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洛阳已从晋皇室内讧的“八王之乱”所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所以陶侃所看到的洛阳十分繁华、热闹。但京城的繁华，却没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费神。晋惠帝时，由于他本人是个白痴，皇后贾南风又胡作非为，官场上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在这种买官卖官形势下，名流士族们谁还去理睬被中原人瞧不起的江南小人物陶侃呢？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因此就去求见喜欢接纳品评各色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最初却很疏远他，爱理不理的。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而是接连求见，每次都自自然然，没有一点不高兴的神色。终于，张华或许是受到感动或许是烦得不行想早点了结此事，就推荐陶侃去当郎中，相当于衙门办事员。可虽然郎中已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何况其虽是汉人，但相貌又偏偏与当时侵略晋的少数民族人较为相像，所以更难融进洛阳达官贵人的圈子，甚至被人轻视。有一次，他与老乡郎中令杨晫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途中与吏部郎温雅相遇，温雅就问杨晫：“你和这么一个家伙一起坐车，不是太丢人了吗？”名士乐广想找些老乡开个聚会，有人推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
就这样，陶侃在洛阳待了五、六年，前途除了渺茫还是渺茫。这使陶侃认识到，在洛阳这种门阀政治下他已难以出人头地。因此当他发现周围那些来自江东的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时，便也准备南下尝试谋求新的出路。恰好此时有朋友推荐，让他出任荆州南部武冈县的县令。陶侃于是打点行装，匆匆上路。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在县令任上，有一次陶侃将公家分的鱼托人带回家孝敬慈母。陶母丝纹未动，将原物封好退回，并写信责备陶侃，要他为官应廉洁自好，不许公私不分。陶母还告诫他说：“你这样用公物想取悦于我，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这一教导对陶侃后来清廉为官，有很大影响。后来，陶侃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就甩手不干了。后来他的孙辈陶潜，大概就是学的他这一手。此后，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跻身戎旅的机会，恐怕县令就是他终生当过的最大的官了。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找饭吃。301年（永宁元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且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于是反而屯聚起事搞了兵变。303年（太安二年），义阳人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不愿远征的丁壮及江夏一带流民纷纷投奔张昌。张昌攻下江夏郡，很快就发展到3万人。西晋朝廷立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此前已与陶侃相识，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于是即聘请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作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陶侃率军进驻襄阳，刘弘本人却在宛被张昌所败。张昌转攻襄阳不下，即沿汉水进入长江。一时间，荆、江、扬等州大部分地区都被张昌控制。刘弘命陶侃进攻张昌，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在这一过程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将来能接我班的，恐怕就是你这小子了。”平定张昌叛乱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许多赏赐。正是此次行动，揭开了他按当时的游戏规则发迹的序幕。当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统治者所希望的，是按统治者规定的套路来做的，而他每做一件事都表现突出，进而受到关注和提拔。
这时，晋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广陵相陈敏见北方大乱，朝廷无力控制江东，于是起兵占据扬州，并派他的弟弟陈恢沿长江西上进攻武昌，以图割据江南。刘弘命陶侃为江夏太守，率军抵御陈恢。陶侃与陈敏是同郡人，又是同年被推举为吏，因此有人对陶侃统强兵颇有猜疑。实际上，陶侃不会放弃已取得的功业去投靠一个在江东毫无根基的人。但他怕刘弘听信这种猜疑，于是就让自己的儿子和侄子到刘弘那做人质。刘弘一眼就看出他的用意，为表示对陶侃非常信任，他把这两人提拔为参军后都派回来给陶侃当帮手。既然刘弘用人不疑，陶侃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就找个机会与陈恢力战，所向必破。陶侃这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这时的陶侃已不再是昔日被人瞧不起的“远人”、“小人”，而成为颇有实力的地方将领。此后不久，刘弘病故，陶侃亦因母亲病故去职回家守丧。
从陶侃以上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的发迹除了结交了一些人之外，主要是一步步认真一级级的干，没有什么越级发展的事。
此后，西晋江南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307年（永嘉元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过长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中，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由于割据各方彼此征战都需要人才，颇有善战之名的陶侃就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因此陶侃守丧期满后，东海王司马越就和他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此后再经过一番征战及各方势力的重新洗牌，陶侃因功终于完全接替了此前刘弘做过的职务，成为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也正式发迹。到此为止，陶侃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他完全按照晋王朝规定的游戏规则，一方面奉公守法，尽力做事，只不过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得到别人的推荐。后者，也是当时晋官场公开的游戏规则之一。
后来，陶侃在担任广州刺史期间，事务比较清闲，每天清早起床，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从不间断。有人看见感到奇怪，就问他：“为何要这样干？”他说：“我不习惯过安逸的生活，要加强锻炼才行。”于是有人称之为“运甓翁”。其实，陶侃这是在为将来重新振作出山做准备。
果然，后来王敦因为越来越不可一世，被晋明帝剪除。晋明帝并因此启用遭王敦迫害的人，于是命陶侃复回荆州任刺史，加封征西大将军。陶侃在任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按照上级的规章制度，把千头万绪的军政诸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平日按干部十不准要求：不饮酒，不赌博，不接触失踪妇女，同时发现身边参佐人员有聚赌取乐、饮酒误事的，即命令把酒器、赌具沉于江中。他说：“像大禹那么圣贤的人都珍惜光阴，何况我们这些人岂能耽于玩乐。这样活着对当世没有好处，死后也不会被后世人知道，实在是自暴自弃。”对于向他馈赠礼物的人，首先他要问礼物的来路，如是自己花钱买的，礼物虽少他也高兴地接受；若其礼物来路不明，则严厉斥责，退回礼物。有一次他外出游览，看见一人手持一束未成熟的稻穗便问：“你拿这个干什么？”那人答：“路过稻田看见就摘了一个。”他听了大怒，说：“你不种地也就罢了，竟然祸害人家的庄稼”，即“执而鞭之”。因为出身贫寒，陶侃非常注重节俭。有一次，工人在制造战船时留有许多木屑和竹头，本来扫掉也就完事了，但陶侃下令造船的工人把这些木屑和竹头全部扫起来收好。当时大家觉得麻烦，忍不住心里抱怨。但第二年春天，一连下了几天大雪，积雪融化时地面又湿又滑很难走。这时候，陶侃叫人把原先收藏的木屑拿出来铺在路面上，行人走起路来果然方便了许多。几十年后，桓温任荆州刺史，为讨伐蜀地的李氏小国而造船时，一度缺少钉子，影响了工程进度，此时陶侃储藏的竹头又发挥了作用。
后来陶侃告老还乡，在回家的路上他回想起少年时在母亲支持下的艰辛和奋斗生活，感慨良多：“我是一步一个台阶发展起来的，从来没有得到过快速的提拔。所以我从来没有感到太多的高兴，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悲哀，基本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我庆幸自己没有因为官位而执迷，更没有丧失本性。”可以说，陶侃完全是一个按政府的要求办事的人，只不过历来真正按要求办事的人就少，所以能真正执行规章的人都容易干出成绩。如果再像陶侃这样用心去做，自然会在以规则为底线的官场上表现突出，受到重用。陶侃，是一个利用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解决了自己的生活问题，同时也造福了一方人民的人。
在既有环境和条件下，按照既有规则扎实努力，步步为营，处处突出表现，一步一个台阶地前进，还是要讲究策略的。吕不韦独树一帜，培养领袖，通过扶植和宣传一个你认定将来在政治、经济领域，无论对于一国还一个公司都能成为领袖的人，在帮助他发迹的同时就是在让自己发迹。而陶侃并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而是在论资排辈中表现突出，突破规则，终于等到了自己的丰满结果。
时空对话
看到吕不韦穿越而来，我问他发迹的原因，他爽朗地说：“当然是宣传。”
我对此表示赞同，并想起一则历史轶事，说是法国伟大统帅拿破仑在阅读报纸上一篇有关他讲话的报道时，曾对手下干将杜洛克元帅说，“亲爱的杜洛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马屁精真的是老天特别青睐的人。他们能比其他人多看到一倍，他们甚至能够听到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我向您承认，他们把最完美的讲话赋予了我，而我其实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而杜洛克回答说，“鉴于这也是为了国家的荣耀，就让他们尽情地发挥吧。”
陶侃拿着一块砖穿越而来，他从搬砖改行为拍砖了，我不禁小心问道：“陶公这是意欲何为？”
只见陶侃挥舞着那块砖说道：“其实你已经猜到了，我就是来拍砖的。虽然我的经历说明，按规则办事，表现突出有时能发迹。但也要记住：天下事喜欢出奇甚于平淡，所以对于规则突击的上位术，也要辩证地看。有的人按照既有规则一步步向上攀登以求发迹的时候，其实永远也看到不到发迹的曙光，因为这个世界毕竟是非完全公平正义的。搞歪门邪道的人总是有，这些人会把按规则办事的人挤下升官之路。何况有时，制定官阶和规则的人本身就是在搞欺骗，根本不打算把他的官位发放出去。同时，走在这条官阶之路上的人又是人山人海，要想得到上司的青睐和重视，有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此正如作家周培公在此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人要发迹绝不可只寄托于一种上位术。在善用规则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运用其他上位术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