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不说朋友而说“团友”，是因为感念一个伟大的组织家把我们这些本来无能也不想成为“当代英雄”的人组织成了一个“集团”，派给我们以“颠覆”什么的巨大能量和雄图壮志。从此，1955年起就沉沦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岁月。感念之余，自然而然地也唤起了、培育了经历共同命运的人们的“组织”亲情。称“难友”，太宽泛，同代人受难的太多；称“同案犯”，案子终于没有成立，不妥。“集团”虽也是捕风捉影强安的名称，但如剔去了原有的诬枉定性，还真是一个中性名词，法国作家左拉的自然主义派有个“梅塘集团”，俄国戏剧家梅伊荷特等人有个“强力集团”，都不算恶称。掂来量去，称曾被卷入我也卷入的这起事件的熟人曰“团友”，似乎还比较可以接受。
这些“团友”有的40年代初就相识，有的直到80年代，即团已不团时才晤见，也真所谓活该被圈在一起，旧交的是“白首如新”，新识的则“倾盖如故”。虽也偶有争执，却绝无扞格，当然更无政界或商界中人的尔虞吾诈，也无时下文界中人的拉帮结伙，这个曾被钦定为“集团”的团友，倒很适合孔圣人的叹觚之词“团不团，团哉，团哉”的。
那原因，根本的一点是，“团友”们个个都是正派人。
这些人的学问、文章，举世咸知，无庸我来饶舌；而且即使唠叨一阵也未必能表扬得正确精当。我只想说说其中几位的小脾气，都是我目击身触，印象深刻，成为记忆中的永存信息，觉得可以传达出人物特性来。我这人不很敏感，没有冗貌辨色的本事；平常又总是大而化之，不很留意别人的举止言动，这些人生小镜头之所以能永存脑际，肯定是它们曾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而我以为，可以从这些小脾气的棱面，辐照出其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的一个方面来，乃至正是颊上三毛，阿堵传神的。我也不是蓄意存心，要选择这几位“团友”来写，而是这几位所显示的小脾气对我实在有诱惑力，每一想起，就如见其人。但不知写出来也能使读者如见其人否？
这里写四位“团友”，按照中国传统，以已逝世者为尊，先逝者居前；健在者以年龄为序，也是老规矩。
芦甸
瞧我这人有多糊涂，直到80年代，我才知道芦甸生于1920年，比我还小一岁。这以前我一直以为他比我大。深信不疑地以为他比我年长，是因为他比我懂人情世故得多。这个结论我是从许多小事情上得出来的，特别是两桩令我脸红咋舌的事。
先讲令我咋舌的那一回。我和芦甸订交于1940年，像抗战时期流浪的年轻人一样，我们一下就混熟了。他比我先到成都，不论对当地的环境或人际交往，他都是我的向导，一回他带着我和另一个朋友，到时有恒夫妇开设的一家旧书店去。时有恒就是鲁迅在《而已集》中有一封《答有恒先生》的长信的那一位。他们夫妇俩从徐州流浪到成都，开了这家旧书店维生。这家店不卖书，只出租，收点钱糊口。我们经过这条街时，偶尔也常进去看看。这回和我们同去的那位朋友发现了书架上他有一本想读的书，想租回去。那本书我也有，就说别租了，到我那里去拿吧。一出店门，芦甸就骂我“昏虫”。他数落道：“你不是不知道，人家是靠着这个吃饭的呀，你怎么打掉人家的饭碗！”我霎时伸出了舌头：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点！为了补过，我说：那么我去租。芦甸拉住了我，又气又笑，直骂我昏。我懂得他的意思，如果再去租，不是分明是怜悯人家，对人家也太不尊重了。他真是处处想得周到，既精细，又关怀人。相比之下，我不胜羞愧。
那时我在编一张日报的副刊，芦甸是我们的“铁杆作者”，还邀一批《华西文艺》的年轻作者给我供稿，这批人经常到我的一间小寓所来闲聊，那间寓所采光不佳，被称为“炼狱”，但是茶水供应却是十分充裕的。房东家一个叫作“四姐”的姑娘殷勤地来给我们冲开水，腼腼腆腆地“微笑服务”。开头我还不在意，以为房东家心地好；久了，见那姑娘丝毫不懈，有些诧异，但仍莫究其故。直到后来，才知道芦甸原来不声不响地每月给这姑娘一笔酬金，才会这样热忱服务，而芦甸却从来没向我提过这件事。瞧芦甸多么细致，体贴人，而我又多么昏！他帮了人又不作声，这是他的脾气。幸福就是奉献，小处如此，大处也是如此。
芦甸于1973年死于天津郊区的农场里。他是拼命做苦役，被沉重的自愿“赎罪”的劳动压垮而病倒的。赎的当然是“原罪”，但我相信哪怕在委屈中他也乐于奉献。他死于奉献。
贾植芳
和贾植芳相交五十年，他的性格、人生态度、谈吐、风度，从年轻到如今，几乎很少变化。他如今已八四高龄，我觉得他和三十几岁时一模一样，依旧无语不诙谐，无事不随缘，无处不坦荡；什么也不争不竞，旷达洒脱，有时还装装糊涂以化解烦恼，不熟悉他的人常会以好好先生视之。老贾这样从艰辛复杂的人生中打滚过来的人当然深谙世故，善于应付各色人等和各种局面，令人看上去很融通随便，像个油条老出精来了的琉璃蛋，但我深知他是非常执着、有分寸的人，堪称“直士”。他老是劝熟朋友遇事要多个心眼儿，其实他本人最没有心眼儿，但这并非说他丝毫不懂某种人生中自卫的“策略”。
50年代初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事，使我窥见了老贾性格的核心部分。
那时刚解放，大学尚未经过院系调整，我们一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我开的课中有一门“文艺批评”，当时上头虽然没有教学大纲之类的规定，但某种意识形态的条框是存在的，当然也还没有像后来那样的独断化和绝对化。华东教育部的高教处长是曹未风，曹翻译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对文学课相当关心。一次邀请各校中文系的教师开座谈会，涉及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自然也提到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话头。管事的官员在座谈会的意见虽不是有约束性的规定，但多少有点“打招呼”的所谓“吹风”性质，不能不重视、正视。
那次座谈会老贾没有去，我回来向他转述了情况。就文艺批评的标准，我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观，说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标准，我这课怎么教？该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类昏话吗？
老贾沉吟了半晌，拍了一下桌子有点激动地说：“大学讲堂里是讲授真理的，不是讲政策的！”
过了片刻，又对我说：“你不要写讲义，千万不要发讲义。”
他的意思当然是告诫我要不落言筌，但这其实也是鸵鸟政策，不发讲义仍然有学生作笔记，如果出漏子，发不发讲义一样。为了避免麻烦，我干脆避开敏感的问题，专讲西方的文艺批评史，一学期是很容易打发的。
就从这件小事，我看到老贾绝不是嘻嘻哈哈，说说俏皮话，随遇而安的人。其实，他的为人，在他早年的小说里也表露得十分真切。
如今在上海的“团友”中，以他最为年长，他下来就数我了，所以每年春节，我只去他家拜年，其他的人都不如我大，该拜我了。每年也只相会一次。聚会时，不管他如何谈笑风生，一连串风趣话逗人发笑，但我的心目中永远浮现出他拍桌子激动地说话的那个形象。
冀汸
冀汸的诗，我最牢记不忘的是《我不哭泣》的第一节：
我不哭泣，
才鞭笞得更重吗？
这就完全对了——
鞭子是你的，
意志是我的。
因为这是诗人的性格的真实写照。冀汸的性格像刀切一样的干脆。说是火爆，略显严重；但说他宁折不屈，那是千真万确的。
我觉得小说家要刻画他的形象，表现他的个性特征很不费力。这里记下的小镜头就用得上：80年代中期某年春节，我和老伴到杭州去看望冀汸。我们正在聊着闲天，他的女儿殷殷或别的家人递给一封贴好邮票的信，信是发往印尼的，他出生于印尼，家人至今侨居那里。这信他大概叫家人去寄过一次，由于新近国外邮资上调，拿回来补贴了邮票。已经折腾过一次，这回又不知为什么，又拿回去要补点什么。冀汸心烦了，接过信就一下扯成两半，团成一团，不寄了。这等于自己给自己发脾气，很划不来。但这里头是否也可以看出“鞭子是你的，意志是我的”这样一种顽强的、不肯与人作无谓周旋的性格来呢？
还有一件不是我亲睹而是听说的事情，肯定是最能显示冀汸的性格的行为。一次，浙江作协组织作家活动，邀请一些人上莫干山旅游。冀汸接到通知，背着行囊，兴冲冲地到了集合地。这时，人里头有一个同行者走上前，一伸出手，自报姓名。那人是无名氏（卜乃夫），即抗战时期写过《塔里的女人》《北极风情画》《野兽·野兽·野兽》等准黄色小说的那一位。冀汸向那人盯了一眼，别转屁股就走，莫干山也不去了。他羞于和这样的人为伍，无须思考，真的像刀削那样干脆。
后来我问起这事，冀汸的回答也和他的行动一样干脆：“跟这种货色去鬼混什么！”
我非常欣赏冀汸的这种脾气。不用说，有这样的脾气的人绝不会是阴谋家；而且，在社会上是要吃亏的。
绿原
和冀汸的干脆利索、绝不拖泥带水的脾气成对比，绿原的慢条斯理、有板有眼的略带缠绵劲的脾气也别有一番风味。
绿原的这种性格在平时不易察觉，因为他不仅是个诗人，也是理论家。后一身份使他在平时交谈中不免有考虑周详，对事物仔细分析，娓娓道来的习惯。但在一次特殊的场合，这种性格特征就很夺目了。
1994年，我们一行八人，已故的邹荻帆和绿原、曾卓、冀汸、我，后三人各偕夫人，一同集会于庐山。一天下山游九江市的甘棠湖，那湖据说是三国东吴周瑜驻柴桑练水军之处，湖中的烟水亭，相传是周郎火烧赤壁一战中的点将台故址。我们一行去参观时，正遇上一位年轻的导游小姐在向游客作介绍。我这人向来大大咧咧，不耐烦听这类例行性的介绍，想一走而过。但绿原却听得很有兴趣，或不如说装得很有兴趣的样子，还不时点头表示领悟。
那导游小姐讲到周瑜的故事，说，小说《三国演义》和舞台上，都有“三气周瑜”的故事，说周瑜是给诸葛亮气死的。其实不对，周瑜是生病死的……
“是吗？”绿原正而八经地说，“不是您介绍，我还真以为周瑜是给气死的呢！”
绿原哪会不知道“三气周瑜”是小说家的编造，他是在做戏。
离开那里以后，我们说他装样。他正色道：“你们太不通人情，人家讲得那么热情，那么起劲，也应该给人家一个善意的回报。这对人家也是一点鼓励，至少不该让她扫兴呀！”
他多么会体贴人，多么善于惠而不费地给人以慰藉和满足啊！他随时随地想到旁人，绝不给人以难堪，就我来说，就做不到，更想不到。绿原的这一性格，提高一点，就是古人所谓“物与民胞”的心术，也所谓是“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样的性格要他做坏事，是绝不可能的，连对一个素不相识者也存着一份爱心。看是小事，实在很不容易。
结语
我信笔写了上面四个“团友”的逸事，都是极细小的简直不值一提的事。既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更不足以概括这几位“团友”品性的全貌，连荦荦大者也称不上。但我的确相信，人是在细小处见精神的。而且，毫无思想准备，自然流露出来的才是真精神。
人际间的有些关系是命定的，比如家庭亲属，不由你选择。最有选择余地的是交朋友，人们得以选择直、谅、多闻的益友交往。当然，选择不免错误，看花了眼，乃至选上了匪人，在紧急关头背后捅你一刀。我和我的“团友”们都有直接的和间接的沉痛的经验。沉痛的经验又恰成严峻的考验，彼此都到炼金炉里去打了一个滚，这才有了可以彼此放心交往的“团友”。这似乎比孔子所说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境界更高一层。
我很珍重这份经过考验的友谊。当然也因和这些“团友”的往来中，我是“顺差贸易”，他们给我的比我给出的多，他们不论在哪方面都胜过我，使我每每感念他们，力求发现他们。本文也算是我发现的细小部分。
孔子当然是过了时的圣人，我对当代新儒家对他的天花乱坠的吹嘘并无同感。但孔子专攻的是伦理，即人际关系的研究。因此，他对人的许多考察法至今仍有其真理性。《论语·为政》里他提出了辨识人的方法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的确，一个人的行为、取向、志趣是代表他的人格的，抓住了这些，这人就和盘托出，无所隐匿了。这回所记的几位“团友”的逸事，不经意而露在我眼里，铭在我记忆里的小镜头，我以为是若干地显示出他们的“所以”“所由”“所安”来的。倘责我以“在平凡中发现诗”，则我岂敢。
原载《新创作》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