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归来的胡适对他在北大那些渴望变革的同志说，希望办一本类似美国《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那样的精英杂志，让知识分子更直接地参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这个信念后来融入了《新青年》）。对于那些生活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美国知识精英来讲，创办于1914年的《新共和》让他们看到了知识精英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效方式。
1999年，《新共和》杂志的总编辑马丁·佩雷茨（Martin H. Peretz）在八十五周年纪念专刊上写道：“八十五年之后，在新千年的开端，《新共和》仍然是一项试验。尽管比起上个世纪初，在今日出版一本严肃且生动的杂志的志向变得愈发可疑，但这次尝试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成果。八十五年来，《新共和》不仅对政治与思想进行了评论，还致力于将这两者塑造成自由主义最清晰与连贯的意见。”
尽管只拥有十万份发行量，但它却仍被普遍称作“美国最佳的意见杂志”。它每周不过五十四个页码，却涵盖了政治、思想、艺术、戏剧、电影、文学各领域。彼特·贝纳特（Peter Beinart）、查尔斯·兰（Charles Lane）、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安德鲁·萨利文（ Andrew Sullivan）这样的名编辑共同排列在杂志的版权页上；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是它的撰稿人，而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大卫·格芬（David Geffen）、巴瑞·迪勒（Barry Diller）、马友友（Yo-Yo Ma）都是它最忠实的读者。甚至这本杂志编辑的更换都会成为各大媒体的重要新闻。如果你接受马丁·佩雷茨的劝告，回望这八十五年历程，就会发现这本杂志不仅在美国的政治与艺术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还提供了一种令人兴奋的态度：智力与进取精神应该成为我们面对混乱世界时仰仗的手段；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建设性意见比一味地批判更加重要。
我们从1909年开始说起。美国作家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在这一年出版了政治论著《美国生活的希望》（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这个谈吐含混不清、容易紧张害羞的家伙，在这本书中传达出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新鲜理念：美国人应该抛弃掉19世纪过时的眼光，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才是最急迫的需求。而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清楚这套规则该如何建立，所以他们应该从社会边缘进入权力中心，将思想的价值与日常的经历协调起来。知识分子应该运用智力来解决社会问题，借助思想来唤起公众的美德……
尽管今天看来，这种“进步主义”理想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与稍显幼稚的浪漫因素，但那扑面而来的“青春期知识分子”的激情的确充满诱惑。在这种诱惑下，斯特雷特（Straight）夫妇决定为一直想创办一本“报道政治与艺术”周刊的克罗利投资。这可能是杂志史上最令人惊叹的慷慨投资。这对愿意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夫妇在此后的四十年内每年为杂志投资十万美元，但从不干预编辑方针（尽管杂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决地保持亏损）。
克罗利强烈的个人倾向决定了这本杂志参与社会改革的强烈欲望。正如他所说：“我们要出版的是一本鲁莽唐突的杂志，要在法庭上那些老法官的袍子底下，或向更高级的阶层扔几个鞭炮……我们应该激进，但不是以社会主义形式；我们的整个政策应该是注重实效，而不是空谈理论。”他吸引了类似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进入了编辑部。二十五岁的李普曼最初兴奋异常，他到处寻找优秀的撰稿人，并告知他们：“我希望这份杂志上的每一页都要使美国式生活的幽默感、远见卓识和音容笑貌跃然纸上。而且它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正如威尔斯（H. G. Wells）所言，要以上述方向向人们指出一个更有秩序、更加广阔的生活制度。”
杂志最初想起名为《民族》，但已有同名杂志在先，后又拟转用《共和》，结果同样发现重名杂志。最终，杂志被定名为《新共和》。这个被克罗利认为是差强人意的名字上的“新”字，直接暗示了该杂志抛弃旧观念的倾向。
这里，我想再次对斯特雷特夫妇的慷慨表示钦佩。他们为了使编辑获得尽量舒适的办公环境，买下了一座四层小楼。楼内布置了一个资料翔实的图书馆，里面有皮制沙发和美国与欧洲各国最新出版的杂志。他们甚至雇用了一位法国厨师为编辑做午餐，楼内的高级餐厅可以招待来访者。
这样的宽松环境，不仅促使了编辑思想的成熟，甚至让杂志美学都得到了完美发展。克罗利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试验铅字型号，剪贴杂志校样，最终设计出一种清秀整洁、引人注目的样式，并几乎一直保持到今天。
1914年11月7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三个月，第一期《新共和》出版了，共三十二页，包括社论和五篇较长编辑部文章。在创刊社论中，这些生气勃勃试图改造美国社会的人写道：“《新共和》是一次真诚的尝试。它试图为一本表明意见与阐明道理的杂志找到知音。它的成功毫无疑问要仰仗于公众的支持，但我们无法在喧嚣与无聊的思考中获得这样的成就，倘若如此，我们将无法继续我们的尝试，并能让更合适的人接替我们。我们怀着信念出发。”
显然在最初，公众对于这群具有压抑精英意识的改革家的尝试并不热心，订单上只有九百个订户。但不出三个月，这份周刊的销售量达到了两千五百份。而到了1918年一战结束时，每周四万份的发行量让《新共和》成为英语世界备受瞩目的意见杂志。它美观的版面设计、以周计的时间观念及激动人心的自由主义观念，使之成为当时最严肃与最富创见的思想家论坛。今天的我们已经惊异于当时撰稿者的名单：约翰·杜威（JohnDewey）、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威尔斯、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尽管经历了战争，但此时的美国仍旧被进步主义的信念包围着，而知识分子出身的威尔逊成为美国总统的事实，也不断鼓励着《新共和》的天才编辑与撰稿人——凭借智慧，他们可以引导美国与世界的发展。他们相信政治是一个伟大的领域，西奥多·罗斯福这样具有强力意志的领导人扮演着主宰的角色。
就像克罗利在第一期就令杂志的设计自此近乎定型一样，这本杂志在最初的几年内亦达到巅峰。它成为汹涌的进步主义运动的号角，知识分子对社会运用智性思考的实验地。但是巅峰过后的低谷确是始料不及的。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巴黎和会彻底失败，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人政治被抛弃，欧洲国家在战后所表现出的极端的狭隘与短视，都使进步主义者备感挫折。在美国国内，持续了十多年的进步主义悄然结束。《新共和》的编辑与撰稿人尴尬地发现自己单纯的理想主义现在显得如此幼稚。
而在杂志内部，克罗利个人立场的衰弱，沃尔特·李普曼等人的相继离开，使杂志的政治影响力减弱。倒是由于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与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相继成为书评编辑，使得这本杂志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文化阵地。以海明威、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作家都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空间。而由于埃德蒙·威尔逊本人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新共和》亦具有了文化批判的风向标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视与不断涌现的媒体都在不断侵占本就稀少的注意力，而政治冷漠症也逐渐流行起来，《新共和》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1980年代以后，由于迈克尔·金斯利等人的睿智，《新共和》的挑战与试验性仍旧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而1990年代以来，频繁的更换主编却令这本杂志非议不断。互联网挑战着新闻业的传统秩序，小报化的报道风格同样冲击着旧有的媒体观念，而政治舞台上又缺少了威尔逊与罗斯福那样的英雄人物，这本依旧顽固声称“着迷于政治与思想”的五十四页杂志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了。
但是马丁·佩雷茨写道：“尽管在今天，很多出版物将政治视作一项娱乐，是一种无意义的个人争斗，但《新共和》仍然坚信美国政治是一出意义深远、引人瞩目的伟大戏剧，只有具有相应治理水准的人才能理解。这种信念引导了《新共和》八十五年的历史，毫无疑问，它将继续指引《新共和》的未来。”马丁·佩雷茨将希望寄托于新任主编彼特·页纳特身上，这位二十八岁的年轻人从十几岁开始就阅读这本杂志，被佩雷茨称作“记者中的记者，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
不管马丁·佩雷茨多么信心十足，贝纳特多么年轻有为，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注定了《新共和》不可能恢复昔日的影响力。但同时，正是在日益嘈杂的声音中，《新共和》始终没有改变的对高级智力生活的关注，却使其愈发显示出重要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些人批评该杂志过于精英化，缺乏常识，因为它不用承担任何经济压力，所谈论的问题又大多是空泛的自由派论调。但这正是《新共和》的重要之处，它超越了狭隘的地域界限，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智力生活背景。它的阅读者与撰稿者大多为精英人物，他们不恐惧面临真实饥饿，却恐惧在信念与思想上缺乏新的食粮。在世俗社会愈来愈强大、精英文化愈来愈受压迫的今天，这本杂志的理念面临更大的挑战，或许亦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是的，这是一次坦白而伟大的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