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变后不久，本来已经拜相封爵、赢得钵满盆满的侍中桓彦范犹未满足，竟公然上奏，声称他的大舅子赵履温也参与了政变谋划，要求皇帝一并论功行赏。
这个要求实在很不靠谱。因为，当时赵履温还在易州（今河北易县）担任刺史，与东都洛阳远隔千里，政变前也没回过洛阳，如何参与谋划？就算预知其事也无功可言，凭什么论功行赏？
面对桓彦范赤裸裸的“捆绑邀功”，李显窝火的同时却不敢不同意，不得已将赵履温调入朝中，擢任司农少卿。
中宗反制武三思咸鱼翻身
五大臣的居功自恃显然已经导致了大唐公司的“内部人控制”，李显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分权制衡。
很快，李显就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下了第一着棋—让皇后韦氏垂帘听政。李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让韦后直接介入公司政治，借此增强自身实力，与功高望重的五大臣抗衡。
第二着棋是迅速提拔一批新人进入管理层。任命状一下，五大臣目瞪口呆，因为为首的几个都是典型的旁门左道，如胡僧慧范，术士郑普思，惯以“妖妄之言”谄媚取容的小臣叶静能。
对于五大臣言辞激烈的反对奏疏，李显置若罔闻。就在五大臣深感愤慨却又无计可施之时，李显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极度惊愕的事情—重新起用了外戚武三思（武则天的侄子）。这是李显在君臣博弈的棋盘上下的第三着棋，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五大臣想破脑袋也没弄明白，一直以来，武家势力明明是李唐宗室不共戴天的头号政敌，如今好不容易把他们打趴下了，中宗为何还要起用武三思呢？
其实，五大臣只看到武氏与李唐的旧日恩怨，就认为二者注定水火不容，但他们忘了，在公司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况且时移势易，如今对李显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早已不是武氏，而恰恰是功高震主的五大臣自己！
对中宗而言，武三思虽是外戚，但同时也是亲家（李显之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属于董事会资深成员，在大唐公司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虽然在政变后失势，但影响力和人脉关系都还在。一旦让他复出，必定能形成一股堪与五大臣匹敌的力量。在李显深感势单力薄的时候，起用这种老牌的政治力量对付五大臣，无疑是最自然、最合理的选择。
而且，对李显来说，武三思的威胁要比五大臣小得多：五大臣是靠政变上位的，假如与李显的权力冲突无法调和，就有可能再搞一场政变，把李显拉下马，再把相王李旦（武则天第四子）拱上去。李显对他们最大的忌惮正在于此。而武三思则不同，虽然他在朝中根深势大，但鉴于不得人心的武周政权已经垮台，就算武三思对皇权有什么非分之想，也没有足够的合法性与号召力去发动政变。他现在与皇权的关系，顶多是在“依附”的前提下逐步窃取，而不可能像五大臣那样堂而皇之地“分有”，更不会时刻准备暴力颠覆。
武三思咸鱼翻身的复出之路充满了香艳色彩。除了中宗在政治上需要他，三个政治女性—儿媳安乐公主、情人上官婉儿、皇后韦氏—亦倾情相助。
对此，五大臣的愤慨可想而知。想当初，他们拎着脑袋发动神龙革命，就是为了铲除“妇人干政”和“外戚擅权”这两大政治痼疾，可如今中宗的种种做法，却都与神龙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五大臣频频上疏，力劝中宗诛杀武三思。可这样的要求无异于痴人说梦，李显完全不予理睬。至此，张柬之等人终于意识到了神龙政变的不彻底性。政变之后就有人劝他们斩草除根，诛杀诸武，可张柬之等人却不以为然，说：“大局已定，诸武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还能有何作为？”如今看来，武三思绝对不是一条砧板上的死鱼，而是一条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
矫枉过正，再次“失重”
然而，中宗的权力平衡手却矫枉过正了，天平一端的砝码在急剧加重，造成了新的权力失衡。
神龙元年（705年）五月，为了进一步提升武三思的威望，李显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举动—居然声称武三思、武攸暨（武则天族侄，娶太平公主）等人也都参与了神龙政变，因此把他们与五大臣并列为革命功臣，赏赐给他们“免死铁券”（持铁券者，除谋逆大罪外，一般死罪可豁免十次）。
当初的革命对象，如今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与五大臣平起平坐的功臣。如此辛辣的反讽，无异于扇了五大臣一记响亮的耳光。张柬之等人怒不可遏，马上发动文武百官联名上疏，对诸武同受赏赐之事表示了强烈愤慨，同时再次要求中宗贬黜诸武。
然而，尽管他们纠集了满朝文武一起发飙，把抗议活动搞得声势浩大，李显还是没有丝毫让步。很快，抗议行动就自动偃旗息鼓了。意识到五大臣已经黔驴技穷，武三思开始出手反击。他对中宗说：“五大臣居功自恃，专权跋扈，必将危及社稷！”
中宗问他有何良策，武三思说：“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升暗降，将他们封王，同时免除他们的宰相职务，这就叫外示尊宠，内夺其权。”李显深以为然，随即将张柬之等五人同日封王，另赐黄金绸缎、雕鞍御马，同时将他们全部罢相。
五大臣的罢相，标志着他们在这场权力博弈中已经落败。然而，这还不是悲剧的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不久，五大臣便先后被逐出朝廷，贬为地方刺史。
随着五大臣的垮台，他们身后的功臣集团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首先罹难的是曾在政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驸马王同皎，被武三思诬以谋反罪名斩首；随后，曾追随五大臣参与政变的大臣也多数遭到贬谪。从此，“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贬谪流放），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官复原职），大权尽归三思矣”。神龙政变的胜利果实就此付诸东流，刚刚云开雾散的公司政局再次变得波谲云诡。
神龙二年（706年）夏，武三思又指控五大臣与王同皎串通谋反。中宗顺势下诏，剥夺了他们的封爵，并将五人全部贬为边地司马。同年秋，武三思担心五大臣卷土重来，决定斩草除根。为了一举置他们于死地，武三思想出了一条异常阴毒的栽赃之计，暗中命人在洛阳闹市张贴了一张匿名传单，上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与韦后私通的种种淫乱情节，同时强烈要求废黜韦后。中宗李显暴怒，下令御史大夫李承嘉彻底追查。李承嘉是武三思的党羽，自然很快就呈上了调查结果：“传单是张柬之等人搞的，罪不可恕，应当族诛！”
李显虽然痛恨五大臣分享了他的权力蛋糕，但还没恨到把他们“族诛”的地步。经过再三考虑，李显最后免除了五大臣的死罪，只做出终生流放的裁决。
但这种手下留情的处罚结果显然不是武三思想要的。于是，五大臣刚刚踏上流放之途，武三思便暗中派人追上了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字—杀。
五大臣中，八十二岁的张柬之和六十九岁的崔玄暐经不起一贬再贬的折腾，相继死在了流放路上，算是避免了最后的屈辱，可另外三人就没这么幸运了—桓彦范被乱棍打死，敬晖被活剐，袁恕己被灌毒，都死得很惨。
彻底铲除了以五大臣为首的功臣集团后，大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就落入了武三思手中。中宗的利益平衡手就这样又倒向一边。一大批高管纷纷成为武氏死党，武三思毫不掩饰其得意之情，“我不知世间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知与我为善者为善人，与我为恶者为恶人”。
鱼死网破，重新洗牌
中宗在权力天平上矫枉过正，把五大臣赶尽杀绝，让武三思一枝独秀，旋即造成了新的权力失衡。在此情况下，身为企业接班人的太子李重俊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政变。事实上，尽管武三思的迅速崛起暂时没有触及中宗的敏感神经，但如果他长期架空皇权，与中宗李显迟早也会爆发一场生死博弈。然而，这样的博弈还没来得及发生，太子李重俊就抢先动手了，致使武三思在诛杀五大臣短短一年后就死于非命。
中宗共有四个儿子，李重俊排行第三，非嫡非长，本来是没有资格当太子的，可由于大哥李重润早在大足元年（701年）因得罪二张被武则天逼杀，二哥李重福又在不久前遭韦后谗毁，被逐出东都、软禁异地，身为老三的李重俊才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太子。
但在武三思独掌大权的公司架构下，贵为储君的李重俊却活得相当窝囊：武三思对这个企业继承人充满了敌视，与武三思是利益共同体的韦氏和上官婉儿也同样如此；李重俊本就不是韦后所生，成为太子后更是韦后的眼中钉；在内廷专掌诏命的上官婉儿，也时常利用手中权力推尊武氏，完全无视他这个未来老板的存在。
而更深的愤怒、恐惧和直接威胁，则来自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安乐公主—武三思的儿媳。权力欲极强的安乐公主，最崇拜的偶像就是自己的祖母—女皇武则天，她用尽一切手段（最典型的就是自拟诏书）攫取权力、培植党羽，史称“光艳动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门”。为了早日成为大唐公司历史上第二位女性董事长，安乐公主向中宗提出立她为皇太女，“则天太后不过是并州商人的女儿，最后都能当天子，我身为天子的女儿，为何不能当皇太女？”
此事传到东宫，李重俊目瞪口呆。虽然中宗没有点头，但这件事无异于在李重俊耳边炸响了一声惊雷。事情明摆着：在这样的公司权力架构下，他这个储君在很多人眼中是不存在的，拿不拿掉他，什么时候拿掉，似乎根本不是问题。与其坐以待毙、任人宰割，还不如放手一搏，拼他个鱼死网破。
神龙三年（707年）七月，李重俊矫诏率领三百名禁军士兵发动了政变。他们首先攻入武三思府邸，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及其党羽，随后直扑皇宫，准备一举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然后逼迫中宗退位。但中宗李显在玄武门上喊话后，变军士兵掉转枪口斩杀叛将，李重俊最后也被亲兵所杀。
是年九月，朝廷改元景龙，给动荡不安的神龙时代匆匆画上了句号。强势外戚武三思一死，本已失衡的大唐公司高层势必又要重新洗牌。
§§§第二节
大唐公司“女人帮”谋变：
“身边人控制”下，李显出局
在新一轮权力博弈中，大唐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身边人控制”—与老板具有亲缘关系的“女人帮”（韦后、安乐公主等）掌控权力，毒杀李显，上演了一场“女皇模仿秀”的闹剧。
老板对于“身边人”一再放纵的结果，轻则大权旁落，重则人亡政息，中宗就是典型一例。
后武则天时代的大唐公司“女人帮”
在数千年的王朝公司历史上，男性垄断了方方面面的组织资源，制定了一套男权至上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而绝大多数女性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庸，完全无法参与公司政治。
然而，武则天却颠覆了这个传统。虽然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无法用她掌握的权力改变当时的公司组织结构，更谈不上提高女性在公司中的地位，但是，她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女人并非天生是男人的附庸，也并非注定与权力无缘，她们也有能力统治公司和男人。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则天对男权社会的颠覆只能是一种个人行为，不可能具有制度变革的性质，但她的行为已足以对后来的女性形成强大的示范效应。后武则天时代的大唐公司中，有相当一批政治女性成了武则天的骨灰级粉丝，将其职业履历奉为励志教材和成功宝典。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一线政治女性如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等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闪现着武则天的余光魅影。
除了这些一线女性，中宗时代的大唐公司还活跃着一群极度热衷权势的女人，她们是：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的姐姐），郕国夫人（韦后的妹妹），沛国夫人郑氏（上官婉儿的母亲），陇西夫人赵氏，内廷女官柴氏、贺娄氏，女巫第五英儿等。
景龙年间，随着功臣集团的垮台和武三思的覆灭，中宗李显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开始毫无节制地寻欢作乐，逐步荒疏了公司治理。以韦后、安乐公主为首的“女人帮”立刻崛起，迅速攫取了公司的人事大权，俨然组成了一个与大唐吏部相平行的“第二人力资源部”。
在当时，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文盲白丁，只要能凑够三十万钱孝敬这些神通广大的女人，马上就有一张委任状递进中书省，让你立刻跻身大唐公司的管理层。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双关语：一指任命状的封口是斜的，一指由特殊渠道任命）。从此，形形色色的另类乌纱开始在大唐职场漫天飘飞，诸如“员外官”、“同正官”、“试官”、“摄官”、“检校官”、“判官”、“知官”等，各式花样纷纷出炉，任君选购，不仅琳琅满目，品种齐全，而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
由于“斜封官”的销售形势过于火暴，花钱买官的人太多，大唐吏部不得不在长安和洛阳各设两个吏部侍郎，一年遴选四次。可即便如此，每年排队等候上任的人还是有数万之多。后来，韦后、安乐公主等人干脆绕开中书、门下两省，直接把任命状下达各部司。两省的主管官员也不敢过问，只能任由这些乌七八糟的斜封官直接到各级管理岗位上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