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西方文明的代价
虽然明治时期的日本飞速实现了现代化，但其过程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恰恰相反，这是一段与接踵而至的难题不断斗争的历史。
首先，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必须坚决完成清算封建制度这件大事。如前所述，明治时期曾经发生过内战，但由于领导者们态度坚决，局面最终得到了控制。然而更难的是之后如何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问题。对于日本应该采取何种国家体制这一问题曾经有过很多种意见。
一方面，激进派的人主张设立议会并赋予议会巨大的权力，他们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17]的《论自由》和卢梭[18]的《民约论》中寻找能支持他们主张的论据。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人们，则立足旧道德观，主张赋予天皇巨大的权力，用天皇的权威谋求国民精神的统一。而政府人员则站在这两种立场之间，他们中间有主张采用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的人，有像伊藤博文[19]那样虽反对英国形式但认为有必要实行立宪政治的人，还有像山县有朋[20]那样反对立宪政治的人。
这些意见彼此对立，反映出明治时期的日本所面临的多种多样的问题。首先，自由民权运动家之所以强力主张开设议会，正是因为明治政府基础薄弱的缘故。明治维新是以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个藩为中心进行的，其中萨摩和长州发挥了主要作用。因此，明治政府的人员主要来自这四个藩，在高级官员中，出身于这四个藩的人占了三分之二。虽然他们没有受藩国的狭隘立场限制，而是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但没能加入明治政府的人们则怀有巨大的不满。自由民权运动家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活跃起来的。
其次，主张由天皇实现精神统一的人们也并不是单纯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只是试图解决急速现代化给明治时期的日本带来的道德观混乱的社会问题而已。而这是引入外国文明不可避免的代价。引进外国文明常常隐含着破坏本国社会、文化、精神方面统一的危险。德川末期的思想家们曾考虑通过“东洋道德、西方艺术”或“日本精神、西方才能”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危险。
然而，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会发现，这种方式是很难施行的。这是因为，所谓文明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只采用其中的某种文明。例如，要想引进西方先进的军舰和兵器，就必须建造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功能，就必须让构建其存在基础的经济活动活跃起来。这样就与认为追求利润是不道德的儒家思想发生了矛盾。说到底，要拥有军舰等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就不可能不给本国文化带来深刻影响。
可是，就算能引入外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也很难引入其政治背景、文化和思维方式等构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这些被称作价值体系的事物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发产生，否则就无法构成人们真实的道德基础。所以，不得不引进外国文明的国家就面临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明治时期的日本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如此。
当时有位学者曾说：“孔孟之道既衰，西方理学未入，宛如日已没而月犹未升时之状焉。”这句话概括出当时日本社会的重要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人员从如何让国家迅速发展，从而建设一个富强日本的实际问题出发，研究了国家制度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国家必须是个强大的主体，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把重点放在了设立议会的议论上。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不能把政府局限于少数人的专制之中，必须吸收国民参政的活力才行。另外，虽然他们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混乱十分担忧，但还是相信应将现代化置于首位。
基于这种考虑，在设立议会的同时，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宪法，赋予天皇超越君主立宪制国家惯有的巨大权力，并于翌年以天皇诏书形式发布了教育基本原则。如此构成了明治时期日本的基本结构。虽然与西方现代国家有所不同，日本还存在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力寡头政治，但总体来说日本承认国民参政的概念。而且，这一举措加强了支撑家庭、社会共同体及普通国民生活感情的传统社会支柱。这大体符合国民的意愿。比起基于个人主义建设国家，国民更希望保留传统的家族主义。《教育敕语》公布之后，最高兴的要数工作在教育最前线的教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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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为日本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文件，其宗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教育的主轴。教育敕语由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于1890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颁布，1948年被废除。
教育敕语后来成为小学在固定庆典时必须朗读的文件；但是自从颁布之后，就受到西园寺公望等人的批评，教育敕语的内容过度侧重于国家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内村鉴三拒绝向教育敕语行礼的“不敬事件”。而到昭和年间，教育敕语逐渐演变为绝对化与神圣化，并且强制学生背诵，学校也必须兴建特别的奉安殿安置教育敕语。在日本于1938年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后，教育敕语就成为军国主义的教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占领军主导之下，教育敕语于1946年起从日本教育体系中被排除，1948年6月19日被正式废除。但是，教育敕语中提倡道德教育的内容在之后《教育基本法》中仍被保存。
译文：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
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此外，以天皇为中心的明治领导者们，虽出于重大责任感保持了决定权，但仍极其热衷于汲取并活用国民活力。他们热衷于培养人才，在培养领导人的大学中，不问出身如何、富裕与否，只要有能力，就算寒门子弟也可以入学。当时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平等制度。而且有明治天皇这样出色的君主也是日本振兴的一大幸事。政治上的重要决定由天皇和元老共同作出，天皇还参与所有军事磋商，甚至了解所有高级将领的性格和能力。因此，明治天皇掌握着领导者们的操行品格，并能因材施用。
另外，对普通国民来说，天皇并非一个遥远的存在。天皇经常对国民的状态表示深切关心，尤其是他的和歌强烈震撼了国民的心灵。比如日俄战争时期所作的这首和歌就充分表达了明治天皇的心情。
男儿壮汉从军去，唯留老翁守山田。
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方面是现代法治国家，其政府是汲取国民活力的巨大国家组织；另一方面，政府的中枢部门由从明治初期开始就共同工作、紧密团结的少数领导人组成。由此，日本才能摆脱帝国主义时期所处的严峻国际环境。很不幸，日本不得不参与了日清战争[21]和日俄战争，但好在明治天皇充分发挥了其领导能力，并集中了与之相应的国民力量，日本才得以出乎世界的预料而取得了两次战争的胜利。
然而，明治时期的国家体制毕竟是用来度过非常时期的特殊体制，不能一直延续下去。正是由于杰出的天皇和由共同经历挫折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元老们的存在，该体制才能在发挥功效的同时未带来弊病。因此，明治天皇驾崩是件划时代的大事。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22]曾这样写道：“在盛夏时节，明治天皇驾崩了。那时，我似乎觉得明治的精神，始于天皇，也终于天皇。”随着明治天皇的驾崩，以冒险精神和激发国民活力为特征的明治奠基事业也画上了句号，艰苦的转型期开始了。
明治日本的终结
但是，仔细想来，日本的这段转型期在天皇驾崩以前、日俄战争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基本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独立的目标，日本人因此丧失了国民目标。他们一方面陶醉于战争的胜利，一方面爆发出对战争中的艰苦生活和战后混乱的强烈愤慨。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伊藤博文在中国的哈尔滨被暗杀，此事大大削弱了元老们的统率力。在宪法和《教育敕语》发布还不到2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现代化飞速发展，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强化，终于产生了与传统道德无法调和的矛盾。
而且，传统生活方式逐渐崩坏。明治中期，日本人感叹道德观混乱之时，尚存许多优良品格。可是在这20年间，传统道德伦理迅速崩溃了。为明治天皇殉葬的乃木大将[23]在遗书中曾严厉批判日俄战争后的道德混乱，正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存在。夏目漱石也曾谴责日本的现代化是为抵抗外界压力而急剧进行的，日本人因此而丧失了良心和诚实，社会变得充满虚伪和浅薄。
大正中期，仿佛象征日本旧社会崩溃一般，发生了“米粮暴动”[24]（1918年，即大正七年）和关东大地震（1923年，即大正十二年）两件大事。民众不堪米价暴涨而袭击米店等暴乱相继在各个城市扩散，这样的“米粮暴动”给那些依靠抵制进口粮食、人为维持高米价的保护政策的地主们带来了巨大打击。结果，北海道、台湾、朝鲜等地都采取了大米增产措施。但这对日本内地的农民来说意味着竞争者的出现，因此内地农业不得不为转型而伤脑筋。“米粮暴动”宣告传统农村社会即将走向终结，而关东大地震和随后发生的火灾烧毁了大半个东京，古老的东京受到了灭顶之灾。东京和横滨共有十万人遇难，刚落成不久的浅草十二楼被轻易震塌，许多其他建筑也遭到了损坏。日本政府向美英借款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成功复兴东京，使东京面貌一新。当时，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石田英一郎在地震后写的作文中，这样描述大地震的情形：
月亮的死相（故乡）[25]
石田英一郎（文科甲三·一班）
当时我正在和K君在“西川”餐馆吃午饭。忽然觉得自己摇晃起来，刚想到震得挺厉害的，就看到旁边架子上的啤酒瓶全都开始往下落，碎片如同飞溅的水沫般向脸上扑来。我大吃一惊，跑了出去，这时大地像在巨浪中摇晃一样。电线杆如同被卷进浪中的桅杆，来回摇摆。屋瓦哗啦哗啦地掉落，烟尘四起。一个男子慌张地跑出来，却被急刹车的电车的救生网挂住，四肢着地时痛苦地挣扎着。
第二波震动开始了，屋瓦和墙土像下雨一样纷纷落下。顿时感到脚下的大地像要裂开似的，心中十分惊恐。
貌似暂且平静下来了。可是，如同断气的野兽的心脏怦怦直跳那样，还能感觉到大地的震动。
真是一场可怕的地震。回家的路上，无论哪条街道都挤满了人，他们战战兢兢的，可能害怕再发生强震。我看到一个满身鲜血的老人被人从家里抬了出来，惨状令人目不忍视。
回到家里，邻居和家人都在前面的广场上。大火在四处燃烧，升腾起黑红色的烟柱。不一会儿，几条烟柱合到了一起，浓烟和火焰如同山峦般弥漫在整个下町地区的上空。
邻居M先生回来了，带来了神田地区全被毁坏的消息。到处都在燃烧。各处发生火灾的消息如雪片般飞来。山峰般的浓烟时刻都在翻滚膨胀，在乌黑的峰顶刚露出洁白的云峰，猛然间又塌陷下去。大半个城市被火海包围。人们互相询问“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但谁都回答不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过去了，小石川地区貌似比较安全。人们陆续把席子、餐具和椅子等搬到前面的广场上来。平时待在家庭这个小圈子里、在路上见到都不打招呼的人们，此时变得极为亲近，彼此安慰。
夜幕降临了，火光从东到南映红了天空。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煤气，没有电车，究竟会怎样呢？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与人的交往才让人感到可靠、令人依恋和珍贵。
夜色已深，月色啊月色，真是可怕的颜色。不是黄色，也不是白色，而是渗血的颜色。月色呈现出死相，真是可怕。
夜色越来越深了，疲惫的人们渐渐不再言语，但心里都在想：“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
就这样，在日本迎来困难的转型期之时，世界政治也进入了动荡时期。在明治时期即将结束的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那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开端，然而对国土广袤的中国而言，自一个政权倒台之后到建立民主主义的中央政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换言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很长的动荡期。
转型期的痛苦
在明治天皇驾崩后的第二年夏天，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在1918年（大正七年）战争终于宣告结束。但是战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却遗留了许多问题。此外，大战的巨大负担使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国家的政府陷入崩溃，特别是俄国，还成立了共产主义政权。俄国据此尊循一种不同的正义原则，变成了一个否认此前的国家正当性的攻击型国家。苏联的诞生给国际政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如何重建已经丧失的国际社会秩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为避免再次引发带来巨大破坏的战争，各国成立了国际联盟。1921年（大正十年）召开了华盛顿裁军会议[26]，对各国的海军力量进行了制约。而且，帝国主义遭到各国的否定，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拥有的殖民地也被移交给国际联盟托管。但是，这样建立的国际新秩序仍然没有超越转型期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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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简称国联），成立于1920年1月10日，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共有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63个国家，总部设在日内瓦。中国于1920年6月29日加入国际联盟。国际联盟的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及维持民众的生活水平。其存在的26年中，国联曾协助调解某些国际争端和处理某些国际问题。
国际联盟的主要机构有大会、理事会、秘书处，并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等。其中最主要的机构是理事会。国际联盟虽然是各国为防止武装冲突、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建立国际机构的第一次尝试，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国际联盟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的境地。1946年4月18日国联正式解散，财产和档案全部移交给联合国。
比如说，虽然在原则上否定了帝国主义，但除德国以外的殖民地仍然存在，托管的方式也并未改变殖民地的实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另外，国际联盟条约文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没有将日本代表提出的“人种平等原则”的意见写入条约，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毋庸置疑的是，国际政治和一战前相比已经有所变化，但能否完全按国际联盟条约行事还是令人怀疑的。
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之下，日本从大正时期到昭和时期的历史是一段充满尝试和困惑的历史。国内要求实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的运动在蓬勃发展。一方面，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设立的国会力量有所增强。虽然起初国会并未掌握实权，但随着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国民对政治的关心有所增强，已经无法拒绝国民参与政治了。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也认为，与其无视议会、与之为敌，不如与之合作。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伊藤博文亲自组建政党。1918年（大正七年）多数党领袖原敬[27]被任命为首相。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民主主义国家取得了胜利，有三个帝国分崩离析，民主主义的威信进一步高涨。追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因此备受鼓舞。1919年日本政府降低了纳税资格，有选举权的人从45万人增加到300万人，1925年（大正十四年）实行了男子普选制度。
同时，国际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美国总统威尔逊[28]发表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唤起了日本人的思想共鸣，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特别是后者向国民展示了国际政治的巨大变化。日本遵照华盛顿会议的决定，从山东和西伯利亚沿海撤兵，不久后又主动采取措施，把陆军兵力削减了四个师。以和英美合作、不介入中国内战为中心的币原外相[29]的“和平外交”受到重大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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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外交
由于长期在外务省及驻外使馆任职，使币原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外交思想。1921年在币原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加藤友三郎、德川家达一起，作为日本的全权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日本签订《五国海军裁军条约》《四国条约》《九国公约》。与田中义一扩军备战的自主外交路线不同，币原在担任外相的五年多时间里，坚持协调外交，特别强调维护日英美之间的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他反对使用武力，主张以经济渗透的方式，巩固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和影响。基于上述思想，币原在任外相期间，推动政府参加伦敦裁军会议，再次签订《伦敦海军条约》，努力缓和日本与英美的关系，签订《日苏条约》，恢复两国政府间的交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采取不介入的中立立场等。缔结《日中关税协定》，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席卷长江流域时，他虽然坚持对英美协调高于日中友好的调子，但还是第一个承认了国民政府。币原推行这一外交路线，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相吻合的。但随着第一次业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慢性萧条发展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相对稳定的局面终于被打破。在日本，军部开始把打破现状，改造国家的口号付诸行动。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制造了“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同时也宣告了和平外交的破产。
上述新政策给整个社会风气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给陷入困境的日本开启了一种可以替换的国家体制。这些新尝试尤其符合那些由现代化衍生出的新阶级，即大学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和白领等的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不被家族主义所束缚，崇尚个人主义。主张抑制欲望的儒家道德观被摒弃，人们开始公然追求欲望。运动、舞蹈、旅游、登山等开始流行。
然而这些新政策的影响绝非稳固全面，且不完全适合日本国内外的实际情况。一方面，政党政治的出现使政治家之间丧失了统一性。此时的日本统治阶层由天皇和元老组成的最高领导层基本消失殆尽。继任的第二代领导人们，有的是官僚，有的是军官，有的来自经济界，还有的是政党出身，他们不像第一代领导者们那样，通过共同的经验和思维方式结合在一起。结果，在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上，政党政治无法发挥必要的领导能力，实际上官僚制度在政治上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就政党政治而言，在未成熟的时期容易滋生腐败，导致要求民主主义的人们对政治的现状抱有强烈不满情绪。另外，追求民主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运动尚未波及到农村，农村的人们对城市里的新事物十分反感，担心会丧失日本人的优良传统。
此外，和平外交也存在问题。虽然各国都认可国际协调的原则，但并未达到完全改变其行动的程度。贸易并不自由，殖民地是国家资源的重要来源。国土狭窄、资源贫瘠是日本的短板，许多人对此十分忧虑。尤其是与日本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中国，在漫长内战的过程中经历着民族主义革命，这给日本外交带来很大的问题。当时主持日本外交的币原外相遵循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原则，避免干涉中国内政，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方针。这种政策只是看似明智。华盛顿会议后的和平外交，本源自以前对华外交失败的反省。所反省的痛苦经验就是，对华“二十一条”[30]的要求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列强的反对，并激起了中国的反日运动，结果一无所获。
但是，也有人认为华盛顿会议后的日本外交是在英美的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的退让。的确，英国似乎认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不断增强，渐渐变成了一个不好对付的国家。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将想要统治中国的企图表现得极为露骨。进一步讲，日英之间虽有同盟义务，但日本选择了英国未必赞成的时期和方法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范围。这让英国和其他列强感觉，日本利用他们在欧洲打得你死我活的时机，趁火打劫。
通过大战迅速提升了实力的美国也对日本的对华态度持有怀疑。因此以华盛顿裁军会议为契机，强调对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着手牵制日本。诚然，对当时激烈的世界列强建舰竞赛而言，《海军裁军条约》是一个有效且恰当的制动器和镇静剂。对华的《九国公约》[31]等明显限制了日本的行动。美国之所以说服英国废除多年的日英同盟，无疑出于这种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伊始，日本有少部分人提出与德国结盟来对抗英国。另外，还有人相信，必须以对华“二十一条”的形式入侵中国。这种人大多来自军部，他们认为华盛顿会议和废除日英同盟等一些列措施都是英美对日本的封锁政策，这些国家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向大陆的发展。这种想法也是必然的趋势。
即便不至于到这种地步，认为中日之间存在特殊利害关系的想法也是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对于曾作为与俄国作战地的满洲，日本人怀有特殊的感情。然而，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状态和反日运动，使生活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日本人受到了影响。他们认为，日本政府未能在满洲地方军阀对日本人施行高压政策的时候保护日本国民的利益，导致日本人不得不撤离满洲。也就是说，对于像中国那样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而言，是无法采取法律行动的。这在居住在中国特别是满洲的日本人看来，日本政府在维护国民利益方面远不如英国等国灵活。
这个时期日本的外交策略方面，中央政府的外交策略和地方外交策略多少有所不同。也就是说，中央政府宣称以国际联盟条约等所代表的新外交政策为原则。而地方仍然强调实力维护其利益。对于了解地方玩弄权术而达到目的的人们而言，始终坚持原则的币原外相的做法便显得不尽如人意了。而币原外相出于职业外交官的责任感和自信，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言论，也没有为博得国民理解而做出努力。由于没能理解中国的复杂情况和许多日本人对中国特别是对满洲的特殊感情，币原外相的外交被许多人反对。
严重的失策
对处于困难转折点的日本来说，1929年（昭和四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使日本的出口急剧减少。例如，丝绸的出口从1925年的8.5亿日元减少到了3.42亿日元。丝绸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35%，多数日本农民以此为生，因此他们受到的打击是最严重的。日本的领导者和国民勇敢地面对了如此巨大的经济危机。他们为了开拓新市场，走访了非洲、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比如，在1931年到1934年之间，对墨西哥、古巴等北美拉丁语系国家的出口增加了1200%；对南美各国的出口增加了500%；对印度的出口从1.1亿日元增加到2.58亿日元。对英国的出口增加了200%，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增加了400%，对南非的出口增加了200%，对新西兰的出口增加了400%。整体来看，从1931年到1934年间，出口从11.5亿日元增加到21.75亿日元，增长了90%。这展示出日本这个年轻国家的干劲。
然而，也有人想以同样大的干劲，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危机。那就是军部的人，他们在1931年（昭和六年）私自对满洲采取军事行动，把日本强制性地拉到满洲国建设的道路上去。该行动的骨干是年轻将校和士兵们，他们中多数来自农村。满洲当时的现状让他们看出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苦心经营的满蒙权益已经濒临危机，从而对币原外相的外交政策心怀不满。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下，日本农村的贫困不断加剧，他们认为必须不择手段地解决这种困境。虽然他们的使命感很强，但他们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因此，对他们在满洲采取武力行动一事，世界各国虽然谴责了日本，但并未采取有效的实际行动，而日本政府也没有断然处理这些军人的专断独行，这就大大弱化了对军部的管理力度，为军部的人以后的擅自行动开了先例。
之后，军部的人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通过武力将势力范围从满洲扩张到了华北地区，在日本国内则通过武装政变确立了军部的领导权。不幸的是，日本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制约军人们的对外侵略意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方面由于政治家们缺乏果断的行动力，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明治时期政治体制的缺陷。明治宪法规定，军队由天皇统帅，首相没有直接指挥权。因此，如果天皇和元老没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军队就失去了管控。明治天皇驾崩，元老亡故，以及剩余的元老上了年纪之后丧失了领导力等因素都成为了巨大的缺限。
只有放眼世界才会明白，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是多么瞬息万变、局面复杂。但是日本政治的领导者们的目光却主要放在亚洲，对欧洲政治动向和美国的想法不甚了解。他们因此错误地认为，只要结成三国同盟就能加强日本对美国的立场，能与美国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在日本以今上天皇[32]为首的许多人都希望能规避战争的爆发，然而在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与英美两国的战争。这是上述错综复杂的因素所酿成的巨大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