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者的睿智
1860年（万延元年），为了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1]的批准书，就在日本大使乘坐美国军舰赴美之时，胜海舟等人乘坐250吨级的咸临丸[2]成功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人首次驾驶轮船中途没有经停地横渡太平洋。日本人在早些时候还没有见过轮船，从开始学习航海术到横渡太平洋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但是，日本为了提高国人的士气，决定勇敢地尝试横渡太平洋。并在同船的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完成了此次尝试。
这次横渡的成功，拉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序幕。换句话说，虽然日本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打开了国门，不过一旦决定了开国，便要在西欧诸国的冲击面前，显示出自身敢于冒险的气魄和力量。
1853年（嘉永六年）6月，在佩里船队自浦贺登陆以前，日本一直都停滞在封建社会。严格遵守着“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连各个阶级所使用的文字和语言都有明确的区分，儒家的上下尊卑、绝对服从和对领主效忠等道德思想形成了社会关系的基础，而这种制度长期束缚了日本人的生活。幕府为了维护这种安定的封建秩序，将任何改变都拒之门外。1856年，第一任美国驻日总领事哈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在日本，所有的事情都恪守着“静止之物勿动”这一格言。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日本只是个与世隔绝、安于和平的国家。1636年日本发布了“锁国令”[3]，阻断了与世界的交流。除了荷兰和中国的船只外，一律不允许停靠。即便是这两个国家的船只，在交易港口和居住地等方面也被严格地限制。海外的事情只能通过长崎进行有限的接触，传至日本腹地的更是少之又少。这大概也是日本能享受近三个世纪和平的主要原因。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开国的200年中，除了国外漂流过来的个别渔民，日本没有人去过国外。
这种停滞、和平和孤立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佩里率美国舰队到来。佩里船队的到来不仅显示了其军事实力，还使日本被迫打破了锁国的状态。1854年，佩里再次率舰队来到日本，一直深入到江户湾内，要求日本对前一年收到的美国总统的国书做出答复，下面这篇文章充分描述出当时的日本人对美国轮船的惊恐之情。
美国军舰于正月二十八从浦贺出发，停泊在神奈川港。美国军舰如绕过羽田滩而进入品川，一旦谈判破裂，则江户将在彼等大炮之下，化为烟海。自神奈川至江户之间，哨所林立，告急文书如雪片飞来。于将军所居城堡，忽报夷船驶向江户，则惊恐失措，忽报夷船驶往浦贺，则又暂安一时。如此忽惊忽安者，日达数次。后经详查其转舵原委，据称，由于潮汐涨落，风向变化，军舰在其停泊原地即能改变方向，而哨所据此上报，从而引起一场虚惊云云。（引自福地源一郎《幕府衰亡论》第50—51页，冈义武《近代日本政治史1》第19页）
日本幕府不得不在美国舰队的胁迫下让步，打破了两个多世纪的传统，与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放了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两年后的1856年（安政三年），又在美国总领事哈里斯的强硬要求下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参与谈判的幕府官员得知清朝在鸦片战争和亚罗号事件中败北，生怕日本重蹈清政府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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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罗号事件
1853年，英美等国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交涉未能得逞。1856年10月8日，英国侵略者制造“亚罗号事件”，这是中国近代时期，英国所做的一系列粗暴践踏中国主权和损害中国管辖权事件的其中之一。
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停泊在黄埔。“亚罗号”是一艘三桅帆船，装备欧式船壳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船主是香港华人叶亚明。该船曾被海盗夺去。为防备中国官府无力剿灭的沿海海盗，该船已向英国香港皇家殖民地当局登记。10月8日早晨，4名中国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该船，声称要搜寻一个臭名远扬的海盗，据称这名海盗就在船上。他们拘拿了12名华人船员，混乱中扯下了英国国旗。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受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兼全权代表包令的指示，于10月12日强烈抗议中国方面侮辱英国国旗，不经英国领事的许可拘捕船员，要求以后尊重英国国旗、释放全部12名水手，并在48小时内由两广总督出具一份书面道歉书。两广总督叶名琛严词否认当时船上有张挂任何国旗，并质问该领事为什么干预一桩由中国巡捕在一艘停泊于中国港口及中国人所拥有的船上拘拿中国人的案件。叶名琛当时并不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前，“亚罗号”的登记已过期，否则他肯定还要加上这一条。巴夏礼认为叶名琛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下令扣押一艘中国船作为赔偿要挟。在相持良久之后，叶名琛于22日放回了12名船员，但断然拒绝道歉。23日英驻华海军悍然向广州发动进攻，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这样“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的借口，并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然而，日本国内围绕《通商条约》却有两种论调：其一是“开国论”者，他们认为日本如若坚持闭关锁国，势必引发与西洋诸国的战争，且日本有战败的危险，因此只能打开国门；与之相对的是“攘夷论”者，他们拒绝外国的开国要求，主张击退外国船只。这些“攘夷论”者中有一部分纯粹是因为反感外国而反对开国，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单纯排外的狂热信徒。“攘夷论”者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在西方各国的军事胁迫下开国有损国家独立，应先通过“攘夷”解除来自于西方各国的压力，再根据自身意愿开国。他们认为，被迫开国是失败主义的思维方式，不能保卫日本的独立。在这种意见对立的背景下，还存在这样一种对立：一些人认为以幕府的政治体制无法对抗外国施加的压力，主张天皇亲政；另一些人则主张坚持传统的幕府政治体制。当时的政治局面十分动荡。
可是，萨摩和长州的“攘夷论”者们在尝试“攘夷”后，被西方各国的军舰用大炮击溃，人们这才明白“攘夷”是行不通的。同时，积极的“开国论”者认为只有打开国门让日本变得更加富足，才能使日本与西方各国抗衡，这种论点被多数人所接受。例如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在1863年暗中到英国留学，在游历伦敦等地之后，认识到“攘夷”是鲁莽的。他认为“攘夷”会毁了日本，“即便吾等学业有成，若国家灭亡则万事休矣”，于是火速回国致力于劝阻“攘夷”者。
然而，在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军事优越性之后，人们对幕府的不信任感增强，寻求替代幕藩体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最终，以在德川时代不过是虚权的天皇为中心，形成了一元的新政治势力。虽然，从幕藩体制到天皇亲政的变化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斗争，但好在日本的领导人十分睿智，最终以幕府将军和平还政于天皇的形式[4]实现了明治维新。
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基本政策就此形成——在认可打开国门与各国交流的同时，通过富国强兵政策保卫国家独立。实行该政策的人们都是富有想象力和领导力的，这可谓日本一大幸事。他们的进取态度体现在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声明书中：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他们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强盛，在预想到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之后，依旧断然实行新政。他们在“倒幕运动”中磨炼出了敏锐的政治直觉，并从“攘夷”失败和之后的外国游历中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坚决认为应当引进并采用。
如明治维新领导人之一的大久保利通[5]一直致力于实业发展，然而在明治维新4年后，在他43岁前往欧洲旅行时，对英国的工厂、道路、铁路、运河等赞叹不已，痛感日本与英国的差距，感慨道：“像我这般年纪的人，今后已经力不能继，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只能引退了。”他之所以不惜一切努力发展实业，正是由于正确把握了形势的缘故。
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4年后的1871年废藩置县[6]，由中央任命知事治理各县，使得德川时代的藩主们失去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建立了中央集权制。与此同时，废除身份等级制，不久后，又取消了武士俸禄，身份不再是生活的保障，人们必须通过从事政府工作、教师、实业家等职业才能谋生。政府还建立了能给予国民平等教育机会的教育制度。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明白，维新大业不仅需要他们，还需要更多受教育的国民共同推动。此外，在吸收西方各国兵制制度优点和吸取德川末期兵制改革经验后，他们认为不能仅靠武士保卫国家，而是希望建立一支全民卫国的现代军队。同时，解除农民和土地的隶属关系，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当然有人反对这种彻底的改革，尤其是武士们发动了数次暴乱，甚至导致了小规模内战，不过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都渡过了这些难关。
在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开始谋求工业发展。首先从相当于工业动脉和神经的铁路、通信、邮政制度入手。政府通过建立示范工厂推动民间企业的兴起，并以贷款等方式对创业者进行大力扶植。政府还重视对普通民众的教育工作，鼓励大众阅读报刊，大力降低报刊邮费或对寄给报社的投稿实行免费，这些推动了报业的发展。虽然这些政策使人们从轻利的儒家道德观转向了金钱至上的道德观，但这些变化对现代化而言是不可或缺并及其有效的。
勤勉与灵活性
最值得瞩目的是，明治政府大力普及教育，培养人才。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起来，必须要提高普通大众的知识水平，要想发展现代工业，也必须得有能推动其发展的人才。此外，还要求现代军队中的军官和士兵都具备较高知识水平。从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看，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政府在全国兴办学校，普及教育，想要彻底改变日本。
然而，以政府的财力连给各地建小学提供补助都不够，所以小学的建设资金主要由国民负担。苦于生计的民众并不想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政府为提高就学率可谓不遗余力，地方的地主们也意识到国民教育的必要性，捐出巨额资金来协助建立学校。正是自德川时代以来积累的财富和知识，以及对地方文化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另外，从德川时代起，普通百姓就有去私塾求学的习惯，以及尊重教育的风气。就这样，国民教育飞速普及，到了明治末年，就学率超过了95%。如今到乡下去旅游，也能看到每个村落的小学校舍基本是村里最好的建筑，日本人对教育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重视通过高薪聘请外国教师，或送日本学生出国留学等方式培养学者。知识分子也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建立私立学校发展教育。为发展现代化而重视教育正是日本现代化的一大特征。
推动改革的不仅有这些明治维新的践行者，之后登场的知识分子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们没参与明治维新的政治活动，但他们从德川时代末期就开始在幕府的翻译部门或各藩国从事对西洋各国的研究。他们当中有的像大隈重信[7]那样担任官职，有的像涩泽荣一[8]那样创办实业，还有的像福泽谕吉[9]那样从事教育事业培养人才。这些人都主张大胆引进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他们都是武士出身，没有从事经济活动的经验，然而这对从事新型经济活动反而有益。因为新型经济活动所需的才能是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只有那些未被旧传统束缚自我的昔日武士们才能大胆地尝试新事物。咸临丸号横渡太平洋时的那种冒险精神成为了他们的动力。
但是，仅靠有冒险心的先觉者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继先觉者之后的大众力量不可或缺，尤其需要那些为现代化建设吃苦耐劳的人们。这意味着日本国民要在“文明开化”的名义下，逐渐接受西方事物，辛勤劳动，积极储蓄，积累现代化所需的资本，这是日本现代化的最基本要素。
国民消费观受到儒家伦理的强烈影响，一方面，认为获利是不道德的观点影响了实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推崇勤俭节约、鄙视浪费的观点又有益于资本积累和实业发展。从对西方文明的态度来看，领导者们决定打开国门，引进西方文明之后，国民不但没有抵抗，反而欣然接受，有一段时间甚至轻视日本原有的文化遗产，认为新事物什么都好。有一篇讽刺当时情况的文章这样写道：
文明开化这句话最近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然而真正理解其含义的人却很少。常听人说，“吃了猪肉就文明了”“那位先生最近总打着阳伞走路，简直太文明了”“穿着鞋进屋，真是文明得不得了”。这些说法都未理解文明的原意，只是把听到看到的新鲜事物当作文明开化而已，真是大错特错。
所有“舶来品”都被疯狂购买，森有礼[10]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使用罗马文字。还有人主张改善日本人的传统性格，他们认为“日本人天生聪明但缺乏毅力，就是因为不吃肉的缘故”。因此，如果给儿童喂牛奶，再让他们吃牛肉长大，日本人就一定可以变成有毅力的人。因为“牛是一种迟钝的动物，吃牛肉长大就一定会形成牛一样的耐力”。还有人提倡和外国女性通婚以改良人种。明治时期的日本就是这样急切地想改变一切。这样就难免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也让日本更容易吸纳西方文明。
这种情况似乎与德川末期时的“攘夷运动”大相径庭，然而主动吸收外国文明的行为正是日本人传统性格的一种体现。自古以来，日本人就对其他民族、他国文明十分包容，可以说他们沉迷于模仿外国文明。日本人很早就醉心于中国文化，有很多名人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地引入日本。圣德太子[11]用汉字书写了日本最早的宪法即“十七条宪法”，还引进汉服，收集中国的物品，意欲将日本人的生活整体汉化。同样，当西欧各国在16世纪初次访日的时候，日本人也积极地吸收西方的文化。据文献记载，当时访日的传教士们对火枪在日本的普及程度十分惊讶，因此在东方各国中对日本刮目相看。
日本人之所以对外国抱有这种态度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在日本附近没有大国威胁，只有一个遥远的，能带来文明的中国。古代中国拥有世界上极为先进的文明，向中国学习对日本来说是莫大的恩惠。然而，出于古代交通手段的限制，日本虽然与中国相隔不远，中国却无法统治日本。日本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了对外国文明毫无戒心、主动吸纳的性格。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欧各国用武力迫使日本打开国门之时，日本人才开始有了反抗之心。因为他们怕日本失去独立。但他们明白，想要保护国家独立就得吸取外国文明，于是日本人就专心致志地吸收西洋文明。随着对西洋文明优越性的不断理解，人们开始对西洋文明大加赞美。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既希望独立，又认可外国文明的优越性，对大津事件[12]的反应正是他们这种对外态度的典型表现。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时，被一个国粹主义警察刺伤。日本举国上下深表遗憾，各地纷纷向皇太子送上慰问信和慰问品，还发了许多表示遗憾之意的电报给俄罗斯皇帝。针对这种对外国贵客无礼的行为国民们心底表示歉意。然而在这一事件中，还有一件与审理此事件的法官有关的逸事。日本政府担心因此事而被借机寻衅，主张以加害皇室之罪对犯人处以死刑。但大审院[13]院长儿岛惟谦[14]并未屈服于政治压力，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公正原则的行动。他力陈判处死刑是不合法的，将被告判为无期徒刑。审判的参与者们怀着满腔“日本是法治国家”的强烈自豪感和独立精神，做出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判决。这在表现出普通民众对俄国皇太子的友好态度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治时期日本司法部门积极进步的一面。
另外，日本的领导者们担心日本经济会被外国资本控制而并未引进外资，但他们认为通过聘请外籍人员引进外国技术是安全的，因此高薪聘请了外籍人员。在法律、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有从国外聘请的人员，他们为日本踏实工作，不仅提供了必要的知识，还起到了参谋的作用。
他们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有像费诺罗萨[15]那样，在从事教育的同时将日本美术介绍到欧洲的人。也有像外务省聘请的丹尼森那样，对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外交都提出了重要建议的人。丹尼森参加了朴茨茅斯会议[16]，其行为举止与日本人无异，以至于被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嘲弄道“你是美国人还是日本人？”
在这种“聘用外籍人员”热潮的背后，隐含着日本人对外国人的友善态度，以及外国人忠于职守的西方道德观。这给了日本人重要的启迪。此外，日本和欧洲都没有排他的民族主义，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大幸事。明治时期日本的飞速发展，正是上述各因素作用的结果。
德川时代留下的遗产
然而，如果我们只把注意力局限在明治时期的话，就无法理解明治时期快速施行日本现代化的秘密。正如上文所述，明治时期日本的发展只有立足于日本的历史遗产之上才成为可能。例如，辛勤工作而不乱花钱的道德观，就是儒家的遗产。日本自德川时代国家统一之后有了通用的语言，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遗产。
更准确地说，德川时代和平、自给自足和孤立的260年给日本创造了“社会资本”。欧洲各国当时也是如此，封建制度为近代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首先，德川时代的统治制度已经成为对近代国家筑基有益的资本。作为统治阶级，武士阶级积累了经验，造就了适用于官僚制度的有组织能力的大批人才。如同前文提及的，在发展实业时旧武士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的长处就是具有利用自身所在的组织采取行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在幕府和各藩国的政治训练中获得的。
另外，日本武士的社会地位高，社会责任也重，然而经济却不富裕，这就有利于把他们培养成富有使命感和冒险精神的领导者。尤其是在19世纪初，在感受到外国的威胁之后，各藩国兴办起来的学校功不可没。在这些学校里，不施行以往的古典的儒家教育，而是教授西方军事学和培养人才的各种“实学”，让人才具备济危扶困的智慧和意志，并能够从事实际工作。各藩国不仅培养这样的人才，还计划在19世纪上半期使用这些人才。这使下级武士得以成为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而像涩泽荣一那样半农半商的子弟也成为了明治时期的实业领袖。
此外，明治维新也并非都在外国的压力之下进行。在德川时代和平的260年间，平静之中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就是市场的发达和商人的兴起。在这段和平时期里，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城市里的消费生活日益活跃，商人大发其财，虽然他们的身份处于最底层，但武士在他们面前却抬不起头来。随着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陆路和水路的畅通，全国形成了以大米为首的流通经济。商业技术也以账簿和“隐名合伙”的形式发展起来了。
这一切都在明治时期扶植产业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商人得势动摇了以往的社会体制，因此到了19世纪初期，武士们就开始认真考虑社会改革。考虑该如何处理外忧内患的问题，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确信有必要讨伐幕府。再加上普通农民农业技术的提高，纺织品等手工业技术的进步，以及刚开始的教育普及等等，都构成了明治时期现代化的基础。
而且，日本的现代化还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其一，刚进入19世纪下半期的时候，虽说发达国家大体都经历了工业革命，但从技术水平来看，正处于从积累熟练度和经验的技术阶段向被科学证实的技术阶段转变的时代。近代钢铁业刚刚开始发展，化学工业几乎不存在。铁路建设刚刚步入热潮，轮船还没完全取代帆船。因此，日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尚不明显，日本人可以一边活学活用传统技术，一边通过加倍努力追赶先进国家。日本能够毫不犹豫地采用当时最新的技术——以铁路和轮船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与此同时衍生的国民普及教育和依靠国家的保护扶植产业等先进措施。此外，日本还拥有丝绸这种绝佳的出口商品。这为日本产业发展所需的必要资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这样，明治时代的人们通过惊人的努力，依靠德川时代的遗产，以及幸运的成分，使日本的现代化获得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