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内薰
“芝啊、金杉啊，再会啰。”如今光是哼起这句，我便想起从前那还没有电灯，昏暗、寂寥、人烟稀少，住在高岗村落时的傍晚。
“芝啊、金杉啊，再会啰。”
孩提时与镇上玩在一块的孩子们道别，我们总会如歌般数着节拍这样唱着。
我在曲町的富士见町长大。说起芝和金杉，仿佛已是好久以前的事情。
“芝啊、金杉啊，再会啰。”
如今光是哼起这句，我便想起从前那还没有电灯，昏暗、寂寥、人烟稀少，住在高岗村落时的傍晚。
与芝这块地方结缘，要从我到三田的庆应义塾教书谈起。
那段时期，我在下町过着漂泊的生活。
我寄宿在新佃岛的海水馆中独自起居，某天接到永井荷风兄打来的电话，说是森鸥外老师接下了庆应义塾文科顾问一职，他自己也会到三田教书，希望我也能去。既然老师都开口了，我自然恭敬不如从命。
我虽完成了在帝大的学业，却丝毫没有到学校教书的打算，也没自信能当上老师。但对于鸥外老师的邀请，我还是很高兴，于是一口便答应了。
从那之后，我每周都会到三田的文学院教两小时的戏剧文学。其实教务处根本没规定我要教什么，课堂表上永远只写着“英国文学”。
与庆应义塾的缘分维持了好长一段日子——尽管校方曾经命我休假，我也主动休息过一阵子，但总而言之，直到关东大地震那年，我都还在那儿教书。
庆应义塾的生活最令我怀念的，是维克斯时代。维克斯时代指的是位在如今大礼堂后方、一栋人称维克斯的小型独立会馆还是文学院教室的年代。
或许那儿在很久以前曾是名叫维克斯之类的外籍教授的宿舍吧。这栋两层楼的旧式洋房楼上楼下都只有四间房，二楼的三个房间当作教室，另一个是储藏室——我在这个房间发现了被退货的《三田文学》，粗草绳胡乱地捆着这些期刊、堆积如山。后来还看过漫不经心的学生将和服裙裤扔在储藏室，穿便服到学校后再偷溜进来换上。
一楼的其中一间房是职员的食堂，另一间是学生的小型活动中心。其他房间大概是当作厨房了吧，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
当时文学院的学生还很少。小小的房间里，大家伙促膝长谈，没什么老师与学生的区别。
有次，我提到博文馆的《太阳》曾征过剧本，由我来评选，当时一名学生诚惶诚恐地、用颤抖的声音说入选的其中一篇是他的创作。那名学生就是现在的剧作家久保田万太郎。
又有一次，一名学生从芝浦的餐馆委托车夫，递了一封信给正在教室口沫横飞的我，信里要我别上课了，快来喝一杯。那名学生就是现在的小说家佐藤春夫。
明舟町
我从新佃的公寓搬到了画家冈田三郎助位在下涩谷伊达迹的住家，之后娶了太太，在冈田家附近买了房子。后来约有半年去了西洋，回国后没多久便搬到赤坂田町的美国大使馆前。
在那里我遇到了祝融之灾。原来是住在背面的意大利人法布里，他买来的底片烧了起来。
当晚，我立刻寻找落脚处，最后在芝明舟町后街的长屋避难。这是我出生以来，首度成为芝区的居民。
明舟町的家狭而窄小，但屋主很亲切，住起来也自在，半年便如梦一般地过去了。
二楼书房围栏的另一头，是歌舞伎演员市村羽左卫门家的庭院。我曾从围栏的空隙里，见到市村下戏夜归后，在院里休息放松。
市村是个大而化之的好人，他常扯着嗓子，从院边向我的书房喊道：
“小山内啊，要不要过来？这儿有好吃的点心唷。”
我则从围栏的缝隙回道：
“谢啦，我现在就去。”
答完便套着居家服直接从正门绕过去，朝偌大的宅邸前进。
如今的家橘——当时的竹松，总会在家里练习饰演伴内，因为他的父亲在帝国剧院演出《祭典佐七》，他便负责临时舞台的伴内一角。
“哎呀、哎呀，堪平啊。”他总在母亲的监视下，苦练一遍又一遍。我觉得竹松很可怜，演员的孩子太辛苦了，将来我绝不让自己的孩子成为演员。然而这样的我，却在今年鼓励三子投身舞台的怀抱。最近我偶然回到地震后重建的市村家门前，令我不禁感慨万千。
明舟町是个极其安静的地方，只有在琴平神社举办庙会的日子才热闹些，平日里总是静悄悄的。或许是因为前有神宫、公园的缘故吧。我想不出还有哪里住起来能这么舒服。
然而我在明舟町的家却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这里没有浴室，家中成员大家都得到澡堂洗澡，孩子却在澡堂感染了水痘。等水痘痊愈了，大家又被虫子叮得受不了，这虫子会两两留下红色的咬痕，疼痛万分。
“那是臭虫。”
不知是谁先这么叫的。仔细一找，才发现柱子、地板的缝隙里，全是臭虫的窝。
我在报纸上找到“驱赶臭虫”的广告，写了信过去。两名西装笔挺的年轻男士带着奇怪的机器，喷出水蒸气将家里上上下下蒸了一遍。虫子因此得以清除，但我重要的书也一并被蒸，全都湿答答的了。
鬼屋
正好在那时候，妻子的姐姐带着一家老小，从摄津的尼崎来到东京。因为姐夫要到美国去了，一家人便将居所迁来东京。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够大的房子，好让姐姐一家与我们一家同住。姐姐那儿全是女孩子，胆子很小，我则受够了被南京虫骚扰，因此这个主意很快就定了。
某天有人告诉我在高轮车町的海岸有合适的房子，我二话不说立刻前往勘查。
从电车的停留场走五六间，靠左手边马路一直往里面去，有一扇偌大的门。一进门，我先是被门卫的住处独立成一栋吓了一跳。
这屋子的玄关富丽堂皇如大名的豪宅，浴室像饭店的大澡堂宽敞明亮，厨房的木头地板铺了超过十张榻榻米大，库房有整整两栋，后头还有一个大到能当羽球场的空地。房间有二十多张榻榻米大，而且楼上楼下还各有两间。庭院里有水池，还有假山，对面是海。别说厕所了，连浴室都上下楼各有两处，而租金竟然只要七十日元。当然，当时的物价还很便宜。
姐姐家共有五个孩子，我家则有两个，光是小孩就有七人，由于这儿又大又划算，我们两家便立刻搬了过去住进一个屋檐下。
然而，虽然隔了一些距离，但庭院与海之间铺了好几条轨道，门前不但有市内电车通过，有蒸汽火车往来，还有货物列车通行，左右络绎不绝，丝毫没有节能省电的意思。在面向庭院的房间与客人谈事情时，每当电车呼啸而过、蒸汽火车轰隆驶过，就会完全听不见彼此的说话声。这样的噪音几乎从早到晚，真正静下来时刻的只有半夜两三个小时而已。
原来如此，就在我以为这就是便宜的原因时，妻子夜里却开始噩梦连连，还撞见一袭白衣的诡异身影。接着有人在屋后库房发现门上贴着《怪谈乳房榎》的节目单，引得众人又是一阵惊呼连连。那时还有个面生的年轻鱼贩，到家里留下了马鹿贝的蛤肉，家人吃下后上吐下泻，而那鱼贩事后并没有来收钱。由于太过蹊跷，女眷们开始疑神疑鬼，经过一番调查，赫然发现这屋子从前的主人因为经商失败，在库房自缢却没死成，最后投入院中的水井才毙命。如此想来，这房子现在归农工银行所有，每月租金得去银行缴纳，说古怪确实是古怪。
最后大家愈想愈害怕，我家便搬到了麻布的森元，姐姐家则迁往爱宕，没过多久，高轮的那间屋子便被拆除，改成车库了。
一晃眼，这件事已过了十年，实在没想到当时在东京，还能遇到这种事。
芝浦
前面想起了高轮，其实我在芝浦这块地方，也有难忘的回忆。
这事距今已经超过二十年了，当时芝浦还是块烟花地，许多艺伎与采花客都在这儿偷偷找乐子。
那儿有一间名叫芝滨馆的餐厅兼旅馆。令我怀念不已的，是在此进行的《第二次新思潮》编辑会议。
《第二次新思潮》的同好有谷崎润一郎、和辻哲郎、后藤末雄、大贯晶川、木村庄太等，另外还有友情客串、如今已是精神医学权威的杉田直树。
木村庄太的家兄是芝滨馆的老板，庄太便从中斡旋，借了一个房间不时举行编辑会议。我只负责打杂，不过，在那正面便能眺望海岸的大房间里，闲来无事下我也给过编辑两三次意见。
过世的大贯与木村庄太是藤村党，时常到藤村位于代地的宅邸拜访他。后藤是荷风党，喜欢致敬永井的小说。和辻计划写出日本的《安娜·卡列尼娜》。谷崎则不崇拜任何先进，始终孤独走着自己的路。
我陪写的情欲短篇小说《反古》惹了祸，《第二次新思潮》第一号甫出刊就遭到禁卖。
我的名字也在编辑群里。当时我住在下涩谷，被传唤到了新宿的警察局。
“你好，这小说似乎有点煽情啊。”
一名年轻的法学士局长对我说道，要我写悔过书。原本我以为这样就能息事宁人，不料他们竟拿悔过书当证据起诉。结果，不但杂志遭没收，同好间当时经济最宽裕的木村还付了罚金。
我为这群年轻人——话是这么说，但我与他们的年纪其实相差无几——帮期刊处理杂务，附上一篇不写也无妨、仅仅是陪写的小说，竟搞得大家鸡犬不宁，如今都还觉得对不起他们。
我记得内田鲁庵老师在读卖新闻还是哪家报纸上，还针对那部短篇小说的内容把我痛骂了一顿。
最近我去了一趟久违的芝浦，对第一海埔新生地变得如此辽阔大吃一惊。对以前那片浅滩成了壮观的码头瞠目结舌。对建筑物全是仓库，丝毫没有餐厅与旅馆的影子目瞪口呆。
唯有在大海另一头的滨离宫黑松，一点都没变。
我一望见那黑松，立刻想起了《第二次新思潮》创刊号被禁，真是个莫名其妙的联想。
森元町
麻布的森元是个好像没特色又似乎有特色的地方。
那里正好是天文台底下的洼地，从饭仓四丁目的停留场穿过细长蜿蜒的小径就能抵达。以前这里似乎有过小规模的剧场，从芝公园的山上还能见到剧场的旗帜。
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曾见过小妾、女演员、旧剧的旦角住在这儿。不知是否是我多心，感觉在这儿筑巢的全是不愿见光的人。
但我并没有不愿见光，住这里主要是因为走路就能抵达庆应义塾。每周我都会过一次古川桥，登上纲町的高台，踱下坡道，从后门走进三田的教室。我的孩子们还小，就送他们到芝公园的幼儿园就读。
由于市村座聘我当顾问，我几乎每天都得从这里前往下谷的二长町。又因为菊五郎住在芝公园，所以我曾到他家拜访过两三次。第六代菊五郎是个健谈好客的人，总是将客人留到很晚不让人离开。但因为我住得近，所以也不怎么顾虑。第六代在公园的宅邸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偌大的厨房地板下，储藏了好多瓶气泡水。第六代菊五郎很会喝威士忌。
麻布有一间叫作更科的著名荞麦面店，就位于森元街道的尽头。左团次自先代以来，总会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率领同门子弟到这里吃荞麦面，这是他们的师门传统。某年除夕，我还邀请过高岛屋顺道到我位在森元的家中一聚。
森元的家与高轮的鬼屋不同，虽然小得鼻子都会碰到墙壁，不过日照充足，周围又宁静，住起来比想象中舒适。当时我已添了第三个孩子，然而三个孩子却都相继病倒。
我在外头被电话唤回，一路不知飙了多少车。如今一提起森元，我还是最先想起孩子们的病容。那时我时常照顾排排睡在一块儿苦苦呻吟的三个孩子，彻夜无眠。
家门前有户水井，据说这井不吉利，有人便找了一名来自根岸、会看风水的老染匠来端详一番。
“这叫寡妇家屋，必须立刻搬走。”
老者冷不防地说。
“寡妇家屋是指……”
妻子问道。
“就是守寡，一家老小都会丧命。”
那可不得了，于是我们赶在第三个孩子还因流感卧病在床时，请风水老师指导，于四谷找起房子，终于在坂町发现一栋不错的屋子。将昏睡的孩子用棉被卷起来直接抱上车后，举家便搬了过去。
孩子的病自那天起就好转了。
当然，这肯定是凑巧。但从那以后，妻子便笃信风水。
可是对于长期四处租屋的我而言，风水还真不方便。
龙土会
在麻布的另一个回忆，就是龙土轩了。这是一间古意盎然的小西餐厅，位于麻布第一连队区前。我的前辈们曾在这儿聚会，取名龙土会。
常跟在国木田独步、岛崎藤村、柳田国男、田山花袋、中泽临川、蒲原有明等前辈后头的武林繁雄（无想庵）等人以及我，也经常参加龙土会。
我猜最早发现龙土轩的，应该是旧白马会的人。因为和田英作与冈田三郎助等人，早就是这家店的常客。老板的法国料理艺据说是向外国人学的，自从巴黎归国的洋派画家们一吃成主顾后，店里便高朋满座。
龙土会这个集会，在当时的文坛拥有非常庞大的势力。当然，当时的文坛有分派系，像是早稻田派、赤门派、文学界派、砚友社派等等。但龙土会却包容了所有党派，会里大家平起平坐，每个派都有人欣然前来。于是长谷川天溪来了，川上眉山来了，小栗风叶来了，德田秋声来了，生田葵山来了，诗人来了，小说家来了，评论家来了，画家也来了。
像我这样的晚辈也能参与这个盛会，令我感到万分的感激与光荣。
龙土轩的老板是个蓄着八字胡、极有品位的男人，耳朵有些重听。老板娘在赤坂的八百勘帮佣打扫，一年到头梳着丸髻。
这家店对于料理极其讲究，在龙土会时期甚至有些走火入魔。红叶山人过世后，菜单里多了一道“红叶山人白骨”，把大家给吓坏了。这是用鹿之类的骨髓做成的，上头插着玩具似的小塔牌代替牙签。
在龙土会，大伙黄汤下肚后，时常辩论不说，有时还会吵起来。我也被一名会员塞过酒瓶，要我灌温厚的柳田几杯。当时我们彼此之间都没什么顾忌，不论是作品还是生活，都是有话直说。现代已经没有那样的风气了。
最后，连后辈阵营都醉成一片，还冒出了这样的脏话：“唉，小内山，我瞧你这小子到藤村面前连头都不敢抬一下，真是个窝囊废。”
里头最振振有词的，就是国木田独步了。他总是口沫横飞地将旧文学痛骂一通。那带刺的挖苦，如今都还留在我耳底。
现在的龙土轩在上一代夫妻过世后，由忠厚老实的养子继承经营。当时我们写完扔掉的信纸，也被好好地保存了下来。
写着大大的古今独步，下面署名国北生的，是国木田独步酒后的神来一笔。在自己的画像上补上鬼一般的角，属名毒哺生的也是他。画了电车的草图，底下写着An Engineer的是中泽临川。画了女学生的脸，下头附注“崇拜女学生”的又是谁呢？最近我见到久违的这些，当真是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