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讲讲奥里昂吧。
在六十年代的一天，当时我在旧金山。我得到了一个秘密消息，这个消息来自于坎普先生，他胆大包天，总是能够在投机事业中发大财，但是往往又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中，迅速地将这些一瞬间赚来的财产一口气丢光。坎普让我要进一些黑尔以及诺克罗斯公司的股票，于是我便买了五十股，每股有三百块钱。我凭借保证金将股票买进，一下就用了百分之二十，因此，我的钱也被花光了。于是我给奥里昂写信，说愿意让一半给他，并让他赶快将这一半的钱寄过来。
我等啊等，他来信说他肯定会将这件事办好。那时股票涨得非常起劲，越来越高，曾经涨到过一千块钱一股，后来又爬升到了两千块钱，接下来是三千块，然后又翻了—倍。钱还是没有来，但我并没有发愁。
后来慢慢地，股票市场开始下跌，于是我急忙给奥里昂写信。奥里昂回答说他早将钱寄出来了——寄到了西方旅馆。我到那里打听了一下，他们说没有。长话短说，接下来股票又开始持续下跌，跌到了当初我付的数目之下，然后又将保证金吃光，等到最后抛出的时候，我已经被弄得头破血流、大伤元气了。
等我将奥里昂这笔钱的状况弄清楚时，已经太迟了。如果是别人，肯定都会想到要寄张支票过来，但他寄过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金子。金子被旅馆的办事员放进了保险箱，从那之后便被忘却了，从此之后，金子也便一直躺在保险箱里面睡大觉，但这一切却将我害得好苦。如果换了其他的什么人，一定能够想到要告诉我一下，说是用邮包邮寄而不是用信的。但奥里昂是注定了想不到这一点的。
后来，坎普先生又给了我一个机会。他同意将那块被我们的父亲当成宝贝留下来的位于田纳西州的地收购，价格为二十万元，他先付部分现款，剩下的付长期期票。按照自己的计划，他打算从欧洲的葡萄生长地和酿酒的地方引进一些经验丰富的外国人，让他们到那片土地上定居，令这片土地成为酿酒之乡。当他了解了朗沃思先生对于这些田纳西葡萄的想法之后，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看好这块地的前景。一切都谈妥之后，我将合同等东西寄给了奥里昂，让他签字，因为他也属于三个继承人中的一个。
不过这些东西寄到的时机却刚好不巧——实际上，时机糟糕透了，他恰巧在那个时候，正心血来潮地对禁酒表现出非常激烈的兴趣。他回信说，他不愿意参与让那个地区因为产酒而堕落下去的事情。他又说，他无法肯定坎普先生肯定能够公正地对待那些从欧洲来的可怜人——这样，在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的情况下，他便将这笔买卖整个儿都毁了，并且再也没有挽救过来。
就这样，这片带有父亲殷切希望的地，曾在突然之间便涨到了二十万块钱，但因为奥里昂的一时头脑发热、神志不清，而在突然间便又回复到像从前一样了——不仅不值一文钱，还需要付税。这税自然是由我来付的，除此之外，我还要担负其他的费用，并且先后付了好多年。但我已经将田纳西那片惹人心烦的地扔到了一边，不管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再也不管它了，直到昨天为止。
直到昨天为止，我始终都认为，是奥里昂将最后一亩地都糟蹋掉了，他确实也就是这么个想法。但是，昨天，一位绅士从田纳西州过来了，还带着一张地图，地图表明，将很久以前的那次测量进行修正之后，我们还有一千英亩地呢。那块地在一个煤矿区，是我爸爸在一八四七年临死时为我们留下的十万英亩地中的一部分。
这位绅士带给我们一个建议，还来拜访我们，陪同纽约一位很有名望的富有公民一起。他们建议我们让田纳西州的这位绅士将土地卖出去，全部费用都由纽约的那位绅士来负担，如果有人提出诉讼的话，也由他来对付，所得的利益则三分之一归田纳西的绅士，三分之一归纽约的绅士，另外的三分之一，则由萨姆·莫菲特，他的姐姐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太太和我——我们是继承人，共同获得。
这一次，我只希望能够彻底地将田纳西州的这一片地处理掉，从此再也不用烦神了，这片地的创建本来就是因为一场误会，现在则到了消除这场误会的时候了。我爸爸因为一场误会背了这个包袱，又因为一场误会，将这个包袱、这片地丢给了我们。这次，我下定决心要将这一次次累积起来的所有误会和留下来的地全都尽快地处理掉。
我是一八六七年一月来到东部的。在卡森城，奥里昂比我多呆了差不多一年，然后他便卖掉了他那个花费一万二千块钱买的房子和家具，换来了三千五百块钱的钞票，有百分之三十的折扣。他同他的妻子坐着头等舱到了纽约。在纽约，他们住在了一家非常豪华的旅馆里，非常阔绰地在市内四处游玩，然后又溜往基厄卡克。他们到那里时几乎身无分文，就像一八六一年七月刚刚迁到那里时一样。
大约是在一八七一年或者一八七二年，他们到了纽约，然后又不得不去了别处。自从到了太平洋沿岸以来，奥里昂一直都想靠执行律师业务来谋生，不过他总共只接到了两起案子，他本来想免费替人家办这两起案子的——不过结局怎样，也是永远都无法知道的，因为有关当事人，在他还没有插手的时候就在私下里将案子结了。
在基厄卡克，我给我妈买了一所房子——每个月我会给她一笔钱，奥里昂也会给一笔，然后他们就共同住在这座房子里。本来奥里昂可以在《城门》(一家日报)的排字房做他自己想做的活，工资待遇也不错，不过他的妻子却因为做过州长夫人，而抹不开这个面子，坚决不同意如此降低身份。她宁愿依靠救济生活。
不过，正像我所说过的，他们还是来到了东部，在纽约的《晚邮报》，奥里昂搞到了校对的工作，每周报酬为十块钱。他们租了个小单间，烧饭也在屋里面。他们就依靠这笔钱生活。
不久，奥里昂又来到了哈特福德，让我帮他在位于哈特福德的一家报馆里面找个记者的工作干干。这样，我就又有机会试试那个卓越伟大而又屡试不爽的办法了，我也真的试了。我要他不带任何介绍信就去了哈特福德的《晚邮报》，只要求做些擦擦扫扫的活，或是别的什么活，不要钱，就说他只需要工作，不需要钱，他满心想的就是工作。果然，还没到六个星期，他便调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薪水是每周二十块钱。他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值这个价钱的，于是立刻就有其他家的报纸请他过去，给他更好的待遇，不过我建议他不要答应别人，而是先去《晚邮报》，将这件事告知他们。于是《晚邮报》为他加了薪，将他留住了。我想这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快活的一项工作了，这个职位非常适合他的个性，极其轻快，他在每个方面都过得非常舒服。
不过，该来的总是会来的，倒霉的时刻终于到了，那是无法阻挡的。
那段时间，一家共和党的日报要在佛蒙特的拉特兰开办，那是由一些有钱政客们开的股票公司开办的，他们将邀请奥里昴去担任主编，薪水是每年三千块钱。他非常想要接受，他的妻子也是——不，是更想接受，加倍地想，三倍地想要接受。我苦口婆心地百般进行劝告也没用，我说：
“你的为人就像水那样软弱柔顺，人家很快便会发现这一点的，他们丝毫不用费力就会发现你为人没有什么骨气，他们能够像对付一个奴隶那样来对付你。你可能会呆上六个月，但绝对不可能更久，然后，他们不会像请一位绅士那样请你走，而是会像对待一个游民那样将你扔出去。”
我的预言丝毫都不是危言耸听，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真如此。
奥里昂同他的妻子又一次迁往那个被贬斥而又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了。到那儿之后，奥里昂写信来说，他并没有重操律师业务，为了他的健康起见，他认为自己需要绿色产业和新鲜空气，需要一种室外的工作。他说，他的岳父在距离基厄卡克一英里路程的界河边上有一小片地，还有一间小房子，他打算买下这块地，来办个养鸡场，这样不但能够供应基厄卡克所需的小鸡和鸡蛋，还能够供应奶油——但我不知道养鸡场是否出产奶油。他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只要三千元现金就能到手，于是我就将钱寄了过去。
奥里昂便开始养起了小鸡，他每个月都会寄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从报告上来看，他能将小鸡按照每对儿一元两角五分的价钱顺利地销售给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们，但从报告上看，也知道他每对小鸡的本钱就要一元六角。但奥里昂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灰心丧气，我自然也就随他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