真实。为什么？为了证明我这个自传写作者，明显不同于人们所想象的？为了证明我从生活中汲取的信息，即我小说所呈现的，是残缺不全的？如真是这样，我不会自找麻烦；因为细心的读者如有足够兴趣，满可自己找到答案。没人吁求这样一本书，也没人下令，更没人上门来向罗斯索取。假如真有这样的命令，早在三十年前就已颁布了；其时，我的某些犹太长老质问，究竟是哪个小子写出这样的文章。
恰恰相反，它的诞生似乎出于另类的必要，给你看这份手稿——就是否应该付梓征求你的意见——就是促使自己作出解释，到底是什么导致我以这样的散文体来毫无掩饰地袒露自己。迄今为止，除了其他的用途，我过往的经历一直被当作转型和巧妙解说自己人生的基础。我在非想象的世界中，基本上从不向严肃的听众赤裸裸地宣扬自己的私人生活（或扮演一名强加于人的电视人物），时至今日却在众人面前呈现转型之前的自我，那是为什么？自我暴露的钟摆两端，一端是梅勒型的积极暴露，另一端是塞林格型的与世隔绝，我占的位置居中。在公共场合中，我既抵制无端的窥探或自我梳妆，又不在保密和隔离上故作神秘。事到如今，为何又追求起履历的知名度？况且，我受到的教育让我确信，小说的独立现实才是唯一重要的，作家应该躲在幕后。
好吧，让我开始回答——此时此地，我计划中的自我暴露，其主要对象还是我自己。你已年过五十岁，亟需面对自己；数月前，它就发生在我身上。其时，我身陷无奈的混乱，再也无法弄懂曾是显而易见的东西。我为何从事如此行当？为何选择如此居所？为何与如此人士分享生活？我的办公桌已变成一个可怕且陌生的所在。我生命的早期曾有过类似的危机，当老方法不再奏效——无论是针对大家都要面对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还是专业性的写作问题——我就会下定决心，全力以赴，去投入人生的重建。但这次不同，我开始相信自己已无法东山再起，非但觉察不到重塑的可能，反而觉得正在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我在叙述一次精神崩溃，没有必要在此详述细节，但我会告诉你，那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即我十年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原来的一个小手术演变成了一场持久的体力考验，遂又引发极度的抑郁，在情绪和精神上将我推到崩溃的边缘。在崩溃后的冥想期间，随着疾病的缓解，思路重返清晰，我开始不由自主地聚集几乎所有的清醒时辰，来关注自己身处数十年的世界——回忆自己的出身和现状的起源。宛如你丢失了什么东西，就会说，“好吧，让我们回忆一下已发生的每一步骤。我走进屋子，脱掉衣服，来到厨房”等等。为了找回丢失的，不得不返回开初的那一瞬间。但我找不到那一瞬间，只找到一系列的瞬间，好比一部包含多种起源的历史。那就是我现在记录下的，为了重新占有人生。正如我所说的，以前我只是在寻找可获转型的，从未像现在这样，竟在测绘自己人生的点点滴滴。为了返回先前的生活，找回活力，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我开始让经历回复到它转型之前。
也许我想蜕变成的，甚至不是真正的自己，而是在上大学之前的那个小男孩，或是在操场上与邻里伙伴玩耍的那个小男孩——即返回原点。几近崩溃的我，又满怀感激地投入普通生活，那是一段最平淡无奇的生活。我猜，我是想返回一个再出发的起点，一个较为普通的罗斯的起点。同时，我又想重历那些使人定型的遭遇，回味那些最初的斗争，走进那个斗志昂扬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想象力狂躁的一面狂飙突起，我因此而变成自己的作家。我回到原点，并不想寻觅素材，只是为了出发，再出发——燃料已经耗尽，现在回来是为了嗜饮有魔力的血液。你祖克曼，在《反生活》中通过英国妻子获得新生；你的兄弟亨利，与西岸激进主义者一起在以色列追求新生。你俩在这同一本书中都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理所当然的，我像你们一样也应获得新的机遇。我忙于写作时，可能看不清自己到底要什么，现在则恍然大悟。这份手稿体现了我的反生活，是我所有小说的解药和答案，有关你的小说则是其中的高潮。如果说《反生活》可被理解为有关结构的小说，那么这份手稿便是一副光秃秃的骨架，即人生的结构，不带任何的小说成分。
事实上，那两部关于你的篇幅略长的小说，我已足足写了十多年，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对自己生活作进一步的虚构已让我颇感厌倦。我将一名与自己经历相仿的角色，软磨硬泡地引入这个世界；所不同的是，他魅力更大，经历更加活力四射，更加充满乐趣……在这段时间，我则很大程度上都是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与打字机做伴，毫无乐趣可言。我自己设定的规则——必须想象出某些情节，让它们发生在犹如我的投影或代理人身上；那些情节——既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是从没发生，更不是绝不可能发生——已把我耗尽。如果说这份手稿传达了什么，那就是，我已筋疲力尽于面具、伪装、扭曲和谎言。
当然，即使没有几近崩溃以及由之而起的自我审视，此时此刻，我仍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挥动鞭子，操纵事实，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精彩感人。我颠覆，美化，重组，渲染有关的经历，使之转化为一种神话——三十年之后，即使处于最理想的情形之中，我似乎已经受够了。去神话化，实事求是，让身历的事实与陈述的事实并排陈列，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即使不是我唯一可做的事。此外，我自觉转型的能力和相关的想象力仍处于崩溃的边缘。我几近崩溃的其余功能，也在直觉地告诉我，只保留作品中朴实无华的独特，是补救我损失的必由之路。它是我复原的手段和坚强起来的途径，甚至容不得我的自由选择。我需要尽可能多的澄清——去神话化，以帮助铲除我的病态。
这并不表示，我无须抗拒如此的冲动，即让不够戏剧化的东西戏剧化，让基本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让很少暗示的东西变得寓意深长——我如能硬下心肠，克服小说家的精神疲劳，还会联想到另一种诱惑，即一旦事实不引人注目，便索性抛弃这些事实。几近崩溃之前的几乎每一天，在我看来，有些事非做不可；现在要从中逃脱，总的来说，比我想象中的更为容易。一是采用非虚构的态度，既不引人注目，又不凶相毕露；二是给内心的火炉鼓风，设法从经历中冶炼出更多故事。两者相比，或许前者更能使我走近真情实感。我既不想争辩，有一种存在只能在小说中找到，在真实生活中却是不存在的；也不想争辩恰恰颠倒过来的情形。我只想简单指出，存在这样一本书，不含想象的愤怒，忠实于提炼出来的事实，就可以解读在小说中遭到混淆、夸大、扭曲的真谛，还可以击中相关的感情要害。
我承认，这封信中所用的“事实”二字只是它的理想形式，比它在标题中的意思更为单纯专一。很明显，事实从不自行走到你的身边，它的组合全靠你自身经历所养成的想象力。对过去的回忆并非对事实的回忆，而是对你想象中的事实的回忆。像我这样的小说家谈到，要展示“毫不掩饰”的自己，要描述“没有虚构的生活”，其中未免有天真的成分。我曾宣称，搜索事实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治疗过程；这招致了读者过分简单的理解，却不是我喜欢的初衷。你搜索过去，因为头脑中存有一定的疑问——哪些事件导致你产生这些具体的疑问。这并不表示，你在自传中让你的思想从属于事实；而是表示，你构建一系列故事，以一条颇有说服力的假设将相关事实串在一起，以揭示你个人履历的意义。我想，给这本书冠名为《事实》已引出这么多疑问，改之为《征求疑问》岂不更令人啼笑皆非。
最后一个看法与促使《事实》一书出版的苦衷有关；这之后，你便可不受干扰，继续你的阅读了。我不敢完全肯定，只在私下思忖，写出本书是否因为，我不仅疲于制造那些虚构的自我传奇，不仅视之为自己几近崩溃的自发治疗，而且把它当作一种慰藉，因为在我心中，母亲似乎死得莫名其妙——在一九八一年她七十七岁时，甚至把它当作一种激励，让自己鼓起勇气走近八十六岁的老父亲。他知道生命的尽头已在迫近自己的脸庞，犹如他用来刮胡子的镜子（不同的是，不管白天黑夜，在他眼前的死亡之镜是永不消失的）。尽管在别人眼中不甚明显，但我认为，母亲的过世在大家的潜意识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观察到，省吃俭用、卓有远虑的父亲都不愿作长期规划了。他虽然健康，但已龙钟老迈，因染上不治之症而心绪不宁。像其他身患绝症的人一样，老人知道关于死亡的一切，只是不知它前来叩门的时间。
我不知道，一名五十五岁男子对父母的渴望因自己的几近崩溃而获得爆发，能否成为这份手稿的罗塞塔石碑[1]。我也不知道，当本书叙述的事件发生时，我们大家都还在场，没人离世或濒临一去不复返的边缘，这算不算是一种安慰？尤其是现在，我仍在试图恢复自己的精神平衡。我更不知道，重回过去那一刻，是否让我颇获安慰？因为在当时，因父母过世而激起的悲伤是无法想象、出乎意料、毋庸讨论的；而自己的死亡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父母像是在小孩周围设立了一个保护圈。
我想，这差不多就是我写本书的全部理由。现在的问题是，除了我自己，为何还要让他人来阅读？尤其是我承认，他们已在其他地方获悉不少同样的信息，只是以不同的名义；尤其是我认为，一部分是由于这一次努力，我再一次与自己的目标珠联璧合，重新投入生活；尤其是本书似乎是我第一次在不知不觉中写成，听起来又像是二十五岁年轻人的声音，不像是专门叙述你行状的作者的口吻；尤其是本书出版后，会让我感到赤身露体，我并不特别希望如此抛头露面。
此外，还有暴露他人的问题。我在写作时向大家坦承自己的私密情感，因此愈感忸怩不安。我回过头去，修改了与我交往人士的真名实姓，以及几个可作识别的细节。这并不表示，我的修改可以保证完全的匿名（在他们的和我的朋友眼中，这些修改无济于事），但至少可提供点滴的保护，以躲避陌生人的骚扰。
除了这些给出版带来麻烦的考虑，我还有更大的疑问：这本书到底好在哪儿？不过，我在此无可奉告。因为对我来说，《事实》的意义比显而易见的更为深刻；还因为在我先前的创作中，你、波特诺伊、塔诺波尔、凯普什极大地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保持坦率。
真诚的，
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