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又仿效武则天当年的办法，在衙门口置一木匦，名为举劾箱，命两个勇丁终日守护。号召所有军民人等，均可将各级官吏奸弊情事写成举劾函投入箱内，总督衙门对举劾人严加保护。曾国藩这一举动，使祁门附近几个县的官吏整天提心吊胆。他们平日奸弊情事太多了，一旦落入这个素有“曾剃头”之称的总督大人手里，后果岂敢设想！祁门县令包人杰，捐纳出身，自称是包拯的三十五代孙，其居官却与先祖大相径庭，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祁门阖境怨声载道。这些天，他见曾国藩派员在三街六巷察访民情，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这天夜里，包县令换上青衣小帽，准备去北门外找一个人求教。此人年过七十，人唤施七爹。施七爹二十岁起便在县衙门做事，一生给十多个县令当过幕僚，在衙门里整整混了四十八年，是一个更事极多、经验极丰富的刀笔吏。这两年养老住在县城，包县令每有难事，便带着一份礼物去请教。礼物厚薄，视事之难易而定。施七爹接过礼物，往往沉思一会儿，然后说出主意来，包县令照此去办，几乎件件顺遂。
包县令从钱柜里取出一个二十两元宝，小心翼翼地放进袖口里，谨慎地锁好钱柜。刚落锁，他想到今日此事关系太重大了，一个元宝可能会嫌少，又把锁打开，再取出一个同样重的元宝，仔细看好，放进袖口，这才出了门。施七爹见包县令恭恭敬敬地送上两个元宝，乐得透体欢喜。凝神听完陈述后，他抱着一杆长烟筒，石雕泥塑似的靠在椅背上，长时间沉默不语。包县令耐心地等着，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施七爹想出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晚上，守护举劾箱的湘勇将一大沓信函送到曾国藩书案上。像往日一样，他依次将最上面的一封信拆开，准备每一封信都亲自看一遍。谁知这一封信刚读了几行，便大为惊骇。这封信举劾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信上说，曾国荃打下吉安时，偷运了两万多两银子回荷叶塘买田起屋，据说此事是曾国藩授意的。曾国藩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他心中知道，沅甫的确运了不少银子回家，但并非是他授意的。不过，作为大哥，作为主帅，沅甫做这种事，他能逃脱责任吗？曾国藩将这封信锁进竹箱里，继续看下去。
第二封举劾的是邹九嫂乘丈夫外出之时，偷了一个野汉子在家，请官府速派人前去捉奸，以正风俗。曾国藩看后冷笑一声，顺手丢在一边。
打开第三封，他又惊呆了。这封信又告到他的头上来了。说他自办团练以来，打仗无功，争权有术，所办的事情，大多违背国法，不通情理，举了在赣北设厘卡一事为例。曾国藩皱起扫帚眉，把这封信也锁进了竹箱。
他已无心一封封细看了，略微浏览了一下：十几封举劾函，有一半告的是乡间小偷小摸、打架通奸等琐碎细事，另一半告的是驻扎祁门的湘勇官丁的不法情事，涉及地方官吏的，一封都没有。这一夜，曾国藩兴味索然。
第二天送来的十几封，也差不多全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第三天也有七八封。打头一封，便让曾国藩心惊肉跳。这封函告曾国藩私通长毛，与长毛左军主将韦俊私订密约，伺机造反，并有根有据地指出他的不臣之心多年前便已萌发，举了几句诗为证。说他曾写过“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诗句，这里的“君山”就是暗示朝廷。又有“我思竟何属，四海一刘蓉；他日予能访，千山捉卧龙”的五言诗，刘蓉既然是诸葛亮，他曾国藩无疑是当今的刘先主了。
曾国藩气得火冒三丈，恨恨地想：这一定是有人在与我作对，借机诬陷，非得把这些人查出来不可。转而又想：如何查呢？不是自己号召别人举劾的吗？举劾别人可以，举劾你自己就不行吗？倘若此事闹大了，传到朝廷上去，皇上派人来调查，这些是是非非、真真假假的举劾函一旦公之于世，岂不反而坏了大事！曾国藩赶紧从竹箱里取出前两天那些告他和九弟、满弟的举劾函来，点起火一把烧了。思量此事只能不露声色地悄悄平息，方是上策。过几天，恰好宁国府告急，曾国藩便以军情紧急，无暇阅览为借口，吩咐勇丁将举劾匦撤了。
这里，包县令见大难躲过，心里好不畅快，又暗地送给施七爹一匹缎子，嘱咐他千万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宁国府的告急书是鲍超派人送来的。就在陈玉成出兵援安庆的时候，罗大纲、周国虞怀着对叛徒韦俊的不共戴天之仇，带领一万精兵奇袭池州府，一举收复，打乱了曾国藩的军事部署。李秀成率领十万人挺进赣北，与正在浮梁、景德镇一带的左宗棠的楚军激战。李世贤则带领七万人马将宁国府城团团包围。鲍超霆字营有一万人，但驻在城里的只有三千，其他七千分扎在城外百十里地方。鲍超一面飞调城外兵马来救援，又要随身书吏给曾国藩写一封求援书。
书吏受命，关起门来拟稿。鲍超忙布置城内兵勇加强防守。过一会儿，鲍超匆匆赶回衙门，高喊：“求援书发了吗？”
书吏毕恭毕敬地回答：“回禀鲍提督，求援书尚未写好。”
鲍超一听火了，骂道：“十万长毛围在城外，大火已烧到眉毛屁股上，你做啥子去了？这么久还没写好！”
书吏忙说：“鲍提督息怒，这就写好，就写好！”
说完，坐在文案边托腮构思。鲍超看得不耐烦，走上前去怒斥：“你这个书呆子，什么时候了，还调文墨？老子写给你看。”
鲍超夺过书吏手中的笔，在纸上画了一个方框框，然后心急火燎地在方框外画了几十个小圆圈，看看还不甚满意，便又在方框里写了个东倒西歪的“鲍”字，这才放下笔，高喊：“来人啦，把求援书给曾大人送去！”
那书吏在一旁直觉得好笑，却又不敢笑出声来。
鲍超的求援书送到祁门，引起督府幕僚的哄堂大笑。曾国藩也笑了起来，笑后称赞说：“鲍春霆人聪明，这幅画生动简明，胜过文字多了！”
急命朱品隆带三千人前去宁国救援。朱品隆刚走，徽州知府又来告急。曾国藩一时不知调何人去为好。正在为难之时，一人走了进来，说：“徽州是我的属地，你怎么不派我去救援呢？”
曾国藩一见乐了，心里说：惭愧，我怎么忘了他！
七、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原来，自请援救徽州府的是平江勇统领李元度。李元度咸丰四年起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功劳不小。尤其是咸丰五六年间，曾国藩在江西处于困境时，李元度的平江勇简直成了他的擎天之柱。但曾国藩竟然不保李元度一职，李元度心中不满。曾国藩回籍守丧后，杭州知府王有龄利用李元度的不满，和他拉上了关系。罗遵殿死后，王有龄升任浙抚，保李元度为温处道道员。直到看见朝廷发来的咨文，曾国藩才知道这事，对李元度很不以为然。他把李元度召到祁门，明确告诉他，王有龄此举，目的在分化湘勇；而李元度投靠王的门下，也有背叛湘勇之嫌。李元度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又见曾国藩已实授江督，也没有必要改换门庭，遂答应不去浙江。于是曾国藩奏请改授李元度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上谕批下来后，李元度便把平江勇带到祁门，作为祁门老营的拱卫之师。
这时，曾国藩对李元度说：“你去最是名正言顺。徽州乃皖南大城，又是祁门的屏障，长毛打徽州，是想冲破这道门，窜进祁门来，守住徽州意义重大。张副宪防守徽州几年，虽说没有打什么胜仗，但也没有丢失，你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你放心，长毛撼山易，撼平江勇难。有平江勇在，徽州城决不会缺一个角。”
曾国藩见他说得如此轻巧，反倒不放心他去了，但眼下实在调不出其他人，只得正色对他说：“此次围徽州的是长毛的精锐部队，你不可小觑。按理你带勇多年，我不用多叮嘱，但徽州府关系太大了，我不得不和你约法五章。你做得到就去，做不到可不去，我再另外择人。”
李元度心里大不悦，说：“哪五章？你说吧！”
“第一戒浮。你身边有不少书读得好，但并无打仗经验的文人，对其中那些好说大话者，决不可重用。第二戒自负。到徽州后，切莫自视过高，师心自用。第三戒滥。银钱的使用，立功人员的保举，都要有所节制。第四戒反复。为统领者切忌朝令夕改。第五戒私。用人当为官择人，不可为人择官。”
曾国藩的这五章，章章都是针对李元度的弱点而言的，李元度却一句也听不进去。曾国藩刚说完，他便拍着胸膛说：“你也不必多说了，我立个军令状吧，徽州府倘若丢失，你唯我是问！”
“好，一言为定！”曾国藩伸出手，对着李元度的手碰了一下。
“涤生兄，前几天我送给你的《国朝名臣言行录》，你看过没有？”刚走出门，李元度又回过来问。
“哦，看过了。正要璧还，一下子又忘记了。”曾国藩从一个较小的竹箱里取出一大沓稿纸，递给了李元度，“你的这部稿，广采博集我朝名臣嘉言懿行，厚世俗，正人心，异日刊印出来，必是一部极好的教材。我先向你预订两百部，发给两江州县以上官员人手一册，如何？”
得到曾国藩如此青睐，李元度刚才的不快消散了许多。他高兴地说：“涤生兄，你是文章老手，指点指点，让我修改得更好些。”
“要说指点，有一条倒不知肯听否？”曾国藩笑道。
“请说！”
“你的书，局面太窄了。那些山林隐逸，前代遗民，以及姓名不登乎仕版，而节义可愧彼王侯者，被你‘名臣’一词排斥在外了。我想你不如改个名，叫作《国朝先正事略》。如此，刚才所提的那些人，便都可以进来了。你看如何？”
“最好，最好！”李元度拊掌大笑，“就按你说的办。”
“好！那我再多订一百部。”曾国藩大笑起来。
徽州府是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又是皖南五府州的经济中心，历来以牌坊众多、石雕精美闻名于世，城内匠人制的纸、笔、墨、砚，最受读书人看重，尤其是徽墨，与湖笔、端砚、宣纸并称，号称文房四宝中的佳品。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张芾在徽州驻防六年，上个月奉召回京，后回陕西泾阳原籍补持服，留下一万四千兵在徽州。按理说人员不少了，但这些兵已有五个月未领到饷银，军心浮动，不但不能打仗，反而成了徽州城的祸根。知府谭慕白不能统御，闻李世贤的兵已到宁国，慌忙向曾国藩告急。李元度的平江勇开进徽州城的第二天，罗大纲、周国虞率领四万人马就到了城门外。谋士们提醒李元度，缺饷五个月的绿营不可信任，城门不能让他们守。李元度认为很对，立即将东南西北四个城门的绿营守兵全部调走，换上他的平江勇。被换下的绿营士兵，都作为苦力去扛弹药、担砖石、运粮草。本已怀着满腔怨怒的绿营官兵，这下如同火上加油，纷纷骂开了：
“平江勇凭什么赶走我们？我操他祖宗！”
“都是为朝廷卖命打长毛，他妈的湘勇个个发横财，我们五个月没领到一文钱，这个世道还有公理吗？”
“反了吧，老子不为朝廷卖命了！”
有一个愣头小子带头，居然跟着一百来号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银库，谭知府吓得躲在卧室里瑟瑟发抖。李元度大怒，调集八百平江勇将闹事的绿营士兵抓起，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杀头，暂时将变乱弹压了下去。徽州城里的这场骚乱，早已被太平军的细作报告给城外的罗大纲和周国虞。
“湘勇绿营结仇，正是我们破城的好机会。”罗大纲面有喜色。
“绿营有怨气，湘勇有傲气，有怨气则无斗志，有傲气则必松懈，我们可采取收买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周国虞已成竹在胸。
罗大纲点头。周国虞继续说：“据说绿营副将徐忠是一个贪财好货的人，叫老三进去，送给他三百两黄金，叫他在城内发难，只要打开一个城门就够了。”
罗大纲赞同这个主意。
夜晚，在徐忠面前，周国贤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和三百两光灿灿的黄金。徐忠又喜又怕。他知道，徽州绿营憋着一股对朝廷的怨气，现在又加上对李元度的愤怒，军心早已涣散，只要长毛重兵一压，城内就有可能哗变。这些兵痞子，危急之间，是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徽州城早晚保不住，不如得了这笔金子，城破之后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做个下半世快活无比的富翁。但做这种事，他心里总还有些胆怯，犹豫了好半天，才咬咬牙答应了。他召集亲兵营的都司和几个千总、把总商议，每人发了十两黄金。这些都司、千总、把总二话没说，都同意干。约好以放炮为号，亲兵营的人左臂上都系一根带子，太平军见此记号不能杀。
徐忠与周国贤的密谋策划，李元度全然不知。他见绿营兵这些天未再闹事，以为严刑镇压起了作用，又见城头上兵勇都在忙忙碌碌地备战，他放心了。嗜好名山事业的李元度关起门来修改他的《国朝先正事略》，并打算再写一部《历代先正事略》，洋洋洒洒，写它一百万字，好比太史公作《史记》一样，从盘古开天地写起，一直写到明末，将所有卓异人物的事迹，凡可考查的，都查出来。这两本书今后一并刊印，播于海内，垂之后世，李元度之名，也将永垂不朽了。他越想越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