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查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但中学和大学不会教这些，因为这样的细节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险。
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这个任务交给机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
托纳克 你们刚才提到，如今很难找到可靠的工具来保存人们必须保存的东西。只是，记忆不就是用来保存一切的吗？
艾柯 当然不是。记忆具有双重用途——无论个人记忆，还是集体记忆（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数据，二是让那些没用并有可能充塞我们脑袋的信息沉于遗忘。一种文化若不懂得过滤过去几个世纪的遗产，就会让人想到博尔赫斯在《博闻强记的福内斯》[1]中的人物福内斯，那个能记住一切的记忆专家。这恰恰与文化背道而驰。文化是所有从此消失的书和其他物件的墓园。心照不宣地放弃（也就是过滤）某些历史遗迹，同时把另一些文化元素保留在未来的冰柜里，有关这种现象的研究如今已经展开。档案馆和图书馆就如一些冰冷的屋子，我们把记忆储存在里面，以免文化空间充斥着所有这些杂物，同时又不至于彻底放弃这些记忆。在未来，只要愿意，我们总是可以再把它们找回来。
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可以查出滑铁卢战役所有参战者的姓名，但中学和大学不会教这些，因为这样的细节没有必要，甚至可能很危险。我再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恺撒最后一任妻子卡尔普尼娅[2]的许多事情，直到3月15日那个谋杀的日子，就在那天，她还力劝恺撒不要去元老院，因为她在前夜做了一个和他有关的噩梦。
恺撒死后，我们对她一无所知。她从我们的记忆里彻底消失。为什么？她的信息不再有用。这并不是因为她是女人，尽管也许有人会这么怀疑。克拉拉·舒曼[3]也是女人，但我们知道她在罗伯特·舒曼去世以后的一切事情。文化就是这样一种选择。相反，当今的文化借由网络为我们提供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卡尔普尼娅的细节，以至于倘若有个小孩子为了做功课在网上搜索，他会以为卡尔普尼娅和恺撒一样重要。
卡里埃尔 只是，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后代做出选择？如何预知他们将会感兴趣的东西，那些对他们来说不可或缺、或者仅仅只是有用、觉得有趣的东西？既然正如你所说的，我们通过电脑的迂回方式，毫无次序、毫无等级分类、毫无选择地获得这一切，那么如何加以过滤？换言之，我们知道这种记忆就是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偏好、比较、筛选的过程，那么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我们的记忆？我们同时还知道，我们的后代的记忆注定具有不同于我们的特点。一个克隆人的记忆将是怎样的？
我受过历史学研究的训练，深深知道我们该在多大程度上怀疑那些所谓的提供历史事件确切信息的资料。我可以通过一个私人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太太纳阿勒的父亲塔贾杜德是位伊朗学者，他曾研究过一个生活在10世纪的巴格达的书籍装订师，阿尔纳底姆（Al-Nadim）。你知道，伊朗人发明了装订术。装订术通过完整地包装作品来保护作品。
这个装订师同时也是书法家，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自己正在装订的书很感兴趣，乃至替每本书都作了摘要。他所装订的书如今大都已佚失，我们只能看到装订师留下的摘要名录，标题是《书目》（Al-Fihrist）。塔贾杜德提出如下问题：通过这一个人的过滤，也就是这位装订师的宝贵工作，我们能否真正了解他拿在手中的那些书，因为我们只是通过他才知道这些书的存在？
艾柯 多亏了相关的文字说明，我们才得以知道某些古代雕塑和绘画。这些文字说明被称为“图说”（Ekphrasis）。在米开朗基罗时代，人们在罗马发掘出泛希腊时代的一组群雕，正是依靠老普林尼的记载才确认为拉奥孔群雕[4]。
卡里埃尔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在电子终端上拥有一切的一切，毫无过滤、无限数量的可取资料，那么记忆是什么呢？这个词的意义何在？既然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个电子仆人，能够回答我们的全部问题，乃至我们提不出来的问题，我们还需知道什么呢？既然我们的仿生体知道一切，绝对的一切，我们还需学习什么呢？
艾柯 综合的技艺。
卡里埃尔 是的。还有学习本身。因为学习是学来的。
艾柯 对，学习掌控那些无法核实的信息。这显然是教师们面临的难题。为了完成作业，中学生和大学生在网上搜索必需的信息，但不知道这些信息是否准确。他们又如何能知道呢？我要给教师们提个建议。他们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要求他们就某个主题找出十条来源不同的信息，并加以比较。这是在练习面对网络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不要为了现成的便利来接受一切。
卡里埃尔 过滤的问题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应该阅读哪些东西。报上每周给出十五部“不能错过的”杰作，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各个创造领域中。
艾柯 在这个问题上，我形成了某种“十选一”[5]的理论。只需在十本书中读一本。至于其他的书，你只要浏览一下它们的参考文献和附注，就能立刻看出它们是否可靠。倘若有部著作真的有趣，你也没有必要读它，因为，它肯定会在别的著作里得到解释、援引和批评，当然也包括你决定要读的那。何况你若是大学教员，就会收到大堆出版前的印刷品，其数量之多让你不再有时间在出版后重读一遍。无论如何，等你把书拿到手上时，内容往往已经过时。更不用说那些被意大利人称为“煮熟吃完”的应景书籍，只会让人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
卡里埃尔 五十或五十五年以前我还是历史系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做某个命题研究时都会收到一份必要的年表，这大大缓解了记忆负担。我们不需要记住那些与眼下的功课不相干的日期。如果借助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进行这个练习，我们在逻辑上必须核实这些信息的可靠性。网络工具让我们方便地找到一切信息，真实的和不那么真实的，但事实上也让我们陷入某种极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关安贝托·艾柯的网上信息一定充满谬误，至少充满不确定性。未来我们是否需要有个专门负责核实信息的秘书？我们是否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职业？
艾柯 但是，一个核实员的工作不会那么简单。你和我，我们可以核实和我们自己有关的信息。但是，谁能胜任核实涉及克莱蒙梭[6]或布朗勒[7]的全部信息这个工作呢？谁来付这份薪水呢？不是法国政府，否则它就得调遣出核实法国历史上一切官方人士资料的人员。
卡里埃尔 我想，从某种方式而言，我们对这些核实员的需求将越来越高。这个职业将越来越普及。
艾柯 但是，谁来核实核实员呢？从前，核实员是一些主要文学机构、科学院或大学的成员。当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8]出版克莱蒙梭或柏拉图研究著作时，我们应该相信，他提供的资料确切可靠，因为他一生都在图书馆里核实这些信息来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从网络获取资料，一切都变得不可靠。说实话，这一切早在网络之前就已存在。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都不是过往事件的真实写照，而是重构。
卡里埃尔 你和我一样知道，国家主义的约束在何种程度上歪曲了我们对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还常常屈服于本国公开或隐秘的意识形态……阿塔蒂尔克[9]命人改写土耳其历史，声称早在罗马时代，土耳其人在罗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几个世纪。诸如此类的事情处处都有……我们即便想核实，又上哪里核实呢？我们一般认为，土耳其人事实上来自中亚细亚，而现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没有留下任何书写遗迹。怎么办？
艾柯 地理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非洲的疆域被严重缩小，我们正确划分非洲还是不久以前的事。
卡里埃尔 我最近去了保加利亚的索非亚，住在一家不认识的酒店，名叫“塞迪卡圆形剧场”（Arena di Serdica）[10]。一进门，我就意识到酒店建在一座废墟之上，透过巨大的玻璃可以看见废墟。我询问酒店里的人。他们解释说，在那个地方原先有一座罗马圆形剧场。多么奇妙！我原来不知道罗马人在索非亚建过圆形剧场，据说这座剧场的直径只比罗马剧场小十米，换言之，剧场相当大。在圆形剧场的外墙上，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些雕像，原本用来宣传剧场里上演的节目。我们可以在这些雕像中看到舞者、角斗士等，还有我从未见过的狮子斗鳄鱼的场景。就在索非亚！
几年前，色雷斯宝藏的发现就颠覆了我对索非亚的记忆，那次发现把这片土地抛回古远的历史，比希腊还古远。如今我对索非亚的记忆再次被深深打乱。为什么在索非亚有如此大型的剧场？人们告诉我，因为那里有罗马人非常喜欢的温泉。于是，我想起来了，可怜的奥维德[11]忍受流亡生活的地方离索非亚不远。于是，在我心目中具有无可争议的斯拉夫风格的保加利亚成了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历史不停地让我们吃惊，比现在更甚，也许比未来更甚。在结束这个保加利亚突然被罗马化的例子之前，我想向你援引巴伐利亚喜剧家卡尔·华伦廷[12]的话：“在从前，未来也更加美好。”他还说过另一句充满智慧的感言：“一切都已被说出来，但不是被所有人。”
无论如何，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我们可以指派智能机器——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是智能的机器——替我们记住所有好的和坏的事情。米歇尔·塞尔[13]在《教育世界》杂志的一期访谈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指出，倘若不再需要付出记忆的努力，“我们只剩下智慧”。
艾柯 当然，在计算器比人可靠的时代里，背诵乘法表似乎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还存在“锻炼”我们的能力的问题。开车显然比走路快得多。但是，每天还是要走走路，跑跑步，以免变成一株植物。你肯定知道那个美妙的科幻故事，在未来世纪的某个社会里，机器人代替人类思考，五角大楼发现有人还能熟记乘法表。于是，在全世界陷入全面电力故障的那一天，军方将他视为战争时期极其宝贵的天才。
还有第二个目的。在某些情况下，熟记一些事情会让人具备某种优良的智识能力。我很同意，文化不在于能不能准确说出拿破仑逝世的日期。然而，毫无疑问，任何我们自己知道的东西，包括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都会带给我们某种知识的自觉性。
这个问题并不新颖。印刷术的发明已经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把人们不愿充塞于脑中的文化保存起来，保存在“冰柜”里，在书中，我们知道在临时需要时从哪里能找到信息。因此，人类的部分记忆就寄存在书中，在这些机器里，但还必须知道如何从自己的工具里抽取最好的部分，也就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记忆。
卡里埃尔 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为了使用这些极其复杂的工具，这些如我们所见在加速过时的工具，我们必须不停地学习新用法和新语言，并记住它们。我们强烈地需要我们的记忆力，也许还是前所未有地需要。
艾柯 当然。自1983年第一代电脑问世以来，若不是持续地更新计算机应用知识，从软盘到小格式盘，再到硬盘和如今的U盘，我们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数据资料很可能已经丢失了好几回。因为如今的电脑已无法读取那些属于计算机史前阶段的第一代磁盘。1984或1985年，我本来是将《傅科摆》[14]的初稿保存在一张盘里的，如今拼命去找，始终也没找到。当初我若是把这部小说输入电脑，稿子就还会在那里。
卡里埃尔 有些东西也许不会消失，那是我们在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并加以保存的记忆。有关感知、情绪的珍贵记忆，偶尔还是虚假的记忆。情感的记忆。谁会卸除我们的这些记忆呢？那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 这种生物记忆必须日复一日加以练习。如果记忆像一张软盘，人到五十岁就会得阿尔茨海默症。远离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种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于持续不断地学习，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诗，做各种智力练习，甚至字谜或者变位构词游戏。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学还必须背诵诗歌。但接下来的几代人越来越少这么做。熟记的过程其实就是在训练记忆力和智力。今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是非得这么做不可，但我们恰恰要强迫自己进行这种日常练习，否则就有过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
卡里埃尔 请允许我区分你所说内容中的两种细微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记忆力确如肌肉一般可以锻炼，想象力无疑也是如此。倒不是我们想变成你刚才提到的博尔赫斯的福内斯：一个记住一切、因而也就丧失了遗忘这一美妙天赋的人。问题在于，戏剧演员背诵的文本大概比任何人都多。但是，尽管从事这种工作，尽管一生都在做这样的练习，还是有许多戏剧演员患上阿尔茨海默症。我常常自问个中缘由。在依附于电脑存储的人工记忆看似永无止境的发展与阿尔茨海默症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仿佛机器踩在人类之上，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无用而混乱。我对此大感吃惊，想来你也一样。这实在惊人，有些可怕，不是吗？
艾柯 当然，要区分物质载体本身和它的功能。走路让我的腿获得练习，但我有可能把腿摔断，不能走路。人脑也是一样道理。倘若人的脑袋患上某种形式的体质退化，每天背诵拉辛的十行诗显然不够。我的朋友乔治·普罗迪[15]是罗马诺·普罗迪的哥哥，他是著名的癌症研究专家，但本人却死于癌症。当然他对这个话题无所不知。他曾说过：“倘若未来人类都活到一百岁，那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死于癌症。”人的寿命越是延长，人的身体越是容易出毛病。我想说，阿尔茨海默症很有可能只是缘于人类越来越长寿这个事实。
卡里埃尔 反对，法官大人。我最近在一本医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中指出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在年轻化。今天四十五岁的人也有可能得这种病。
艾柯 好呀。那我再也不背诗了，每天再喝上两瓶威士忌。多谢你给我希望。套用愚比王的话：“狗屎！”（Merdre！）[16]
卡里埃尔 我恰好还记得一句引文——我的记忆刚刚够用——“我还记得一个拥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记住些什么。”也就是说，我只能记住遗忘。这样一来，我想我们的交流有助于区分法文中的“知识”（savoir）和“认识”（connaissance）。知识塞满我们的脑袋，却不总是有用。认识则是把一种知识转化为生活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把不断更新知识这个任务交给机器，而把精力集中在认识之上。这应该就是米歇尔·塞尔那句话的涵义所在。我们只剩下智慧——多么轻松！再补充一点，倘若一场生态大灾难摧毁人类，让我们一下子消失或者逐渐灭绝，那么我们所提出并讨论的这些记忆问题都会显得自负而荒诞。我想起了列维–施特劳斯《神话学》的最后一句话：“换言之，一无所是。”“一无所是”（rien）是最后一个字。我们最后的话。
注释：
[1]《博闻强记的福内斯》（Funes el memorioso），博尔赫斯短篇小说，收入小说集《杜撰集》（Ficciones，1944）。
[2]卡尔普尼娅（Calpurnia Pisonis），公元前60年（也有史料记载为前59年）与恺撒结婚。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被马可斯·布鲁图斯等元老刺杀。传说卡尔普尼娅前一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元老院为恺撒建的高塔倒了。恺撒死后，卡尔普尼娅再也没有出现于历史文献中。
[3]克拉拉·舒曼（Clara Schumann，1819-1896），二十一岁嫁给罗伯特·舒曼，三十七岁时丈夫逝世。她和勃拉姆斯的友谊成为音乐史上的佳话。克拉拉本人也是出色的音乐家。
[4]拉奥孔群雕，1506年在罗马出土，现藏于梵蒂冈美术馆。据古罗马作家老普尼林（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在《自然史》中的记载，这组群雕由公元前1世纪罗得岛的阿格桑德罗斯及其两个儿子创作而成。
[5]“十选一”（Décimation），源自古罗马“十人中抽杀一人”的刑罚。
[6]克莱蒙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科学家，1906-1909年任法国总理。
[7]布朗勒（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家。
[8]此处为艾柯的随口杜撰：Monsieur Untel de l'Institut de Machin。Untel指“某某”，Machin原意是“玩意儿”。
[9]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土耳其国父。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国赐姓他Atatürk，即“土耳其人之父”之意。
[10]“塞迪卡”（Serdica）是索非亚的旧称。
[11]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43 BC-17 AD），古罗马诗人，他因“一首诗（一般认为是《爱的艺术》）和一个错误”而被屋大维流放到黑海附近的托米斯，即今天的罗马尼亚，因此有离保加利亚不远之说。
[12]卡尔·华伦廷（Karl Valentin，1882-1948），巴伐利亚艺术家，因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一系列默片中的表演而被誉为“德国的卓别林”。
[13]米歇尔·赛尔（Michel Serres，1930-），法国哲学家、作家，索邦大学教授。出版过四十余部著作，内容广泛涉及哲学、科学、文学、历史。
[14]《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艾柯1988年发表的小说。
[15]乔治·普罗迪（Giorgio Prodi，1928-1987），意大利医学家、肿瘤专家。博洛尼亚至今有以他命名的癌症研究中心。他的弟弟罗马诺·普罗迪（Romano Prodi，1939-）是意大利政治家，两任意大利总理，曾任欧洲委员会主席。
[16]雅里在《愚比王》中用Merdre这个生造词开场。据说1896年该剧首演时，这个根据传统的脏话“merde”造出的词震惊四座，成为当时的丑闻。艾柯引经据典，连脏话都可以说得很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