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看马庆生的整张脸和整个人了。
右眼瞎了。左腿断了。鼻子塌了。
在车祸现场就确定了右眼的瞎，右眼眼珠当场溅出。同样确定的还有左腿的断，被甩出去的半截左腿，离他的身子有五米多远。庆幸的是，这两天医生对断了的鼻梁作过修补，看上去像个鼻子的样子了。
我果真强壮如女汉子，敢于如此冷静地直视它们，描述它们？原谅我，亲爱的，看在马庆生有呼吸有体温的份上，我就对这些残缺忽略不计吧。与活着相比，这失去的右眼左腿算什么呢？至少，他还有一只左眼，虽然变了形，大抵还能看得见两米以内的事物。他还有一条右腿。马庆生缠紧绷带的那条右腿架在高高的铁架上。
现在，站在马庆生床前，我只恨自己个子不够魁梧，不能像一堵墙堵住他的视线。马庆生的隔壁四床，一个半截人，膝盖下面全是空的，搅拌车把它们搅碎了。真是的，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人放在邻居位置呢。我堵在马庆生面前，不让他看。
你睡一会，啊，睡一会。
唔。唔。马庆生唔了两声，扭过头去不看四床。
一会儿，他的头又扭过来，忍不住去看四床。左眼微弱的视力不影响他看见四床膝盖下面空无一物。
你睡一会，啊，睡一会。
泪水从变形的左眼眶流下。
马庆生终于哭了。
这就是我盼望的泪水？
进入重症监护室后，我曾经非常疑惑，那些清醒的病人为什么不哭不流眼泪。平时，我们一点点疼痛一点点不适，都会眼泪直流。他们的泪腺也病倒了？他们眼里怎么这样的空洞洞？
你看见一只蜉蝣在大海里挣扎痛哭吗？小玉说，在巨大的灾难面前，蜉蝣已经不是它自己，被浪头挟裹放逐，拍打在哪个滩头算哪个滩头。
三天前，刚从死亡线上逃回来的马庆生就是这样一只蜉蝣。空空的左眼里，什么也没装。是别人的右眼瞎了，是别人的左腿断了，与他毫无关系。
一天前，马庆生开始愤怒。“失去”这个概念植入他的头皮。他愤怒地摆着头，咬牙切齿地恨。
你点个头吧，你点啦。马庆生的爱人趴在床边求他。
你晓不晓得，每天都有好多亲戚朋友来看你，你醒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马庆生的手狠狠地撞着床沿。
那个健身馆，你说开，我们就继续开，你说不开，我们就不开，都听你的。马庆生的爱人温顺地笑着，她摸他的额头，摸他的脸，摸到眼睛那里时，她的手很快滑过去，她摸他的手。
砰砰砰。马庆生的手还在撞。
你听话呀，你这样不听话，我怎么放心，你点个头啊。
马庆生摇头。
庆生，没事的啊。大不了，我们安两个假肢。你到哪儿去，我都陪着你。
马庆生不撞手了，他死死地拉住了她的手指头。
你听话，我的话听进去了，你就点个头，我出去放心。
马庆生不点头。
他怎么甘心点头！医生已经下了医嘱：右肢，截除。冰冷的字眼。手术电锯不会知道那条被它锯掉的腿，在主人生命中的意义。车祸现场丢掉的腿，现在就要锯掉的腿，与这位全市国标大赛冠军没有关系了。10月13日，一辆运沙车失控，与迎面而来的小车相撞。32岁的健身教练马庆生的一张脸瞬间被抹平。
马庆生的爱人第三次进到科室。
你点头啊。
他不点头。他撞他的手。
他说，拿走吧，拿走，我与这条腿绝交。
补记：
今天又一次目睹余主任被家属监控。
你们看，这最上面一个数据是氧饱和数，中间一个是心率数，下面的是呼吸。氧饱和表示血液中血氧的浓度，它是呼吸循环的重要生理参数……
八床监护仪前面，余主任给八床胃癌晚期患者马素蓉的儿子和女儿仔细讲解各种数据的意义。眼前这两位家属随身带着的东西丝毫不影响他安宁的面色，平和的语气。
我喜欢跟随余主任一起接待家属。许多深奥难懂的术语通过他的讲解都透彻明了。更重要的是，无论面对情绪多么激动的家属，他都一脸佛相，透出一股祥和之光。他的理念是，家属被病打蒙了，他们急火攻心，盲人摸象，这可以理解。我们一急，就是火上浇油，急中无智。
“我们既要治疗病人，也要做好家属的安抚和引导。如果我们都不镇定，怎么能给家属安慰呢？注意你们脸上的表情啊。”每天晨会时，余主任都不忘重申这两句话。我们照章办事，以彼此的脸为镜子相互检查，力图达到主任脸上的那股祥和之光。最开始，我一直拿捏不住分寸。太沉痛，会加剧家属的恐怖；太严肃，会让家属认为事不关己。后来，在带教老师小玉的脸上，我也看到了这种光。那时，我已经和她一起上夜班，一起在两小时内接诊三个从其他科室转进来的病人，送走两个不幸离去的患者。
今天，站在余主任身边，我忽地感到虚弱无力：从什么时候起，接待家属，成了一件技术活，不仅要客观公允地让家属知晓病情和相关治疗，更要保证自己的每句话不成为日后被家属告上法庭的证据——他们口袋里藏有家伙。录音笔。微型摄影机。他们的拳头可以随时抡起来。
你们昨天不是说用药后，我妈意识清醒一点的吗？现在怎么又成这个样子了？
病情时刻都在变化。
我不管这些，你说，你们昨天用了哪些药？
八床的儿子掏出了录音笔，播放出杨医生刚才交代病情那段录音。再往前放，是杨医生昨天接待探视的语音再现。我和杨医生被打了闷棍一样，定在原地不得动弹。
八床的儿子听了两次录音，核对药名，杨医生解释了采用这种药物的原因和现在取得的疗效，录音机仍旧开着。我们逃回科室。芒刺在背，八床的儿子盯着我们。
两小时后，八床的儿子提出进科室见病人。护士长给他解释重症监护室是层流病房，为避免交叉感染，家属最好不要轻易进入。他仍旧要进来。那就进来吧，要不然，还真不晓得他又使出什么手段来。曾经有家属为了进到科室，不知从哪里弄了件白大褂穿上，自称是同济医院的医生，来会诊的。我们这边并没有会诊申请记录，家属坚持说是自己请的医生。来人步履匆匆，眼神闪烁，一看就露了馅。我就是为了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治的。冒充者还在申辩。我们哭笑不得。
杨医生投降了，这次，由余主任接待八床的儿子。
你把口袋里的东西关了吧。
我们没带东西。
关了吧。
没带。
余主任无奈地笑了笑。讲完监护仪上各项指标的意义，又讲解今天的治疗方案。八床的儿子认真听着，他口袋里的东西也在认真听着。
送八床家属出去后，我们返回科室，余主任笑着说，周老师，看看你的脸。我正拉着一张苦瓜脸。我说，好难啦，余主任，你要的那张脸，祥和宁静。
你再看看那吧。余主任指了指墙上的一条标语：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4]
我惭愧，自认为人文关怀，一旦真正面对一个带有录音机的家属，我却难以做到“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临睡觉前，在日记本上写下自我警告：周芳除了不要在医学上不懂装懂，乱给病人家属谈及病情外，其他的仍可以做。如陪王佳璐画画字，陪马庆生的爱人无尽地沉默，帮孙霞把小孩子的几件衣服送到四床床头。10月22日，孙霞将一包小孩子的衣服交到我手上。她说，这是我妈生病前一针一线给她外孙做的。你让她看看，她肯定会看到的，她看到了，就会醒。孙霞说这句话时，刘菊秀老人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三小时后，我们去宣告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