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心理系的学生，他认为很有必要对韩国成功人士的心态加以研究。1970年，他把《成功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给现代经济心理学的创始人威尔·布雷登教授。布雷登教授读后，大为惊喜，他认为这是个新发现，这种现象虽然在东方甚至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此前还没有一个人大胆地提出来并加以研究。惊喜之余，他写信给他的剑桥校友——当时正坐在韩国政坛第二把交椅上的人——朴正熙。他在信中说：“我不敢说这部著作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敢肯定它比你的任何一个政令都能产生震动。”
这本书果然伴随着韩国的经济起飞了。后来，这位青年成了韩国泛亚汽车公司的总裁。
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字默深，1794年出生于湖南邵阳的一个官宦之家。1822年中举，在诸子百家、史地方面很有自己的见解。1826年，他受江苏布政使之聘，协助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参与筹议江西省的漕粮、水利等问题，后来又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有机会广泛阅读各种典籍文献，林则徐与他交往甚深，非常器重他，推荐他为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僚。
1841年8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码头又与好友林则徐重逢了。原来林则徐因鸦片战争遭贬革职，在被发配到新疆的途中，暂时在镇江停留，要与老友一叙。在魏源的住处，两位好友畅谈国事，互相勉励，抒发对民族忧患的悲愤之情。林则徐说：“这次我在广东抗英，深感洋人得势的重要条件是船坚炮利。要反侵略、必须了解敌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接着林则徐打开一个布包，捧出一大捆书报，交给魏源，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这是我在广东时派人从海外书报上译辑的全部材料，如今我将远去，不知何日才能返回，这些东西就交给你吧！望你能编写一种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以使国人广开眼界，悟其御侮之道，”在这材料中有《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对于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史地，都很有参考价值。
魏源珍重林则徐的重托，并在林则徐的启发下认真地思索起来。在林则徐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他还广泛地收集更多更新的资料。1840年7月，定海第一次被英军占领，侵略军为了进攻内地，派出人员刺探军情，绘制地图。一天，一名英国官员安突德正偷偷地在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老百姓抓获，扭送到宁波知府衙门。一个在知府衙门的友人，把这消息告诉了魏源。魏源立刻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详细地交代了英国的对华意图和兵力部署、武器性能，还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情况作了交代。审讯的结果，使魏源得到了大量资料。他以此为基础，旁征博引其他见闻，编写成《英吉利小记》，并把它作为《海国图志》的一部分。
魏源从收集的资料中，看到了西方的先进技术，结合鸦片战争失败的现实，认识到，西方的枪炮比中国高明，这在中英战事中已被证实。而朝廷的达官贵人饱食终日，夜郎自大，嘲讽西方技术是“奇技淫巧”、“形器之末”，这是多么可笑！在他看来，不学习先进的东西，就永远落后、挨打。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技术，中国才能走向富强。为了让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勤奋地伏案写作。
1843年初的一天，魏源写完了最后一页。共50卷的《海国图志》凝结着魏源的心血，作为当时东方各国人民了解和抵抗西方的第一流的宝贵典籍，就这样诞生了。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完整地提出了“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两大反侵略的鲜明纲领。“以夷制夷”就是利用西方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制约；“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我所用，反抗西方各国的侵略。他还针对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提出改革内政的主张。为抵抗侵略、拯救祖国的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
1844年，美国、法国效法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其他各国也纷纷接踵而至，获得了英、美、法同等的权利。目睹西方各国加速瓜分中国，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日益强烈，深感《海国图志》50卷本的不足。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进行了增补。增补的内容大多是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介绍，如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并附有更多的插图，以便了解、制造和使用。1852年，魏源将《海国图志》增补成100卷。百卷本《海国图志》大量地介绍了美国、瑞士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体，并给予高度赞扬，他已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比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制进步。
《海国图志》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最早的进步思想家，找到了救国的新方向。《海国图志》不胫而走，受到进步人士的好评，对我国近代的反侵略反封建运动产生了很大作用。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也被介绍到西方。日本思想家纷纷争读，并把它奉为“海防宝鉴”，在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李四光确立“中国第四纪冰川说”
李四光（1889—1971），湖北省黄冈人。闻名中外的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立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李四光小时候曾跟父亲念过几年书，190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昌一所高等小学堂。入学后，由于他刻苦用功，一连考了几次第一名，按学校章程，被保送日本留学。1914年，李四光又到美国伯明翰大学留学，并获硕士学位，然后，他谢绝了老师要他再深造几年和介绍他去印度当工程师的邀请，抱着把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祖国的赤子之心，回到了祖国，一直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以及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李四光对地质研究的伟大贡献之一，是对第四纪冰川的研究，他提出的“中国第四纪冰川说”，震动中外地质学界。当时，北欧、北美等不少地方，都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但有些外国地质学家，却武断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什么第四纪冰川，并且狂言“我们没有发现的东西，你们中国人永远也不会发现。”因为有无第四纪冰川涉及到亚洲大陆是不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之一的问题，借以宣传“中国文化西来说”、“西欧文化东渐论”等观点。李四光不盲目听信传统结论，坚持认识从实践中来的观点。1921年，他亲自到河北南部的太行山东麓的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一带进行地质考察。在沙源岭一带考察时，他发现一些奇怪的大石头。它们有的像一间小房子那么大，大部分是由砂岩组成，孤零零地远离着大山。这些奇怪的石头引起了他的深思：在这附近根本没有基岩出露，这些砂岩巨砾怎么能在这里出现呢？是一般的水流搬运来的吗？不可能，水流是搬不动这样庞大而又笨重的石头的。
李四光仔细观看，发现这些石头不但有棱角，还有一个或两个磨光面，有的磨光面上面还保留有细长的条痕。此外，他还看到这些大小石块和巨砾是杂乱地分散在泥沙物质中间，并且不分层次。如果是流水搬运来的石头，那么就应该棱角不明显，或成卵圆形，而且在流水搬运的过程中，会被分选，大块的在后，小石块、小沙粒被运送在前。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那么，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力量，能把这些大石块从老远的地方搬来呢？只有冰川的移动！原来这些大石块就是冰川的漂砾。这里保存的就是古代第四纪曾经发生过冰川作用的遗迹。
为了寻找更多更确凿的证据，李四光又在长江中下游、庐山、九华山、天目山及黄山等地考察。他不畏艰险，爬高山，攀悬崖，穿密林，涉深谷，终于发现了大量的冰川流行的遗迹，经过论证，肯定了第四纪冰川在中国普遍存在。李四光将多次发现，先后写成了《华山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扬子江流域的第四纪冰川》、《黄山第四纪冰川流行的确据》等文章，用不容否认的事实，强有力地推翻了国际上许多冰川学权威们断言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错误结论。第四纪冰川说的确立，不仅对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的研究有很大贡献，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找矿、找水、筑路、架桥等工程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范文澜窑洞中写“春秋”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省绍兴人。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简编》的修订工作。
1940年春天，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来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消息不胫而走，当时延安的几个院校师生以及有关部门领导，还有范文澜的昔日好友都十分高兴，中央主要领导还亲自接见了他。
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住房条件、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十分差。范老一家三口人，住的是一孔窑洞，吃的以稀饭为主，干饭很少吃，肉类几乎没有。每人每月发几张边区生活补贴票，用来买一点儿日用必需品或其他东西。工作条件那就更不用说了，范老的书房、餐厅、厨房以及寝室全在这孔窑洞里，挤得都看不下去了。最里边一个简易大木床，靠窗处是他自己找来的几块木板、四条木棍，别人帮助做成的简易桌子。看书写字时，它是书桌，吃饭时，它又成了餐桌。在桌子的后面摆着一个长条凳子，谁能想到，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
他伏在“桌子”上夜以继日地写着。晚上是没有电灯的，只有一盏小油灯。点灯的油只有蓖麻油，窑洞里烟雾迷漫，熏得范老睁不开眼睛，而且咳嗽不止。油灯发出的光很暗，他只好把头贴近灯写着。实在太累了，就把身子靠在窑洞的土墙上稍稍休息片刻，并用纸卷着当地出产的烟叶抽几口，解解乏。接着，便又马上写了起来。由于延安的纸张极为缺乏，范老用的稿纸质量很差，反光很厉害，非常刺激眼睛……就是这样，范老还是不顾一切地写着。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范文澜在极其艰难的延安窑洞中写出了《中国通史简编》上、中、下册，共记90万字，《中国近代史》约20万字，并发表了很多篇论文，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极大。
吴有训验证“康普顿效应”
吴有训（1897—1977）江西省高安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解放前，任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
1921年秋，24岁的吴有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2月，吴有训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他非常幸运，导师竟然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学家、卓越不凡的康普顿教授。康普顿教授由于提出了：电子以及其他基本粒子的“康普顿波长”概念而名噪一时。刚到芝加哥时，康普顿那独特的教学方法，吴有训很难适应。一年后，吴有训完全适应了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并且已不满足于掌握课堂上、书本里的知识，他勇敢地开始向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尖端冲刺，对导师康普顿教授正在研究的X射线散射现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吴有训已经掂量出导师的这项研究的意义，比爱因斯坦用光子、光量子成功地解释光电效应意义更加重大。所以对康普顿教授发现的每一点研究成果，吴有训在完成自己的课程之外，都尽力亲自用物理实验去加以证实。结果，有的无懈可击，有的不尽完整，他都一一做了详细记录。
一次，康普顿教授作了《关于X射线散射现象分析》的讲学，（即后来被学术界承认的“康普顿效应”），两个半小时的讲学结束后，教授情真意切地征求大家的意见，顿时大教室内外寂静一片。有谁能对这世界上第一流的物理研究成果提出异议呢？就在这庄严的时刻，吴有训从第五排的座位上站了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说：“对于康普顿教授目前的实验结果，是令人信服的，……由于康普顿教授研究的课题太重要了，必然引起许多人的注目，其中就包括我在内。我用业余时间做了一些实验，有些结果与教授的结论略有差别，现在提出来或许可供教授参考。一是关于X射线散射的强度问题，二是X射线散射后的光谱图问题……”接着，吴有训将自己的实验经过、结果，以及对于整个实验的估价作了详尽的分析，全场给以热烈的掌声。康普顿教授兴奋地走到吴有训的座位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并邀请他当晚到家中做客，康普顿把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论文以及实验记录送给吴有训看，他对这个来自东方黄土地上的年轻人太欣赏了。
从1922年3月到1924年7月，吴有训亲手做了120余次物理实验，整理了近百万字的笔记。通过这一系列研究和实验，他在可以充分证明康普顿效应中发现，康普顿效应很可能成为量子物理学的核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世界创举即将诞生。经过耐心细微的工作，吴有训用X射线散射元素测试粒子动量的愿望，终于获得成功。并且由三种、五种、七种元素的散射；向第十五种元素冲刺时，他病倒在实验室里了。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吴有训说着胡话，胡话的所有内容都跟X射线的实验有关。从医院出来后，吴有训马上投入了X射线散射的研究工作。他仅用了三个月就创造出一张被十五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这张光谱图将作为康普顿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后来，这张图也被吴有训纳入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论康普顿效应》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