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badly written book is only a blunder. A bad translation of a good book is a crime.
——Gilbert Highet
自从《翻译研究》出版以后，将近十年来我仍然在研究翻译。我对翻译的研究本已厌倦，打算从此丢手。但是有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中英文的大别对翻译的关系”，事后博学如严耕望先生竟对我说：“你说翻译是小道，其实不对。翻译极其重要，因为我们一生精力有限，不能懂得各种文字；即使懂一些，也不能看很多书。所以要靠翻译才能接触到各国古今的学术名著。”他认为冯承钧对史学的贡献在陈寅恪之上。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冯先生除了自己著述之外，还译了很多重要的历史论文和书籍，如伯希和等汉学家的著作，辑于他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还有沙海昂（A. J. H. Charignon）著的《马可波罗行纪》等，都是研究东西交通史的要籍。译文极好，既不像严复的那样古奥难明，也不像时下的那样欧化生硬。严先生还说，一家之言不免于专精，不是一般人可以读的，而冯承钧的书倒是凡学历史的都可以得到它益处的。如此说来，我今后还要继续研究下去，如有发现，就写它出来，也可以供别人参考。
我写《翻译研究》的时候，曾经抱歉地说过：“我是写散文的人，所以我的要求是译文要像我佩服的散文家的散文。”近年来教翻译，发现自己总在教人写中文。不过这也不仅仅是我如此，任何教翻译的人都有这个经验。其实英国企鹅翻译丛书主编E. V. Rieu和别的译界权威都重视译文的通畅，我抱同样的主张，无须道歉。谁的译文不该像散文家写的流利清通的散文呢？
我最近才发现，我做的并不是翻译研究，而是抵抗，抵抗英文的“侵略”，英文的“帝国主义”（这是日本人宫泽俊义说的“the imperialism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我相信中国人写了几千年文章，说了几万年话，用不着跟别人学，也可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意。遇到说法不同的时候，我就不服气，费力也要找出中文原来的表现法和字眼来。如此而已。倘使别人觉得英文的表现法新奇，他尽管采用好了。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流血流汗，千辛万苦，所为何来？如果一开始就投降，什么麻烦就都没有了。我们如果对英文投降，不必研究什么翻译，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不必问“我们中国人表达这个意思，原来是怎样说的”，也不必问“这句译文像中文吗”。
我早说了，非洲没有高级翻译，他们只要把英、法等外文全盘搬来就行了。这就好比基督教在非洲容易传，很快全国领洗皈依，而在中国，三百多年成绩平平，因为中国不但有别的宗教，而且人民的伦理标准已经很高，样样要比较一下。西方来华传教的人无不辛苦异常。我们把外文译成中文，也同样辛苦。
书里有些主张可能会给译者惹来麻烦。译法太大胆，和原文的“字”大不相同，“这”可能变成“那”，“下”可能译成“上”，“你”可能变成“我”，如果给外行去校阅，会大不以为然。他会问：“英文给你译到哪里去了？”这个官司是没有地方可以打的。译者为了饭碗，不妨让步，反正自己明白就是了。
另一方面，我的译法也有点危险。译者如果中英文的根基都不很扎实，照我的方法译可能走样走得更离奇。归根结底，中英文要极有把握才能消化。所以用我的主张来译书，要格外谨慎。
大体上这本书是前一书的续编，但书里讨论的主要是新的发现，只有一小部分是前书提过，要加补充的，如“代名词”“被动语态”等。此外是几篇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论翻译的文章，一并附录在这里。
这本书里有些比较专门的讨论，初学的人看起来不一定容易懂，但是耐心研究，总可以明白我的用意。看不懂的地方，日后自己做翻译做久了会碰到，到了那时候自然会懂。
我写两书前后相隔八九年，或者有说重复了的话，本书中也有重复的话，统请读者原谅。有些重复说的话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我搜集的资料很多（事实上永远搜不完），但是整理下来，能用的并不多。不少资料看看很好，可是一旦要分类、组织、说明某一要点，竟非常困难，而且并不太适合。有些要点想到的时候记得太简，日子一久，竟不记得当时着眼在哪里，也只得割爱。还有用心写下来的，一次一次地修改，也没有改到完美的地步，仍旧有丢掉不用的。这就是这种令人失望的工作。如果照我的意愿，最好不分章节，一气讲下去。这当然不行。无论如何，和前书一样，有些章节实在没有很大的分别，如谈中文的各章。若是有人责备我不合科学、不合逻辑，我完全无法（也不打算）自辩。不过我自信这本书和前书一样，对研究翻译的人是有点用处的。
这也是永远研究不完的一门技术，我只有慢慢搜集资料，慢慢写。比如我时常发现学生的译文不是没有译足，就是译过了分。这就是很好的一章。还有文学翻译中各作家体裁的问题。这些只有俟诸异日再来细谈。
翻译的讨论固然永无止境，但总结一句，也只有三个字——“去字梏”，就是摆脱字的牢笼桎梏。中译英、英译中完全一样。
这本书最好题名为“翻译研究续辑”，不过这个名称，第一出版人不会喜欢，第二也表示我偷懒，所以改了现在的书名。
本书里提到的“英国”“英国人”，包括“美国”“美国人”和所有说正规英语、写正规英文的国家和人民在内，虽然他们的英文有些地方差别很大。用男子（他）代表女子（她），现在争取女权的人会反对这种做法，但是“他和她”“他或她”〔最好“她和（或）他”〕说起来太累赘，谁也不会赞成，而如果用“她”代表一切，也会引起误会，说我这本书是专门写给女性读的。
本书承刘殿爵教授核阅全文。刘教授主持中文大学很多重要部门，任重事繁，绝不能为这种琐事分心。我之敢于请求，有个道理。我以前写的《翻译研究》，香港已经再版，台湾重印十一次，读者似乎不少。这本书可能也有很年轻的读者，少一个错误，多一点启发，对他们全有影响。经过刘教授一看，我可以安心。我的请求不是自私，是为了公众。我也写点散文，恨不得也请他指正，但是那种书就没有理由麻烦他了。
在刘教授核校之前，我会请诗人黄国彬兄替我从头至尾看过。他也极忙，抽暇替我校正，这样就省去了刘教授不少时间。因为他热心教育，我才敢向他提出此请。
又承赖恬昌兄赐阅，提出宝贵意见，非常可感。他主张列表，嫌书里的叙述啰唆，确有道理。但因为全书是用谈话体写的，指出不对或不妥，程度有差异，而且一改要全改。我没有能听从他的话为歉，也和读者道歉。
宋悌芬兄给我很多协助，还看了一部分稿，指出不妥的地方。特此致谢。
我的书虽然经上述各位审阅，一切责任仍然是我的。还希望明达君子，指疵正误。
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的钟余洁云女士曾帮助整理原稿、绘制图表，极可感荷，一并致谢。
思果
庚申初秋于沙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