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安静地躺在，他的思绪飞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小村子里。
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我三岁时被送到姥姥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自然、快乐的时光。
至今我还记得姥姥给我做的摊饼：半碗白面糊糊，拌葱花，转圈浇在柴禾加热的灶台上大铁锅底里，再用铁铲子娴熟地抹薄抺大抹匀。什么调料都不放，纯天然，当然那是因为什么调料都没有；大约只放些盐，吃起来并不觉得淡；鸡蛋也不放，鸡蛋倒是有的，院子里养了很多鸡，但那是卖钱的可换衣服啦什么之类的。只记得那大饼极筋道，卷起来，使劲咬着吃；那可是我解馋的美味。只要我揪着忙里忙外的姥姥的衣角向她嚷道“饿了”，姥姥一准儿会抽空给我做的。还有一种饼是红糖饼，发面稍等包一些红糖，按成手掌大小圆饼状，搁大铁锅里慢慢烙；但却很少吃，因为这既需要红糖，又得有烙饼的闲暇，很难得。
姥姥一个人要喂猪喂鸡喂兔；要莳弄园子里的疏菜。傍晚，牛、骡子、羊群也都回来了，小羊“咩——咩——”地叫着。各家的十几只羊是不值得派专人去放的，统一让羊倌去代放；想要从羊群里找出自家的羊，是颇不容易的，有的人家便在自家的羊背毛上涂些红色紫色的圈，但姥姥就能把自家的羊认得一清二楚。姥姥是家里的总管，管一个丈夫、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当然还有一个我，我母亲是老大，我也是最大的外孙。现在想来，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啊！累自不必说，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但在我的记忆中，姥姥却把它们安排得游刃有余。姥姥是一个身材清瘦，说话声音尖而高扬，让人觉得很有精神力量，清癯的脸上总带着笑，仿佛那些生活中的苦，对她来说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她时常坐在门口的大平石上一边缝补衣服，一边和邻居婶婶们聊天：桥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王官人屯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儿，用她们最朴素的心灵评判着对与错，是与非。等到吃饭的时候再把这些若无其事地说给孩子们听，乡村的道德就这样传播着。姥姥极护孩子们，容不得他们受一星半点的委屈，领着孩子去人家里问责；这也助长了孩子们的骄惯之气。
那时候，唯一的电子产品是一个收音机匣子，舅舅们喜欢的不得了，央求姥姥给做了一个大红绒布套子，听罢便罩着，以防尘土侵入。各屋里只有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为了省电要瓦数最小的，而且是要早早关了的；姥爷常常颇为自豪的对我们说，“灯头朝下，现代化啊！”睡前，我便踩着红漆木窗台爬上靠墙松软的被褥垛上，拱啊拱啊，直至被褥倒下来，我也顺势滚了下来，舒服极了，心里美滋滋的。姥姥、姥爷假装板着脸说，“小灰鬼”；小舅舅愤愤的绷着脸撅着嘴。姥爷是个瘦小的老头，留着山羊胡，有点儿驼背，他比姥姥大了十几岁，但是精神矍铄，两只小眼睛炯炯有神。那时，姥爷在地里种了西瓜，赤日炎炎，一个老头弯腰在瓜地里整枝打杈，压蔓，授粉，选瓜，浇水，除草，灭虫。他还在地头用树枝搭了一个小屋，盘了一个土灶炕，便于休息和热饭。夕阳西下，蚊蚋麇集，姥爷燃起艾草来驱散，浓烟弥漫，呛得人眼泪直流，姥爷仍被叮的满身是包，就用一个干玉米轴，轴心插一根筷子，做成一个最有效的痒痒挠。庄户人家的辛苦，是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吃着甜沙西瓜的城里人所不知道的。姥爷偶尔也领我去他的西瓜地里，给我挑选一颗品相不好难以出卖的西瓜来吃；香甜极了，我以为。有时我放了一个屁，这时的姥爷却极和蔼，笑眯眯地说，“屁是一只虎，放出来无人堵，派了三千人，嘣死二千五，剩下五百人，鼻孔眼窝净是土。”笑得我腰都直不起来了。
白天里他们该下地的下地干活，该上学的上学，家里只有我和姥姥了。院子里成了我的乐园。我可以踩小凳子攀上东墙边屋檐下兔舍顶部二楼鸡窝里去找鸡蛋，母鸡下完蛋挺胸抬头“咯咯咯咯”地叫个不停。有时姥姥高兴，会抓上一把玉米来撒过去，然后取走鸡蛋放在堂屋的米柜里；鸽子们也飞过来抢食了。舅舅们养了一大群鸽子，有白鸽、瓦灰、雨点，还有黑顶盖鸽。我时常想逮住一只，蹑手蹑脚过去，但总也逮不住；小舅舅却常常能逮住鸽子，双手捧住倒过来不知看着什么，说着什么。我可不关心那些，我觉得每只鸽子都很可爱，我只是要跑过去轰它们飞起来，就很开心，可它们只打一个旋儿，又落下了。舅舅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些轻便哨子，圆柱体状，中空——我不明白是怎么样做出来的，漆着红漆，拴在鸽子的尾翎上。每当鸽群在瓦蓝瓦蓝的天空中翱翔盘旋时，便“嗡嘤嗡嘤”地响着，整个小村子都能听到的；惬意极了。
有时跟在姥姥屁股后面猫进西屋前用干沙棘枝儿圈起来的小菜园子，种有黄花、豆角、南瓜……豆角有长长的丝蔓，沿细绳直爬上屋顶，开着繁茂的浅紫色花朵，碧绿的豆角根根垂立着。我也很乐意帮着干活儿，却常常不被允许，原因是我揪着豆角使劲地拽，这样会把豆花儿、小嫩角、叶子一同扯下，有时还会折了茎蔓。所以只允许我采摘下边根部的老豆角，可我关心的是那些仰头可见的最高处的那一个，只觉的那一个才最骄傲了。四边里大大的叶子下藏着一个个皮糙肉厚的南瓜，茎上开着一个个钟形的金黄花托，黄灿灿的，直印到我的心里。有花托下还结着一个小南瓜的，是雌花；有细长的花茎上一个单薄的花托，是雄花。将雄花的黄花托扯下，露出柱状的花蕊，把它倒插在雌花瓣状的蕊中，便授了粉，才可以长出大南瓜来；否则便枯萎了。黄瓜的顶部戴着一朵娇艳的黄花——我对黄色的花有着特殊的感情，觉得它娇而不媚，艳而不俗，也许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吧。翻开蒲扇形叶子，偶尔会看到新绿、柔嫩，透明小翅膀的蚜虫，可爱极了。姥姥却大吃一惊，“呀！又生虫子了，让你大舅打药吧。”也种植西红柿、茄子、青椒，从西红柿藤上每层叶子和茎的胳肢窝里伸出像墙上壁虎的爪子样的细茎来，结出四五个紧攒在一起的深绿色圆球来，等到变浅发白时，我就天天关注着最低下的西红柿，看哪个最早红了脸，自然是归我吃了，那味道要好得多，我以为。不过我常常等不到全红，每天巴望着，刚红了半个脸，我便把它摘了下来。“姥姥，这个红了。”姥姥瞧了一眼说，“还没有红透呢，这一半还是白的呢。”我承认，但我得找个理由，“我在它上面一摸，它自个儿就掉下来了。”姥姥只是抿着干瘪的嘴笑笑。绿油油的青椒，棱角分明，像一座座宝山倒挂在那里；茄子有深紫色的皮，油光可鉴。时常会飞来一两只蝴蝶，有白的、黄的，黄的最狡黠，停在黄花上，一动不动，很难被发现。我也将计就计，轻手轻脚地过去，有时心急了，碰到了枝叶惊跑了，最好是在它看不到的方位，就近时凝神屏息，还要果断而迅速地出手捏住它的翅子。然后放在屋子里，看它到处飞；我还弄些绿菜叶子，把它放上去，可是它们一般不会理解我的好心，惊慌地逃走了。过上一天，大人们便会说，“放出去吧，再不放就死了。”我便把它们放生了。村里人对动物是极为宽容的，或者说他们更懂得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屋子里的金龟子也很多，大约是窗玻璃缝太宽爬进来的吧，不知为什么，它们老爱往屋里钻，尤其爱呆在锅边灶上的地方，许是找暖和吧。姥姥拿着扫炕笤帚、簸箕把它们撮出去。
牛和骡子白日里是要下地干活的，傍晚时拴在东边紧挨着南院门的两间牛棚里，我不敢过去。牛比较温顺，舅舅们牵着缰绳，我可以顺毛摸摸它的脖子，它的头，屁股近旁是不让去的，怕被踢了；骡子脾气倔，会咬人，除非给它戴上辔头。有时我去看姥爷和舅舅们在南房里用铡刀切玉米秆子。按铡刀是力气活，将一抱玉米杆往铡槽递进多少才是技术活儿，要长短均匀。我走近了，尤其是要帮着捡出杂物时，姥爷会骂的，这却是真心骂的，我听得出来；不过我也懂得，他们是为我好。
日头西斜，当院子里的一切给镀上金光的时候，羊群回来了，小羊“咩——咩——”的叫着。我最喜欢小羊了，看着它蹦跳，欢叫，喝奶。我抚摸它。小羊喝奶时，姥姥是不允许我靠近的，我于是悄悄地钻进西房羊圈里摸上它一两下子；因为它不喝奶时，我很难靠近的。东墙边中间是猪圈，猪圈一般是不大去的，太臭了。猪躺在圈里爱动不动的，只有吃饭的时候，猪从圈里跑到猪食槽前，那简直是一个百米冲刺的健将。母鸡也旋摸过来分一杯羹，猪把它们轰跑了，一会儿再过来，再轰走。黄狗有时候也过来吃，此时猪却不大去理会，大约也是欺软怕硬吧。黄狗一般都是懒洋洋地卧在阴凉地儿，只是看到舅舅们出门时，才像箭一般的从门缝挤了出去，到外边撒个欢儿。猫咪白日里眯着眼睛睡大觉，高兴时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一旦行动起来，又是那样灵活，迅捷无比，在屋脊上也能看到它那矫健的身影。猫咪是颇能自娱自乐、自嘲自解的动物，它还能将自己的尾巴当做玩具来玩；我远远地看着，乐不可支。但我憎恨猫，因为它吃掉了我养在玻璃罐头缸里的蛇鱼。小舅舅说，它用爪子一捞就捞走了；我很确信，我就亲眼看见它用爪子捞的，只是那一次没有捞着，被我气愤填膺地赶跑了。但蛇鱼依旧没有摆脱恶运；我看着空空如也的罐头瓶，嚎啕大哭起来。姥姥先去装作打猫，再来安慰我，“明天让舅舅再领你去捞蛇鱼，捞好——（我们那里的方言念平声）多，下回放在那个细嘴儿玻璃瓶里，猫就捞不走了。”我才作罢。所谓的蛇鱼应该就是泥鳅，滑溜得很，须紧紧地握住才行；把它扔在溪边的软泥上，仍能蜿蜒窜进溪里去。
门前不远处就有条小溪，那是我散心游乐的地方，但需有大人们领着才好。小舅舅常带我去抓鱼。普通小鱼我不稀罕，因为养个两三天便死去了，肚皮朝天的躺着，让我很是失望和伤心；只有蛇鱼才能养久，看着它在长颈大肚玻璃瓶儿里上下翻飞地游来游去，我觉得它很快乐，此时我也很快乐。小舅舅也带我去捞虾，用筛子去捞，要捞一大碗也颇不容易呢。一次小舅舅用铁锹在小溪的窄口处筑了一道拦溪坝，在中间开了一个小口子，把筛子就在口子的流水处；那一下午我们满载而归。倒在大铁锅里炒着，虾身子便蜷了起来，变得红红的。那一次我们吃的很过瘾，连一向说“不吃，我不吃”的大舅也大嚼了一大把呢。
小溪的一条支流的源头是口泉眼，咕嘟咕嘟的日夜不停地往外冒着清流，干活的人渴了，自然会走到那里去，用双手掬起来喝，清冽极了。有一次，我喝完水正好想尿尿，便尿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小舅舅就把我叫过来指着说，“你看，那个人、那个人，还有那个人，都喝过你的尿嘞。”我们都笑起来，笑得很开心。我们当然知道，那童子尿早已随着泉流而去，不见踪影了。此后，我再也不往泉眼里尿尿了；但我会往里扔石头，看着石头无声无息地沉下去，才知道什么叫深不见底。小舅舅说，有一次他往下扔了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有泉眼口那么大，只是冒了几个水泡，便又不见影踪了。我们想象着，泉眼下面很大很大，于是害怕了起来，怕我们脚踩的泉眼边上的泥土沉陷下去。大人们是不让我靠近泉眼的，尤其是我妈，听到这事儿，便大叫了起来。几年前我还去寻找了那口泉眼，大舅说早没了，他是不会关心那口泉眼的，哪天有机会我还是去问问小舅舅——小舅舅现在已快半百了吧。
小舅舅有时也会领我去林子里打鸟。将弹弓打鸟可是一件快意的事，但仅限于麻雀，因为它们会吃谷子、黍子和小麦；鹊是报喜的鸟儿，且吃害虫，我们是绝不会侵犯的。装上石弹，拉满弓，瞄准林子里的一只麻雀，发射！那麻雀被打了下来；要是恰好打在脑袋上，就一命呜呼了。有一次舅舅们都去打鸟了，共打了十几只麻雀。麻雀性子很躁的，用线绳拴住腿，还不住地乍翅乱飞，显出气急而绝望的神情，养不过夜的。只有在小麻雀刚出生的几天里，还未长出羽毛浑身通红，从檐洞或树窝里掏来，也可以养过几个月的，——太小了也不行的，眼还未睁，还不会吃食，无法喂水，喂米，喂虫子。小舅舅曾经就养过一只，支在手指上，双手食指捯着，那小鸟便扑棱着翅子，可爱极了。但也得防它飞去，有时会来一只大麻雀带它飞走；也要堤防那只猫叼去的。小舅舅会用竹筛子把小鸟罩起来，还让姥姥看住那只猫。在那个食物匮乏的年代，烤麻雀也是一道菜，一道肉菜。摔死后，放在灶火里烧着吃，人人有份。多数的时候，小舅舅打个三两只回来，烤焦黑了，剥了外层的黑皮，腾出热气来，散着肉香味。小舅舅吃头，嚼得津津有味；于是我疑心那很好吃。直到几年后的一次机会，我带着姨弟姨妹们忆苦思甜时，才尝了那个味道，焦干难咽，一点都不好吃。大约是他小的时候，哥哥们也是这样做的吧。胸脯的肉最大块了，当然归我，不过肉柴，味道比不上两大腿的。现在小区里到处是麻雀，觅食，追逐，叽叽喳喳地叫着；无人问津。做饭时，时常会在灶火旁用火铲放几个山药蛋子，用炉灰蒙住了，说是这样吃起来更沙。饭熟了，山药蛋也熟了。铲出来，黑不溜秋的，一拿一手黑，我挑一个比较干净的；三姨笑笑，她很会剥去黑皮，露出里面金黄的薄皮。三姨把一个剥好，用两个手指捏住了给我看，眼红我；我便把我那个剥的黑一块黄一块的跟她换了去。她接过去，一会儿，把那个剥的更周身金黄了，又故意拿着向我展示；我便又换了回来。
在姥姥家里，我没有看过一本书，也没有写过一个字，但我认识了花鸟鱼虫，各种动植物；它们鲜活、灵动、自然、生机。我无忧无虑地感受着大自然的一切奥秘：光与色，音与乐，花草的香，西瓜的甜，风雨的润……我学到的知识，没有书本的教条。我的数学不是从1+1=2开始，那么抽象，那么形而上学；我是从一棵树、两棵树，一只蝴蝶、两只蝴蝶的实物开始计数。我的国文更加生动形象，蝴蝶蹁跹，蜻蜓盘旋，甲虫装死，蚂蚁找食，我幼小的心灵去听去看去感受湛蓝的天、悠然的云、和畅的风，阳光从房舍四围杨树的绿叶子钻过来，一日里千变万化……或者说我就是大自然的孩子，未遭戕害而已，我就是那“儿童急走追黄蝶”的画中人。
姥姥的娇惯，也会养成我的一点儿小自私——占有的欲望。有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个卖冰棍儿的，那时的冰棍儿就是一块添加了色素糖精的冰疙瘩，但这在炎热夏天也是极为难得的。姥姥给我和小舅舅各买了一根，可我却哭闹得不行，非要两根都属于我。这就犯难了，小舅舅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而且冰棍儿也是很稀罕的，不像麻雀、鱼虾那么容易得的。当我看到小舅舅嗍冰棍儿的那一刻，任性和骄气涌上我的心头，那是我的，我的!我使出我的绝招，哭得撕心裂肺，声泪俱下。姥姥没了辙，和小舅舅说好话，把哄出来的冰棍儿给了我。可是欲壑难填，已经迟了；我把两根冰棍儿都夹在腿中间，用手使劲拨拉着。姥姥说好话也不管用了；小舅舅呆在那里，手足无措。我已经无可救药了，气急败坏地撒了一泡尿，得，冰棍儿谁也吃不成了。
这是姥姥后来对我常讲的事情，我却记不清，当然记不清了，当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他还能记得什么呢？我的印象仅是：我大哭，哭累了，睡了，醒了，天已经断黑了，我的泪迹还未干，我又委屈地哭了，因为他们没人理我，哭后仍没人理我，我透过泪珠看到昏黄的灯光一晕一晕地扩散开来。没人理我，真的没人理了，算了，没用的，我的气也消了，睡吧，睡了。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适可而止。
我还记得，我很善于表现自己；当然，我也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大人们的宠爱和夸奖。有一次，小舅舅病了，他却无论如何不吃姥姥喂的药，说是苦的。我便给大人们表演吃药，从西屋跑到堂屋，再跑到东屋，再跑到西屋，告诉他们，我可以吃药，很容易的，喝点儿水就漱下去了。那跑来跑去的模样，我至今还记得清楚。与其说表演给别人，不如说表演给我自己看，所以我能像个局外人似的旁观着我自己。
还有一次，大约是谁要过生日，总之舅舅、姨姨们都在，都忙着做饭。他们喜气洋洋，却与我无关。我因为他们不再关注我，很是生气，独自躺在西屋的炕上，觉得干什么也没意思了。靠炕头的那一边晒着梅豆，我打个滚儿过去，无聊地玩那些有着红色花花点点的豆子。我忽而想起一个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法子，于是我把一粒豆子塞到了自己的鼻孔里；还是没人注意到。我又往里捅了捅，坏了，豆子出不来了；我急得大哭起来。结果他们都跑过来围着我焦急地想着办法……我只记得这里了，至于后来是怎样将豆子弄出来的，全无印象了。三姨告诉我，揪又滑不溜秋的揪不住，越抠越往里，大家饭也没心思吃了，最后是堵住另一个鼻孔，使劲往外擤，豆子被喷出来时，已经被浸大了，——要是再迟一些的话，只有去医院取了。
其间，妈妈肯定是常常来看我的，但我却一次也不记得。姥姥告诉我：妈妈临走时，我哭得悲痛欲绝，好像要失去了世界上的一切，——我心想，这也许会让姥姥失望，甚而心凉一下，但随之想到这才是人之常情而欣慰——妈妈便回来，再抱我，再走时，我便更使劲地哭；妈妈也泪流满面，直至被人推出了屋门。
也许是妈妈想我的缘故吧，也许是我大了一点儿的缘故吧，我被接回家。父母上班的时候，我就被放在一年级的课堂里——那时没有幼儿园，母亲当时是民办教师，所以走了本校的一个后门儿——这些我也没有一点印象。妈妈后来常对我说：“老师说你根本就不听课，双手吊着比你还高的桌子的横档打秋千，写字更无从谈起；老师歉意的和我说一点儿都教不会你，我说学会学不会无所谓，只要别出事就行，看到你用左手写字时就打。”结果我没有养成左手写字的习惯，仅仅是左手吃饭而已。
我美好的童年一去不复返了。我被扔到了一个叫学校的地方，面对着太多的人和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什么好的回忆，甚至是少有记忆；我只记得我身体单薄，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
“我也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很想念我的爷爷。可是他在几年前就去世了。”铃子的眼眶里噙着泪花。
