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这一个扼杀另一个。书籍扼杀建筑。”雨果借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之口说出这句名言。[1]建筑当然不会消失，但它将丧失文化旗帜这一功能，因为文化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思想化作书，只需几页纸、一点墨水和一支笔；两相比较，人类的智慧放弃建筑而转至印刷，又何足怪哉？”我们那些“石头砌成的圣经”[2]并没有消失，但自从手抄本和印刷书大量涌现，书这个“智慧的蚁穴”，这个“所有想象如金色蜜蜂携带着蜜簇拥而至的蜂巢”，在中世纪末突然奇异地使建筑丧失了地位。但若要说电子阅读终将损害印刷书籍，让它们彻底走出我们的家和我们的习惯，却也没什么道理。电子书不会扼杀书。古腾堡[3]和他的天才发明，当初也没有立即取代莎草手稿和羊皮纸卷轴（volumina）的交易。实用与习惯并存，人类最喜欢的莫过于扩展各种可行性。电影扼杀绘画了吗？还是电视扼杀电影？那么欢迎来到远程阅读版块，只需一个屏幕，我们就能进入世界各地的数字化图书馆。
真正的问题在于，屏幕阅读将给我们迄今为止翻着书页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变？这些崭新的“小白书”将让我们赢得什么？又将让我们失去什么？陈旧的习惯——也许吧；某种神圣性——当一种文明将书置于圣坛之上，书就环绕着特殊的神圣性；某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独有的私密关系——超文本的概念必然要破坏这种私密；“隐修”（cl?ture）的概念——这是书籍、显然还有某些阅读行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法兰西公学的第一堂课上，罗歇·夏尔蒂埃[4]说道：“电子革命打破了话语与其物质性之间的旧有联系，迫使我们理性地审视一切与写作有关的行为和概念。”这是一场深刻的剧变，很有可能，但我们终将从中恢复。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与安贝托·艾柯的对话不是为了定义大规模（或非大规模地）采纳电子书可能带来的变化和骚乱。他们都是藏书家和珍本爱好者，四处追踪寻索印刷初期珍本[5]，这些经验使他们持有以下观点：书籍就像轮子，代表想象秩序中的某种完美，无法超越。人类社会发明了轮子，轮子从此就周而复始，没完没了。倘若我们把书籍的产生追溯至古抄本（大约公元2世纪）或更古老的莎草手稿，摆在我们眼前的还是同一种工具，就算它本身经历了蜕变，依然异乎寻常地忠于自我。书籍就像一种“知识或想象的轮子”，任何得到认可或遭到质疑的技术革命都不能停止它的转动。这一点一经确认，真正的对话也得以展开。
书籍做好了技术革命的准备。可是书究竟是什么？我们架子上的书，全世界图书馆里的书，包含了人类自书写以来所积累的知识与梦想的书，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看待这场以书为名展开的精神奥德赛？书朝我们举起了哪面镜子？如果只考虑书业大潮的浪尖泡沫——那些文学共识赖以建立的经典杰作——我们是否忠于书籍的根本功能：妥善保存那些受遗忘威胁的、随时可能消亡的东西？此外，鉴于人类文明的浩瀚典籍同时也反映出令人惊讶的贫乏，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一个顶不讨喜的自我形象？我们自身的进步使我们忘却苦难，以为自己永远逃离了苦海，但书籍一定是进步的象征吗？书籍究竟在对我们说些什么？
图书馆见证了人类自身的某种最真诚的认知，正是这一见证的本质引发了上述疑问。这些疑问又引发另一些有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件的疑问：书是否忠实反映了人类天才在各种灵感之下的创造？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必然引起不安。我们怎能不立刻想起无数书籍葬身其中的烈火？由于这些书籍及其象征的言论自由，众多审查官应运而生，他们控制书的使用和传播，有时甚至彻底没收。当有组织的销毁不再可能时，火焰甚至把整个整个的图书馆带向沉默，仅仅出于焚烧与毁灭的纯粹热情。一个个火刑堆熊熊燃烧，相互催热，直到形成这种说法：数量庞大得不可控的书籍，必须加以某种形式的管束。因此，书籍产生史是与不折不扣并且不断更新的书籍破坏史相伴相生的。审查、无知、愚蠢、审讯、火刑、忽略、消遣、火灾等造成了书的旅程中不计其数的暗礁，有些还是致命的。倘若《神曲》佚失，任何档案整理和文献保存的努力都无法使它起死回生。
我们思考广义的书籍概念，思考那些顶住各种毁灭威胁、存留至今的书，并由此形成本书对话围绕展开的两个主题（这些对话分别在卡里埃尔在巴黎的家中和艾柯在蒙特彻里诺的家中断续进行）。所谓文化，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拣选和过滤的漫长过程。各种书籍、绘画、电影、漫画、艺术品的完整藏品，要么保留在审查者手里，要么从此消失于火中，要么只是渐渐为世人遗忘。今天留下的书，在过去几世纪的庞大遗产中，是最佳的一部分？还是最差的一部分？在创造性表达的各个领域里，我们究竟收集了纯金块还是泥沙？我们至今仍在阅读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埃斯库罗斯，称他们为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然而，在《诗学》这部讨论悲剧的著作中，当亚里士多德援引在他看来最为出色的悲剧作者，却没有提到以上三位诗人的名字。那些佚失的作品是否就是最好的，比我们保存的更能代表古希腊悲剧？从此又有谁能帮我们解决这样的困惑？
在亚历山大图书馆以及其他同样葬身火海的图书馆，无数莎草卷轴被付之一炬，它们当中或许也有不少蹩脚作品，一些没有品相或愚蠢不堪的作品，我们能否借助这个想法安慰自己？既然图书馆也收藏了大量无用的财富，我们能否换一种相对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历史的巨大损失，这种对人类记忆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抹杀，从此满足于我们保存下来的东西，满足于文明社会用尽世上所有技术竭力稳妥保存、却终究无法持久的东西？无论我们怎样决心让历史说话，我们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电影资料室里只能找到那些时间没有或尚未销毁的作品。我们从此意识到，在一切均被遗忘之后，文化只能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东西。
在整个漫谈过程中，最令人愉快的莫过于“向愚蠢致敬”。人类的愚蠢默默守候着他们巨大而固执的劳作，绝不为他们偶尔的专断而自咎。正是在这一系列对话中，我们看到了符号学家艾柯与电影编剧卡里埃尔这两位藏书家、爱书人相遇的意义。艾柯收藏了一系列有关人类的虚假和谬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权衡着任何试图建立真理的倾向。他解释道：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万物，创造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铸下大错，毁坏环境。在高等心智与低级愚蠢之间的平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书籍既会如实反映人类追寻更好生活的憧憬与禀赋，必然也会有言过其实的夸耀和贬低。因此，我们也不要指望摆脱那些虚假、错误的书籍，甚至那些以可靠的眼光来看完全愚蠢的书籍。它们将如忠实的影子，追随我们直到最后一刻，毫不欺瞒地讲述我们曾经是，尤其我们现在还是——热情、固执但确实毫无顾忌的探索者。当谬误仅仅属于那些勇于探索并犯错的人，谬误就是人性的。每一道得以解答的方程式，每一个得到证明的假设，每一次得到改进的实验，每一种获得共识的观点，在到达这些以前，有多少道路通向绝境？人类渴望最终超越自身令人厌烦的卑劣性，在他们身上，这些书唤醒了梦想，与此同时又损坏那些梦想，使之黯淡。
作为著名电影编剧、戏剧家和评论家，卡里埃尔对愚蠢这一不为人知的纪念碑表现的关注也毫不逊色。在他看来，人们对愚蠢的探寻还不够充分。他曾以“愚蠢”为题撰写过一本书，此书经得持续再版：
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贝什泰尔在写后来不断再版的《愚蠢辞典》时曾自问：为什么只关注智慧、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人类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卡里埃尔对愚蠢的关注使他完全能够理解艾柯，理解他努力收集这些证明人类激情的东西——炽热、盲目、将人引入歧路的激情。我们显然可以在愚蠢和谬误之间辨识出某种联系，某种秘密的同谋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似乎没有什么能够挫败这种关系。然而最令读者惊讶的也许在于，在《愚蠢辞典》和《虚假战争》两位作者的问答之间，存在着感同身受的默契，这一点在对话中时时得到映现。
让–克洛德·卡里埃尔和安贝托·艾柯饶有兴致地观察和记录着人类探索过程中的这些意外事件，他们深信，若要对人类的奇遇有所领悟，就不仅要通过人类的辉煌，还要通过人类的失败。在这里，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与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籍尽管遭到各种审查的迫害，最终还是得以穿过那张开的大网，这有时是好事，有时却可能是坏事。书写的普遍数字化和电子阅读器的使用给书籍带来极大挑战，本书对书籍的幸与不幸的揭示，有助于调和这些众所周知的变化。卡里埃尔和艾柯的对话在向古腾堡印刷术微笑致敬之余，也必然使所有读书人和爱书人心醉神迷。说不定它还将在那些拥有电子书的读者心中催生起怀旧的乡愁，这不无可能。
让–菲利浦·德·托纳克[6]
注释：
[1]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二章以弗罗洛的这句谜般的话语为标题，探讨了其背后的思想：“不幸，这一个将要扼杀另一个。”——本书注释若非特殊说明，均由译者、编辑所加。
[2]指教堂。
[3]古腾堡（Gutenberg，约1400-1468），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他最早印刷了一百八十多册《圣经》，称为“古腾堡圣经”。艾柯和卡里埃尔在对话中多次谈到这一所有藏书家梦寐以求的印刷初期珍本。
[4]罗歇·夏尔蒂埃（Roger Chartier，1945-），法国历史学家。
[5]印刷初期珍本（incunable），指初有印刷术时的出版物，也就是从古腾堡圣经算起直到1500年前出版的所有书籍。正文“今天出版的每本书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一章中将详细谈到这个概念。
[6]让–菲利浦·德·托纳克（Jean-Philippe de Tonnac），评论家、记者，本书的对话主持人。曾著有一部勒内·杜马尔传记、多部有关科学、文化和宗教的对话集，以及一部论死亡与不朽的科学与信仰百科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