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长吟
文学创作与评论研究虽然是文学的两个轮子，可它们常常在同一个作家笔下滚动。搞创作的人转而写评论，少有框框，生动活泼，要言不烦，直捣神髓；搞评论研究的转向创作，大都视野宽，起点高，作品严肃而纯正。有的干脆就是将评论研究与创作穿插进行的。研究与评论一身而二任，古今中外不乏其人，现在，湖南的李元洛也进入了这一行列。他向来以诗评家之名行于世，可是在研究诗学的同时，心有旁属，常念念于散文。自1979年以来出版了十本诗评与诗论著作之后，1994年开始，正式移情散文创作，先后在新加坡、菲律宾、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共发表了百十篇散文，且有不少载于报刊的显著位置；最近，又将其辑成散文集《凤凰游》《一勺灵泉》《吹箫说剑》，相继在大陆和台湾推出。在此，我就其散文略作评说。
“人文风景”——李元洛散文的主要材料
散文的材料是所有文体中最不受限制的。大到国家兴亡、民族苦难，小到一星烟火、一丝冥想，雅到琴棋书画，俗到吃喝拉撒，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散文的殿堂。近年来，商潮勃兴，小报丛生，散文走红。在以往按表达手段分成叙事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文的基础上，以散文的题材和内容分类，文学评论家又标举出生活散文和学者散文。生活散文着重表现个人生活中的细故微澜、身边琐事，显现生活的情趣和乐趣；学者散文以文化、学识为主要材料，或针砭时世，或传达理性，或表达个人的情怀与志趣。如果说抒情散文主情，议论散文主理，生活散文主趣的话，那么学者散文则重在抒写境界与情怀。虽然任何一篇散文都离不开情、理、智、趣、境、文诸项，但学者散文则相当讲究材料的文化档次，更注重情怀与境界，追求散文的思想、学识、情志与文采。改革开放搞活了经济，也带来了文化交往的频繁和学术界的活跃。或因山水之邀，或应友朋之请，或得文化交往之利，或趁学术会议之便，李元洛先后游历了新加坡、菲律宾和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国内许多名山大川，风景胜地，湖南省内有名的和实至而名未归的自然风景区，也有不少他留下的脚印。他的散文大都为游历之作或忧时感世之篇。其一写台湾、香港、新加坡的旅行，兴趣不在山水而在人物与友情；其二写省内之旅，所到之处多为尚未被开发、知名度不怎么高的景区与景点，为文之旨也不在推介新的旅游风景区，而在赞美山河、欣赏自然美的同时批评现代城市文明中的庸俗面，表现出对城市文明的某种程度的厌倦；其三述说自身经历及与亲人、老师、友朋之间的关系，亲情、师情、友情溢于言表；其四忧时感世而作，虽散见于各篇之中，但也有集中批评不良社会风气的，如《方城之战新说》等；其五为记述国内名胜古迹访游盛况与观感，显示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与情怀。所到之处，多为文化之旅，行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名山大川、文化圣地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存大大地开阔了作者的视野、襟抱，也充实了散文的内容，提高了散文的思想境界，升华了散文的内在精神。李元洛的记游之作与刘鹗的《老残游记》完全不同。《老残游记》虽也涉及民风民俗，但着重写所到之处的山川形胜，以奇为美，具有地理学和民俗学的重大意义；李元洛的兴趣不在山水风光，而在人文风景，它所具有的是文化学，特别是人文文化方面的意义。李元洛笔下的人文风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名胜古迹的历史沿革，名人题咏，诗、词、联、赋、文、典故。虽写境外之旅的散文，也多处涉及或引用古今诗文，《来自远方的好音》一文引述人文风景的篇幅几占三分之二，这类材料的组接和集纳，使作品内容丰厚，富有知识性和较深厚的历史文化色彩，而且较好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和情志。第二类人文风景是由作者自身的文化活动构建的。作者的文学友人，也多为名人或新秀。他们毕生与文学结伴，文化档次较高。这类人文风景至少告诉我们：在物欲日旺、世风日下的年头，还有一大批精神自守的文学艺术家在建造和守卫着人类的精神文明，他们用可贵的操守和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像蜜蜂酿蜜一样，辛勤地酿造着人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
学者情怀——李元洛散文的境界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李元洛的散文少思古之幽情，常着眼于现实，对世俗庸风怀着鄙薄与忧思，一派君子之心，满腔学者情怀。所谓学者情怀，就是尊师重傅、推重斯文、清贫自守、忧国爱民的情怀。作者既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涵泳，又深得现代思想观念之熏陶，他的性格情怀不同于古代山林知识分子的孤傲与清高，也没有那种不明世情、不懂社会的十足书生气。他尊师重傅——“文革”中，回长沙一师拜会胸挂黑牌在走廊上扫地的赵老师，趋步而前，恭恭敬敬地鞠躬口称“老师”，以弟子之礼和师生之情温暖老师冰冷的心。他推重斯文——首为重书。宋人韩驹说：“惟书有真乐，意味久犹在。”《书架、书角、书屋》一文如实记录了他大半生乐在书中的情景。“爱乌及屋”，他由爱书而尊重那些传播文化的书店和书店经营者，称台湾三民书局的文化大楼为“琅嬛福地”，赞美那些在人欲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中仍坚持书香事业的出版家为造福众生的人。在“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的时候，他常作书店之游，心中洋溢的仍是永恒的书香。他乐与高雅的文友相交，谈文说艺，放言古今中外，不亦乐乎。“秀才人情纸半张”，他很看重朋友们的纸上人情。他曾专门写了《信笔说“信”》《托“线”之福》两篇散文。西人称信为“温柔的艺术”，他以突发的奇想表达对书信的推重：“假如我拥有李白书信的手迹，那怕只有一封，即使有人用一座银行来和我交换，恐怕我也不会出手。”
他甘于知识分子的清贫，常以诗文自娱，以精神的丰富自乐。当今虽然钱潮澎湃，物欲高涨，但他说：“艺术无价，灵魂无市，心内怀一方净土，手中握一管彩笔，纸上挥一派烟霞，这难得的清雅与精神的丰富未始不富甲王侯，笑傲大款？”他写散文，是因为文字可以挽留体验过的美的事物和美的感情，留下生活中和生命中稍纵即逝的雪泥鸿爪，又有一番为逻辑思维所难有的审美创造的愉悦。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娱己而可娱人，何其快哉！他不因时风流俗而乱其心志，他的心灵不只是贮满了诗词文赋等文化材料，而且常忧时愤俗，君子之心溢于言表。散文主情，但不排斥“理”。我国先秦诸子散文大都负担着建造思想、宣传政见的重任。现代散文中不乏理性色彩的篇章。人称大散文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这类作品。散文说理，无须严密的逻辑论证，它托以物，假以事，寄以情，即将“理”物化、外化、体验化、趣味化，辅以语气的生动和气势，讲究理趣和理直而气壮。李元洛的散文也是主“理”的，但不是向抽象的哲理掘进，也不是向具体的事理发展，更不是向自我主体开拓，而是着眼于涤荡社会现实中的污泥浊水。他的每一篇散文，或顺手牵羊，或有意引申，或旁敲侧击，对社会风气和学风中的不良倾向和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对于全国一年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远远超过全国的教育经费的现状，对于“从政之路红彤彤，经商之路金灿灿，从教之路黑沉沉”的俗谚口碑，对于“风声雨声读书声不吭一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的当代知识分子的麻木心态，作者心存极大的忧虑。游岳麓山禹王碑时，他向同行者发问：“人间仍然常常水灾为患，当今之世，更是钱潮动地，欲浪拍天，人欲与物欲一起横流，谁是当代治水的大禹呢？”这个问题，大得像历史，严肃得胜过宗教，除了空山鸟鸣，谁能作答呢？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只是责人而不责己，他和他的朋友在瞻仰民族英烈、志士先贤和他们的遗迹时，一方面有一种精神人格上深刻的领悟和沟通。有一种心忧天下的灵魂的隔代呼应和遥相传感，但另一方面又生出愧对历史人杰的愧疚感，觉得我们生活得是多么地委琐！以至常默然心祭，久久不能释怀。
李元洛的散文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仁者胸怀。仁者胸怀虽不是学者所必有或专有，但作为人文学者的他，大半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仁”，长期熏陶着他的心灵。故这种仁者胸怀既来自先天，也来自后天的学问修养。作者云：“杜甫‘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的菩萨心肠，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白眼王侯的气概，陆游、辛弃疾‘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英雄气盛，李后主、李清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儿女情长，都令我幼小的心灵心向往之。”作者后来既未从军，也不从政，英风胜概的一面未得发展，大半辈子从教从文，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处事克己重人兼中庸，而仁自至。仁爱之心，慈善之心，怜悯之心，如影之随形。这在写妻子、老师、母亲等带自传色彩的散文中，人间真情、仁者胸襟尤见其自然真切。
散文的灵魂即作者的精神人格。最动人的散文是挺直的风骨所撑起的一片天宇，是高尚的人格所迸发出来的一股精神力量。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学者情怀中流溢出来的文字既充满激情，也充满着理性的尊严和人格魅力。
文化情结——李元洛散文的精神
从诗评家转向写散文，其取材就离不了诗、书、文、画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民族英烈、志士仁人，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圣地；当代文化名人，也是他吟唱书写的对象。庄周、屈原、杜甫、朱熹、岳飞、谭嗣同以及他们的历史遗迹；长城、洞庭、赤壁、南岳、芷江、凤凰、桃花源、台湾的日月潭乃至不少文朋诗友……都活跃在他的散文里。他去朝山海关，不是为了凭吊古战场，而是为了重温“山海关抗战”那一章血泪交迸的痛史。他去游凤凰城，其意不在城内外的许多古迹，而是因为那里是文化名人沈从文和黄永玉的家乡。文化情结，是李元洛创作散文的内在动力，也是他散文的内在精神。
道德、艺术和科学，是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也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由庄周代表的道家、孔子代表的儒家和后来传入的佛教组成主流文化，其基本精神就是道德向“善”，艺术崇“雅”，科学求“真”，一切追求自然、和谐与中庸。李元洛的绝大多数散文，几乎都可以在真、善、雅、自然、和谐与中庸上找到自己的思想落点。或者说，复兴民族雅文化，强化道德意识，净化社会风气和人类的生存环境，建立自然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他散文创作的动力，也是贯穿他全部散文的四大主题。
从某种角度说，李元洛散文中存在着现代俗文化与古代雅文化的对立。大概是出于对雅文化的推崇，他对现代俗文化似有些许排斥心理。在《读杜甫》《崩霆琴》等文中都提到舞厅、卡拉OK，几乎都略有微词。而散文中引述的历史故实，凡属肯定的，也多属雅。《“盗亦有道”的联想》，连续引用了两个强盗重诗文的故事。一是唐代诗人李涉遇盗，听说是李博士，盗首客气地请求题诗；二是群盗窜入清代藏书家刘源之宅，见刘爱书如命，肃然起敬，对其秋毫无犯。古代强盗尚且知道尊重文化，尊重文化人，何况今人，何况肉食者？
作者并不是为文化而文化，也不是为雅而雅。他推崇雅文化，落脚点就在于批评人心不古，世风沦落，从而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净化当代社会某些庸俗甚至污浊的风气。文化是全人类智慧的结晶。因需求对象的不同而有雅俗之分。适应较高精神层次需要的为雅文化，满足欲望要求的为俗文化。动物纯粹只有欲望，而人是精神的动物，人除了动物式的欲望之外，还有精神的需求。凡智者都重视书香与诗香对社会大众心理的潜移默化作用，都承认知识和精神产品在社会与众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果一味引诱欲望，刺激欲望，满足欲望，一切唯欲望是举，欲望满足率成了价值判断唯一的或终极的标准，那还成何世界呢？难怪作者忧心忡忡：“今天，历史的积弊未除，现实的祸患旋至，过度的物欲化、功利化使不少人人格蜕化，道德沦丧，文化失落，精神低下，一言以蔽之，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下降，社会风气和国民心态出现严重的危机。”作者提倡雅文化，无疑是给世人奉上一碗消解不良欲望，充实精神，解除心态危机的“健心汤”。他那胸中的正气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其呼唤精神人格的散文，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品格。不过，在批判文化堕落的时候，还是需要科学的分析和细致的区分。庸俗不可有，世俗不可提倡，但能给大众生活带来快乐而又无伤大雅的东西，虽也叫作“俗文化”，却是需要的。雅，导致洁、导致纯、导致清，但不能太过，水至清则无鱼，人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也不能生活。其实，谁又能完全只是呼吸纯粹的氧气呢？当然，作者复兴雅文化的愿望也并非反对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只因管理不善，城市生活中负面的东西登堂入室，堂而皇之，这就不能不使作者像许多人一样，对现代都市文明产生某种厌倦与警惕。
《礼记·王制》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这说明地理环境对人的心性和社会风气存在一定的影响。出于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的终极关怀，作者在《八月洞庭秋》《雪峰灵泉》《古樟二重奏》等篇中，反复强调，青山大地和森林，是自然赐予人类的乳汁，现代都市文明的繁荣，一定要警惕以自然美的破坏和丧失为代价。“忧也是歌谣，乐也是歌谣……”作者以笔以口，对人们无知地破坏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抒发了自己深深的忧虑。
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好的自然环境，更需要好的社会环境，需要建立和谐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唐代安史之乱时，社会的大环境不好，但民间古风犹存，人情淳厚，友谊真挚，社会小环境还是不错的。可是，当今之世，社会的商业化功利化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人情日趋冷漠虚伪，那种真正肝胆相照的高情胜谊已经不可多得了。对此，作者显出极大的惋惜与明显的不安。在《一勺灵泉》中，李元洛大发感慨：“人情关系淡化，人常常像一桶一引即爆的炸药，稍有冲突即可恶语相向，大打出手。更不要说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处处可见的贪污、盗窃、抢劫、卖淫等等不文明的社会邪恶。人啊人！人既有善良、向上、创造的一面，也有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利己的特征。”进而呼吁：“对自然环境固然需要尊重和保护，人与人之间也要互重、互爱、互信、互利，建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的新秩序。”作者对年长他三十多岁的老诗人臧克家，赠他条幅时以“诗友”相称的事实，无比珍惜；对臧老“平生风义兼师友”的长者风范，贤者风范，更是无限地敬重和景仰。
才情学问——李元洛散文的艺术包装
李元洛很有才。他主张散文除有思想、有情怀、有学问和个人性之外，还应该有才气，有文采。他的才气从他小学四年级写的一首律诗《破庙》中可见一斑：“碧苔围宝座，佛面绕蛛丝，鼠咬禅房角，蝉鸣高树枝。”他以后的诗评诗论，一律写得丰厚华美而波俏，旁征博引，的确伏案功深。他的散文仍然保持了这方面的优点，充分发挥出他熟知中国古典诗词的长处，诗词学问成了他散文最主要的艺术包装。故他的散文文采焕焕，学有功底，很得文化人特别是学子们的喜欢，是名副其实的学者散文。
李元洛的散文大量地引述了诗词，特别是古典诗词的材料，《海上生明月》《来自远方的好音》《信笔说“信”》《佚名之憾》《客舍并州》《怅望千秋一洒泪》《万里长城万里长》等篇的引述尤见其多。其中有的引述非常精辟，非常必要。引臧克家老人绝句：“自沫朝辉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显现了臧老童心勃发的精神风貌，并以末句为题，标举了全文的灵魂。有的引述几乎集结了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的古典诗词，把知识性、思想性、文学性、趣味性、学术性糅合在一起，廓大了读者的眼界，无疑是一种享受。《信笔说“信”》几乎可以看成“中国书信史简编”。学者情怀与学者习性，使他好些散文有着明显的学术色彩。写杜甫，涉及《登岳阳楼》时，他说：“那是一首极具沉郁顿挫的艺术个性而又表现了对宇宙苍生的终极关怀的诗篇，显示了一种深邃博大的精神范式与文学范式，它为大历767年冬末的风雪压卷，为诗人自己的作品压卷，也提前为整个唐代诗歌压卷。”就有很深的学术论断色彩。一般来说，其学术性与文学性是结合得比较好的。文化材料与个人感悟，历史掌故与现实体验互相映照，情、景、事、理，融于一体；容量和密度使他的散文并不单调。
但是，学者的思维与作家的思维在特点与方式上毕竟有些不同。学者求实求是，语言表达力求准确明快，重在发现；作家意在形似与神似之间，笔下之境，亦真亦幻，重在创造。换言之，一个用逻辑思维，一个用形象思维，尽管两种思维都落脚于真实地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乃至改造世界，但两种表达方式的差异决定了学者的思维对于创作，会呈现出某种局限。李元洛学者思维的特点较显豁。他十岁所题《破庙》一诗，的确难得，但基本上是写实的，如他父亲当时所批评的，“围”字太呆板，“绕”字太人工气，“咬”字太生硬，用词也实。这求实求是的思维特征，对散文创作所需要的“空灵”难免有所扼制。这在他散文创作的初期并未完全改变。与王开林“春泛南洞庭”，他吟有题兜率寺的联语：“揖石轩轩窗揖千山碧翠，兜率寺寺门兜万顷汪洋。”对仗工整，“千山”“万顷”也颇得气势之雄，但还是失之于“实”。开林将其改成“千环”与“一捧”，成为“揖石轩轩窗揖千环碧翠，兜率寺寺门兜一捧汪洋”，千山环水，门内看湖，联语兼得灵动之妙。散文与诗歌一样，才气之外，还得仰仗灵气。作者写山水之胜的散文妙语迭出，巧思时来，有些篇章却少了一点机趣。《白马山游记》在几个文人走走停停、看看说说间，若多一点联想与想象，穿插一点草中的兔，天空的鹰，林中猛兽，它们甚至与平日罕至的人发生点若即若离的关系，文章岂不更有天机野趣？也许，我这样要求，反把作者散文的个性冲淡了，但尽可能地减少语言包装中的学术遗风仍有必要。如：“然而，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的天空屈原、李白、杜甫这三颗星最为灿烂，那么，是幸还是不幸，是必然还是巧合……”四十几个字中，连词和判断系词就有七个之多，显然是学术论文的余韵遗风了。李元洛由诗转入散文，语言自然很见功力。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抒情状物的工具，对于文学，简直太重要了。元洛从来十分注重语言的锤炼。他的词汇阵容很庞大，随手拈来都是成语典故、名家成句，平添文采；他常把名词、形容词动词化，现代派的修辞方法更拓宽了他的文思，有时，句中连用几个排比而不带标点，增强了文章的气韵，显得很气派，很生动，很丰腴。当然，如果引用太多，会喧宾夺主，有淹没自己思想的危险。“纸上得来”与“心中涌出”相得益彰，是他散文艺术表达上的独特个性，这一个性还在完善与发展之中。
当前的散文界的确很热闹。披沙拣金，涤除那些伪作、劣作和过分稚嫩之作，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严肃的散文家，正用自己的心智建造着当代散文的殿堂。有表现生命意识的散文，有表现文化意识的散文，有表达终极关怀的散文，有探索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散文，有抒发个人情怀的散文，有寻找精神家园的散文，还有消闲解闷的休闲散文。李元洛的散文从人文的角度入手，复兴雅文化，正风气，纯风俗，内含传统的道德意识和现代人类意识，从材料到思想指归到艺术都有着自己的特色。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时代呼唤思想，呼唤思想家，当代散文缺乏振聋发聩之作，还不能担负起铸造思想的使命。李元洛的散文也不例外。廓清风气需要政治力量，也需要思想的力量，谁能担负起制造思想养料，提供思想武装的重任呢？
李元洛由诗论研究转向散文创作的时候，“白发的叛军已经开始攻城”，但秋日胜过春朝，金秋的丰收在等待着他。写作生命的第二个青春期的大躁动，必将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散文精品！
原载《理论与创作》199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